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统一战线并不限于某一方面的活动。不仅各方面的部队应该在抗日军事行动中合作，而且各政治党派也应为民族利益进行合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应为抵御共同的敌人而作出共同的努力。统一战线不能仅限于军事合作，虽然这是最明显、最迫切的合作形式。

　　除了傀儡军以外，中国所有的部队都隶属于军事委员会，但仍有国民党部队和非国民党部队的区别。一九三九年，以蒋委员长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命令所有的将领都加入国民党，并声称非国民党员不得晋升。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接受这一命令，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党专制。

　　在国民党部队中，又有中央军和非中央军部队之间的区别。所谓中央军，是指这些部队的军官来自中央政府的军官训练学校，这些部队的装备好，并且总能得到许可征募新兵和补充损失。其他的国民党部队通常被称为非中央军。

　　大部分中央军驻扎在后方，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则深入敌后，出色地组织起游击战根据地。和其他军队不同的是，这两支部队始终执行了武装动员民众的方针，达到有组织的团结抗日。别的中国军队只把他们自己视作职业士兵，这两支部队却总是履行着民族统一战线的开拓者和建设者的职责。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先锋的原因。

　　不发动民众和民主力量，民族统一战线将徒具虚名。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依靠民众和民主的原则，他们的方针便被当作中国抗战的基石，他们也就成为实现统一战线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及其工具中国亲日派才总是企图压制八路军和新四军。

　　本《通讯》的读者想必早已察觉到，在每一次的和平攻势中，中国的亲日派总是和日本人达成默契。只是由于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这些企图才一再失败。这样，亲日派千方百计地把破坏统一战线作为议和与民族投降的必要条件，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他们玩弄的伎俩，可以概括如下。中央政府内外的亲日派散布混淆视听的谣言，企图将一切爱国分子一律加以共产党的罪名，把独裁假扮成统一。新四军事件就是这一伎俩的最近例证之一。反对统一战线的分子一方面称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另一方面诉诸所谓的军纪和政纪。在奉行军令的借口之下，他们企图消灭统一战线的先锋者。甚至当新四军已经遵从军令之后，其一部仍在皖南遭到伏击和屠戮。

　　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选择了这一时候来发动内战，有三方面的理由，第一，在纳粹德国的建议下，日本正在中国推行和平攻势，在他们撤出南宁和新四军事件之间的两个月内，各前线的确十分沉寂，这使亲日派认为，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日本人是不会发动任何军事行动的。

　　第二，在八路军和新四军驻扎的地区里，统一战线的力量几乎在与日俱增，亲日派害怕民众的武装动员，他们必须在民众武装进入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之前，抓紧时机将其镇压，他们宁可要汪精卫而不愿有新四军。

　　第三，自从去年九月以来，国际局势的发展，已使美国与日本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重大的妥协，中国的亲日派盼望着在南太平洋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他们相信日本人将立即进入南太平洋并无暇他顾，而他们则可利用这一时机来消灭国内的对手了。

　　遵照政府关于越过长江北撤的命令，一月四日，新四军的一小部分队伍从皖南的军部开拔。当到达远离新四军游击区的一个叫茂林的地方时，他们必须通过一条很长的山间小路，两旁都是高山，他们进入这一狭谷后，便被中央军部队从两头包围。占据山上的中央军部队用火炮轰击下面的新四军部队，而这些火炮正是以前新四军上缴的。

　　新四军被包围部队的一万人当中，其中半数以上属于非战斗员，包括躺在担架上的负伤的官兵、政治工作者、受训的青年、医生护士及其眷属，而直接参加围歼的中央军部队不下八万人。战斗持续了近九昼夜，最后，这些新四军人员粮尽弹绝，约二千人战死，二千人受伤，另有二千人被俘。突围而出的一千多人还须突破集结的日军包围，以便同长江北部的新四军主力部队会合。

　　在这次进攻中，中央军部队有三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第一，他们在人数上占压倒多数；第二，新四军处于不利的地理条件；第三，新四军已将防御工事交给了中央军部队。然而，新四军的伤亡总数不过四千人，中央军部队的伤亡却达三万多人。可见，建立在民众动员基础上的军队或其中的一部，他们的力量也可给亲日派以教训。他们今后在以优势的军事力量压迫民众武装之前，也许会三思的吧。

　　不管怎样，使亲日派感到极为失望的，是日本侵略者马上利用这一时机进攻豫南，企图歼灭中央军的某些最精锐的部队，这些部队原被派往东部去驱逐新四军的。侵略者在这次进攻中投入了十五万兵力，但是不到两个星期，即被从反新四军行动变为抗战的中央军部队所遏制和击败。在皖北和苏北的新四军主力部队，也于一月三十一日采取行动，进攻日本人的后方。一位中央军的将领向委员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后者才认识到新四军的爱国热忱。此外，八路军在河北和山东牵制住了好几个日军师团，使他们不得南进投入豫南攻势。

　　共产党对捍卫国家尽到了最大的本分，但也认识到：如果向亲日派投降或者继续退让，将会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合作基础。一月十〔廿〕五日，他们通过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向委员长提出了国共继续合作的十二项条件：

　　1．停止一切可能导致内战的挑衅；

　　2．取消解散新四军的命令，并公开认错；

　　3．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4．交还在茂林被中央军缴去的新四军全部人枪；

　　5．抚恤伤亡者的家属；

　　6．撤退华中围剿新四军的部队；

　　7．撤除中央军在西北的封锁线；

　　8．惩办茂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

　　9．立即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政治犯，包括众所周知的张学良、杨虎城和马寅初(前两位人士与西安事变相联，而马教授最近在重庆被捕，则是因为他批评了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据说，目前在各集中营里关押着十万名左右的青年)；

　　10．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11．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服从他的遗嘱；

　　12．逮捕和审判亲日派的首领。

　　以上各点的目的，在于为抗战建国而实行民主和国民动员。接到这些条件后，委员长即于二月一日会见了周恩来；次日，又要求八路军驻重庆的代表叶剑英将军飞赴延安。这样，国共之间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

　　但是，这一暂时的改进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了下列事实：民众武装的力量强大；共产党采取的民主方案的坚定立场；日本人出乎意料的军事进攻；尽管仍然实行钳制舆论，海外华侨和国内人民对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以及在国内外的友邦人士的仗义执言，他们不赞成亲日派的阴谋和政策。

　　新四军事件对于抗日统一战线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让这次事件成为对亲日派的教训、对中国爱国人士的警告，并且使国内外一切民主力量继续努力，使国内和国际的反侵略统一战线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