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期间，“统一战线”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呢？

　　在西安的最后时刻实现的团结，正式表现在随后国共两党间的和解、原来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在立即进行的抗日战争中，实行了全面的军事合作。在那些年里，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与华中前线为中国抗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擅长于运动战和游击战，他们特别在同当地农民合作，发动民众实行抵抗，以及深入敌后建立游击根据地等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

　　这些成绩的军事价值是无可否认的。而且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同其他任何中国军队相比，他们的军队从国民政府那儿得到的装备和援助最少。

　　受到削弱的最初迹象

　　一九三八年，当日本人在各个战场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时，统一战线的情况非常好。在一九三九年，当日本人在各地很少发动攻势时，统一战线出现了关系紧张的迹象。

　　中国的那些持有良好愿望的人，对关于八路军与同一战区的地方部队发生磨擦的报告，并没给予重视。这些冲突的规模很小，在牵涉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地方，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某些小集团显然对挑动这种磨擦很感兴趣，但他们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反对。中国人民一致认为，中国决不能重新发生内战。

　　在抗战的第三年里，日本人致力于推行“和平攻势”。在中国内部，这一攻势主要企图扩大任何可能从内部瓦解统一战线的政治不和。汪精卫和他的爪牙们玩弄诡计，攻击新四军和八路军，重弹日本人关于这场战争是“从共产主义那里拯救中国”的老调。直到七月份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由周恩来在重庆进行谈判)后，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根据这一协定，国民政府同意八路军有三个军的编制，代替原来的三个师。

　　至此，日本的“和平攻势”进展缓慢，没有从国民政府方面得到任何东西。但是在九月份，德国和意大利在重庆的外交活动突然变得非常频繁。
　　轴心国的插手

　　很久之前，德国就通过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当时为德国外交部长。】答应进行斡旋，使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谅解。当日本公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结成三国同盟后，轴心国再度朝这一方向进行努力。德国前驻华大使陶德曼同希特勒在柏林进行了磋商，据说现在正再次来华。作为轴心国支配者的纳粹法西斯，主要关心的是抽出日本在华部队，向南进攻新加坡。

　　显然，是柏林方面鼓励日本从广西和广东抽调出一定的兵力的。在此同时，到处流传着的“和平条件”要比以往所听到的温和得多。

　　同东京与汪精卫之间最近签订的条约相比，这些新“条件”或许更“现实”，其基础是“日华之间为取缔排日运动而进行合作”，例如在中国恢复反共运动。据说，其他细节中包括保证中国政府的“行政主权”(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限定：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不能担任新“政府”的首脑！)，“经济合作”，以及根据日本在三国同盟中的义务制定一项“共同防御”协定，例如，如果任何一方同第三国发生战争，两国应当共同对付第三国。

　　所以，在原来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的阴影下，纳粹德国正计划使远东战争朝着有利于轴心国的方向发展。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磨擦

　　如果最近中国的军事发展并没有明显表现出“反共运动”正在某些地区非常严重地进行，那么所有上述各点并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由于来自中国后方的破坏和干扰，八路军在华北的九月攻势(本刊第二十二期已作了介绍)过早地结束了。八路军发现，他们不但没有得到足够的援助，他们在陕甘宁的根据地却被一系列精心修筑的工事所封锁住了，边区已经被包围。他们的前面是日本人，背后是碉堡。

　　十月十九日，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得到命令【指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代电(又称《皓电》)。】：在一个月内把他们所有的军队撤到黄河以北。中央军部队集结起来，以便执行这一命令。十一月九日，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挥员致电【指1940年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何应钦、白崇禧的复电(又称《佳电》)。】何应钦将军和白崇禧将军(分别为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要求延长撤退的时间，以免遭到日本人的包围。他们指出，他们的部队主要建立在同地方游击队的合作之上，没有他们的领导，这些游击队将难以发挥作用；他们从中央政府那儿得到的部队薪饷非常不足，在他们被派往的地区里，食物的不足将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重新考虑。在好几个地区里，其他中国部队从上级那儿得到了向他们开火的命令。

　　在长江下游地区，好几千不愿意重打内战的地方部队在这时投向了新四军。最近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新近提名的热河省省长苗成柳将军同日本人达成一项协议，以便进攻新四军“匪徒”。他的部下认为这是叛变，立即拘捕了他，并致电重庆是否要把他按军法处置。然而这位将军却被释放，并积极进行反共准备。

　　同时，日本人并不只是在袖手旁观。中国“傀儡部队”被从南方向北调入湖北，以发动一次地方性攻势。更多的“傀儡军”被从华北和华中各县向南调遣，集结于广州周围。但是战斗力最强的日本师团已在华北集结，准备向八路军发起“剿灭性行动”。十一月进攻河北西部，结果占领了阜平。另外朝河北南部的伯杨(音)方向发起进攻，企图清除该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队。在所有这些战斗中，正如日本自己的军事调动所表明的，日本军队几乎只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队交火。

　　显然，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从整体上损害了中国的抗战，能够从中得益的只有日本人以及希特勒。很清楚，如果日本人放松对中国各主要战场的压力能导致中国内部新的政治纠纷，那么日本人就能把其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并能得到中国内部某些分子的合作，这些人曾试图使西安事变向着有利于他们私利的方向发展。如果中国再次发生内战，日本必将得以集中更多的部队到南方，准备发起更大的进攻。这一进攻只是在等待对轴心国“有利”的时机和希特勒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