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光明荏苒，何克希同志离开我们已快21年了，每当我回想起跟随他在慈溪农村搞社教那段同生活、同劳动、同工作、同学习的日子，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他那和蔼可亲的身影。

　　(一)

　　何老是在1966年4月初到慈溪蹲点搞社教的，那时他刚从北京调来我省任省政协副主席，是他继抗战胜利奉命率浙东游击纵队北撤，离开浙江20余年后重回浙江工作，他对浙江的大地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一到浙江，刚安好家，就立即向省委提出要下去看看，于是就决定到他当年战斗过的慈溪蹲点搞社教。

　　到慈溪后，正值慈溪社教工作团在浒山召开基层干部大会，他应邀在会上即席作了充满激情的讲话。他依然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声音洪亮，讲解社教的重要性，他说组织上决定他回浙江工作，使他感到回到熟悉的家乡一样，非常亲切。这次下来，看看老区和老区人民，既是调查研究，更重要的是来接受教育和锻炼的。他反复强调要和大家一起在工作中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思想认识，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他的讲话，使与会干部很受鼓舞。大家看到老司令虽年已花甲，但身体仍很健康，这次又下来和大家一起搞社教，非常高兴和振奋。于是“老司令回来了”的消息，人们像报讯一样，奔走相告。有些干部和群众闻讯后纷纷前来探望，或来反映意见和要求，何老对每一位来者都热情接待，并从思想、工作、生活上予以关怀和帮助。有一次一位衣着破旧、农民模样的老汉来找他，何老亲切地接见并和他交谈。这位老汉过去是何老的运输员，对革命有过贡献。1949年秋，何老率部进驻浙江，他请假回老家探望生病中的母亲，被家中拖住后腿，逾期不归，脱离了革命队伍，现在家庭生活困难。何老既严肃批评他，又鼓励他要好好劳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临走时，何老还要我从他带来的生活费中拿出50元给他。这位老汉既惭愧，又感激，依依不舍告别回去。

　　何老就是这样关爱着老区群众。他常说：老区人民过去为支持革命斗争作出了很大牺牲，那时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就难于立足，也无法战胜敌人。今天我们胜利了，就不能忘本，要时刻关心帮助老区人民，使他们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富裕幸福生活。何老对老区人民的赤诚之心，溢于言表。

　　(二)

　　何老性格开朗，热情豪爽，凡是与何老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我开始接到跟随何老到慈溪搞社教的通知时，心里未免有点紧张，担心跟随一位赫赫有名的老将军工作能否适应。然而当他第一次找我谈话之后，很快消除了顾虑。他举止温厚、慈祥，言谈随和、朴实，他以关心的口吻，询问了我的工作、学习、家庭情况。当他得知我从事统战工作已10多年之后，他爽朗地笑着说：“好，我过去在部队也做过统战工作，这次回浙江在政协又做统战工作，你是我这次回浙江第一个在一条战线上一起工作的同志了。”他还说：“今后你不要叫我首长或称呼职务，就叫何同志好了。”

　　何老虽功勋卓著，身居高位，但却很谦虚，生活十分俭朴，毫无一点特殊化。他说这次下来一定要与其他工作队员一样，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随后，我即按照团部的分配，到坎墩(时为幸福公社)工作队落实“三同”户。当时工作队领导考虑到何老年龄和身体，打算照顾安排在队部，但因何老坚持要与群众“三同”，并且一再吩咐要住在贫困户家里，因此，我选择了一户名叫昌富的单身贫下中农家。我和何老的床就搭在“三同”户的灶间，四周烟薰得黑黑的，每天烧饭做菜，灶间烟雾迷漫呛人。屋内地面潮湿，人坐在长条凳上，凳脚很快就会陷下去很深，一两天不晒被子就会发霉，晚上还会有蜒蚰在灶上、床头到处爬行。一日三餐基本是粗粮加咸菜，偶尔买几条小鱼改善生活。尽管生活条件如此之差，而何老却很满意、很乐观。何老说：我们下来就是来锻炼的，要体验群众的生活，不能讲享受，图安逸。他在后来给我的一封信中就说到“回顾过去同在昌富家时情景，不胜神往也”。

　　何老在工作队事事处处以普通工作队员身份，服从队部对他的工作安排，几乎每天晚上不顾疲劳地工作，或者参加小组会研究情况，或者到群众家里作调查访问。工作之余，还坚持天天阅读毛主席著作，他读毛主席著作非常专心认真，他带来的那本毛泽东选集，几乎每页上都可以看到他画上的红圈点。何老白天除了开会或工作之外，还经常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慈溪的棉田大多在离村10多里之外，每次劳动都要拿着农具来回走一二十里路，还要自带干粮在田间吃午餐。何老每次都是劳动在前，干得很欢。他把参加劳动，看作是向劳动人民学习、自我改造的极好机会。他曾对我说：“我非劳动人民出身，虽然参加革命较早，在思想上总常有缺此劳动一课之感。劳动锻炼，向劳动人民学习，对于我们都有极重要的意义。”何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何老在蹲点搞调查研究时，十分注重实事求是。他常说我们了解分析情况，一定要符合实际，不能搞主观片面的推测。他蹲点的生产大队，为了掌握真实情况，几乎每村每户都跑遍，每个人都谈过话，所以能正确分析判断各种问题。有一次工作组在讨论这个生产大队支部书记问题时，有人认为，群众反映他私心重，革命意志衰退，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要给予处分。何老则认为，该同志是土改时入党的，工作积极负责，劳动也很出色，但比较骄傲，不能倾听群众的意见，对这样的人，应立足帮教为好。经过讨论，大家同意何老的意见，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后，予以“解放”，后来这位同志工作更积极，与群众关系也改善了，大家都满意。

