何克希同志四川峨嵋人。我与何老是同乡，又属成都高师先后同学。1977年我任省政协委员时相识来往。至1979年初，我借调到省政协对台工作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何克希同志是省政协副主席，兼任对台工作委员会主任，他每天都到办公室来，事无巨细，躬亲过问。例如联系的台属、侨属、国民党政军人员有多少？他们的生活状况，政治待遇如何？宣传教育工作如何等等。他一再向我们说明：统一战线是我党三大法宝之一，政协组织是执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机构，我党对统战政策贯彻执行得好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过去我们在浙东，就是这样做的。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又掌握了几百万军队，因贪污、腐败、官僚主义、排斥异己，搞得国困民穷，怨声载道。我党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一切反蒋的知名人士及广大人民群众，配合了武装斗争，打垮了蒋介石800多万军队，推倒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所以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他们历来都很重视统战工作。何老不但经常跟我们讲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还身体力行。在他担任政协副主席时，按照党的统战政策，对国民党军政人员、高级知识分子做了不少团结教育工作。例如辛亥革命老人张任天，原住在上城区布市巷一家大院门口的过道中，生活条件很差。何老得知后，就积极与各方联系，四处奔波，终于使张老分配到一个大套住房，大大鼓舞了张老四代儿孙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张老在108岁高龄时仍耳聪目明，深感今天的幸福晚年生活和何老当年积极为他奔走是分不开的。又如一个留美的高级知识分子黄先生，曾任杭高校长，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生活靠外地子女维持，比较困难。何老鉴于黄虽年事已高，仍积极从事对台、对海外的工作，就推荐他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黄先生因生活无人照顾，打报告请求把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媳妇调来杭州。何老不仅在报告上签署同意意见，还亲自帮助做工作，使黄先生的儿、媳很快调来杭州，父子一家团圆。黄先生因生活有人照顾，更积极工作，撰写了不少对台宣传稿件，为义乌从台湾引进“三资”，繁荣了社会经济。还有一位曾任杭州教育局长、杭高校长的钟先生，不愿随蒋介石外逃，留居杭州，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判为“死缓”，遭到亲属的埋怨，朋友的歧视，甚至被人拒之门外，饭也吃不上，穷困潦倒，几濒绝境。何老为帮助钟先生落实政策，与各方联系，化了很大精力，终于解决问题。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何老私人拿出40元钱，命我转送给钟先生，并转告他已获批准为省文史馆馆员。钟先生既有生活待遇，又有劳保，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我这一生一世，早已绝望，料不到今天得到党的照顾。”在旁的亲属亦为之动容，异口同声的讲：“感谢共产党，感谢何副主席！”钟先生以后积极参加学习和工作，提供不少有关台湾资料，主动与海外亲友联系，宣传党的政策。其他如原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东南日报》总编辑房先生，丽水起义县长张先生，余姚、绍兴县长林先生，起义将领刘劲持、叶芳等，过去都不认识，但都得到过何老的关心和教益。他们对何老身体力行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不顾私利，团结广大党外人士，为祖国统一工作作贡献，深为感佩。大家对台工作积极性很高，现身说法向海外、台湾亲友宣传，解疑释惑，使得原不敢通讯的有信来了，原不敢回来的率全家老小回大陆探亲访友了，在赢得人心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一次我和何老到杭州植物园参加省民革的活动，归来时没有向机关要车，也没有乘公共汽车，而是步行。我俩边走边谈，何老对我讲，“一个革命者，不但自己要坚持革命，而且要团结广大有志之士参加革命，团结的人越多，力量越大。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对台胞、台属、侨胞、侨属、知识分子及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统战政策，我们要好好学习，多做些调查研究，多搞些宣传教育，多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和建议，协助党落实政策，有利于祖国的统一。”何老还问我：“你申请过入党吗？”我回答说：“原有这个愿望，但考虑到自己家庭成份不好，又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思想斗争甚久，还是无勇气申请。”何老就热情地开导我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这是毛主席说的嘛。出身不能选择，革命的道路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你参加革命已几十年了，经历了不少考验，应坚信党的领导、党的政策，不要有顾虑，大胆提出申请吧！”他还说：“共产党不会拉人入党，要你自己申请。”作为一个党外人士，我听了这番话，心情十分激动，更振奋了精神，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中午带一盒子面条，吃了就工作，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同时严格要求自己，最后，鼓起了勇气，向党提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终于在何老逝世后不久，我被批准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把何老对我的教导，时刻铭记在心。我虽已83岁，仍每天全日上班，积极投入对台工作，每年接待“三胞”(台胞、侨胞、港澳同胞)数十批，海外通讯联络百余次，有时还引进外资等等。我要遵照何老的教导，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何老的身传言教，感动了很多党外人士，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记得1978年冬，省政协成立对台工作委员会，1979年初成立工作班子时，最初仅我一人，后来杨健、黄初葵、房宇园、项德颐、夏竞人等人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党外人士，不计报酬，不怕劳累，调查研究，跑遍杭城，积累了不少国内外台胞、台属及一切有影响人士的活资料，组织写作队伍，写文章向海内外宣传，获得海外亲友的好评。他们还每日接待来访者2—3批，多时10余批，代为找海外亲友，转送信函，帮助落实政策，解决工作、住房、子女入学、参军等问题。整个对台办公室热火朝天，确实做了不少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都是和何老当时正确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分不开的。

　　1982年12月，何老逝世那天，噩耗传来，很多党外知名人士，痛哭流涕。一位高级知识份子边流泪边说：“过去，有的亲朋好友要和我划清界线，冷眼歧视。何老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宽敞胸怀，根据政策，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邀请我到他家作客，改变了我的艰难处境，鼓励我重新工作的勇气。可惜这样的好领导，却先我而去，怎不叫人痛断肝肠。”他竟因此病得卧床三日不食。一位政协常委讲：“何老这样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和群众交朋友，省政协真正是党外人士的家了。”一位起义将领说：“何老是个大有可为的人，却先我而去，实在太可惜了。”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我和何老是同学、同乡，参加革命后接触最多，对他的突然逝世，内心的悲痛之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何老是党的好干部，是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典范，是引导我走向革命的好导师，我决心以他为楷模，忠于党，忠于人民，积极工作，不计得失，呼吸不停，奋斗不止。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