　　(三)

　　何老在坎墩，有一个心愿，想到附近北面的庵东去看一看。于是我们就决定在6月25日向工作队请一天假，前往庵东。

　　那一天，天气晴朗，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我们吃过早餐就赶路，一路上边走边看，仿佛他又回到了当年打游击时走过的路，神清气爽，虽累犹乐。到庵东已快晌午时刻，正是烈日高照之时，气候炎热，我们都已汗流夹背。何老对这里并不陌生，我们找到一个地方，望着辽阔的杭州湾滔滔海浪。他告诉我，1945年9月，党中央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国内和平，命令我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北撤，10月，就在附近的临山渡过杭州湾到达对岸海盐澉浦镇的。当时处境虽然十分困难，部队渡海没有经验，前面又有敌人堵击，但广大指战员十分英勇，终于战胜困难渡过了杭州湾，在澉浦还与敌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虽然打败了敌人，取得了胜利，但也牺牲了一些同志。何老面对大海，久久沉思。原来何老要来庵东的目的，是怀念北撤的壮烈情景，追思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

　　我们到庵东，本来按照何老的身份、地位，到区委机关休息一下，要点水喝，再到食堂买餐饭吃，是完全可以的，但何老不同意，他说，我们去会打扰他们的。于是我们不惊动任何人，就在街上一个小饮食店吃了碗面条，稍作休息便赶路。何老这种廉洁自律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至今仍铭记不忘。

　　(四)

　　我随何老搞社教，每天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对我可以说是十分关心和爱护，有一次，我因用餐不慎，患了痢疾，拉肚、发高烧，可急坏了何老，他叫来医生为我挂瓶吃药治疗，他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侍候我，还亲自端水送饭，嘘寒问暖，真是无微不至，直到我病愈，他才放下心。我深深感到在何老身边工作的无比温暖。

　　搞社教结束回杭后，我仍回省委统战部工作，我家住在少年宫附近，何老还经常晚饭后散步到我家来和我聊天，见了我妈，总亲切地称呼“杨大妈”，我妈开始不知道，以为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后来当她得知原来是一位有名的老领导时，便肃然起敬。她说这位老领导怎么一点架子也没有？而何老每次来我家，总是那么随和，我们全家都很高兴欢迎他来，与他在一起，无一点拘束之感。我有时到他家去探望，他和夫人孟庸同志总是热情的接待，他的孩子也亲切地叫我“小杨叔叔”，有时谈得迟了，他坚持留住吃饭。

　　特别让我难忘的是，“文革”期间，1969年后我被下放到丽水劳动，要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何老对我像过去一样仍很关心，他先后给我写了四封信，每封信都写了许多鼓励的话，他希望我“无论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在工作，也是在学习，同时也是受锻炼……才能不断提高，以适应党和人民的需要”。还说要“争取时间，多学一点”，要“经常和群众在一起，必然收获更加踏实、牢固”。何老的谆谆教诲，增强了我战胜困难、努力前进的力量。何老的信我一直珍藏着，有时拿出来看看，犹似他还在我面前和我交谈，他虽死犹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何老待人很宽厚、和善，可是对自己、家人却要求很严格。有一件事，是很难忘却的。有一天晚饭后我在少年宫广场散步，看到何老在送他的长女何竞生、女婿邹道润带着他幼小的外孙和许多行李在等侯公共汽车。我问他去哪里，他说送他们乘公共汽车去火车站回西藏。那时候公交车少，乘车的人多，他们带着小孩和行李，等了几辆车都无法挤上，很着急。我提出是否叫机关派车送一下，可是何老不同意。那时不像现在，没有出租车，我看时间很紧张，再乘不上车，恐怕要赶不上火车了，于是我要他们带小孩先挤上车，行李由我骑自行车送去。当年我年富力壮，尽管行李很多，我还是飞速送到了车站，并一直送上了火车，不多久，火车就开了。今天我回顾这紧张的一幕，怎能不令人惊心和动容。何老这样一位老领导，身居高位，在时间如此紧逼的情况下，要一辆车子送子女回西藏工作，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他却不这样做，始终做到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向组织伸手，不搞特殊化，这是多么好的思想、好的传统啊，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