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南事变始末 |
| ——(1941年3月) |
| 作者:〔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 来 源: 《新四军·参考资料(1)》 日 期: 199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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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夸大或者缩小目前国共两党之间的紧张局势都是毫无裨益的。中国内战升级的危险十分严重,但并不是到了不可避免的程度。可以说,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友好国家”可以左右的阶段。比如那些负责美国对外贷款事务的人们的行动如何就会导致时局的根本好转和不可收拾。但是,这些人们现在必须明白——被重庆方面新闻检查官员所掩盖的事实——当前的时局只需拯救。 今年一月发生在皖南的国共两党军队冲突的事件,只不过是持续了一年多来若干次这类事件的最近一次。在这次冲突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二千人战死,三到四千人负伤,随后官方又宣布解散该军,该军军长叶挺被送交军事法庭。正如重庆官方所宣布的,这一特别事件甚至仍未得到最后解决,相反,却导致了具有更大威胁的发展。共产党拒绝接受解散新四军的命令,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任命了新的指挥员,沿用新四军的番号,负责组织指挥长江以北的九万人的部队。 该委员会对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发布的关于解散新四军的命令,立即作出了反应。其官方“发言人”发表谈话驳斥说,袭击新四军是“身为国民党党政高官大员的亲日派分子”,妄图促使中国与日本签订媾和条约并把中国拉进柏林——罗马——东京轴心阴谋的步骤之一。在这份声明中,发言人没有谴责蒋介石,而是点名抨击了重庆参谋总长何应钦。一个时期以来,他是亲日派集团的核心人物。亲日集团的核心曾经是现在在南京担任傀儡政府首脑的汪精卫。 在一系列强烈抗议的基础上,中共军事委员会提出了实际上是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这些要求之强烈,足以肯定会使人们认为其目的无非是通过具有爆炸性的言辞,来引起蒋介石委员长的充分重视。这些要求包括:“停止袭击共产党军队;取消解散新四军的命令;恢复叶挺将军的自由;重庆政府对于皖南暴行公开认错;抚恤受害者;平毁对延安地区的封锁;惩办何应钦及其少数追随者;逮捕并审判在重庆政府内的亲日派分子。”对国民党的抗议和要求都是继一月十七日重庆发布的命令后立即提出的。但是由于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官的扣压,有关这些抗议和要求的消息,一个月后才传到美国。 国际背景 目前局势与日德在中国的阴谋这一背景有关。这个阴谋是企图通过中国的落后反动势力,利用以前内战造成的并且绝未完全得以解决的内部分裂。目前这种国际背景,是由于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条约签订,以及德国向东京新派了众多的顾问而产生的。这些事件加剧了日本尽快解决“中国事变”的欲望,以便其能抽出力量南进攻击法国、英国和荷兰的属地。因为其后方如果还存在着一个团结敌对的中国,日本是无力南进的。 去年初秋,日本开始在中国散布和平谣言。多少有几分具体的和平建议是由香港的银行界人士,甚至一些半官方的发言人通过东京电台传给重庆的。这些建议明确表示中国只需做到如下几点:1.承认满洲国;2.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利益;3.同意日本支配中国的港口;4.与日本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这几乎意味着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与日本全面结盟。做为交换条件,日本将从华南、华中撤军——这正是日本极想做到的。由于美、英贷款的资助,蒋介石增强了力量,拒绝举行和谈。在此种情况下,日本终于无可奈何地承认了南京汪精卫政权。 没有那个亲日派或主和派集团敢于在重庆公开表露自己的观点。这些投降派却是在幕后散布失败主义,挑动内部磨擦或是与敌人一起策划阴谋。一位非共产党重庆高官曾对我说过:“汪精卫虽然跑了,但其秘密的支持者依然存在,他们是动乱的根源。”如果以下几种事态出现,投降派的势力将会剧增:一是日本做出较大的让步,诸如从长江流域撤军;二是英美终止支持中国争取自由和民主进步的斗争;三是因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等不法行为使“自由中国”的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四是中国内争加剧。从军事角度看,一个时期以来,中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在此阶段,日本的主要武器变为施加经济压力和实施政治阴谋,其政治阴谋不过是沿用早在这场战争之前,日本就已在中国成功地使用了大约三十年的武器。最近,对于华北各省统治者们,甚至许多南京的政治家们来说,与日本合作似乎成了得到财富和权力的一个体面的途径。 第一次真正地遏制日本在中国推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在蒋介石、共产党停止了他们之间的长达十年的内战以利抵抗共同的民族大敌的时候。在此形势下,全中国团结起来了。甚至落后的地方军阀也不得不屈从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意愿。山东的统治者韩复榘将军由于与敌人做了某些交易被处以死刑,这件事一年前成为一英明政治决策。但是以为所有过去与日本做交易的人都会立即转变是不现实的。在中国反动的军阀当中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趋向,认为日本是东亚地区当然的军事组织者。日本由于与德国缔结了条约,其第五纵队工作因此而得到大大加强。因为早在中国内战初期,德国人就给予现重庆政府以极大帮助,在现中国政府中有不少身居高位的人都是他们的朋友。 在汉口时期被公众谴责并要求立即免职的政府部长们,如今不仅官位未变,而且权力有增无减。名声最坏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眼下把持着指挥全军的大权。在过去十年中,他因两件事而声名狼藉:一是他与共产党作战;二是他与日本签订协议。例如,一九三五年签订的“何梅协定”【何梅协定,指1935年六七月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经过秘密谈判后,何应钦复函梅津,全部承诺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出卖了华北大部主权。梅津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何应钦将军】使日本控制了华北,并因此激起了学生们对“日本和何应钦”的抗议示威。这一协定的条款始终未能在中国全文公布,怕的是引起南京政府的垮台。公众认为何应钦是反对中国抗日的。然而在今日,进行抗战的所有命令却由他签署。任何对共产党军队的命令,以及共产党军队对蒋介石的不满和意见,都要经过他的手。 一个有这样历史的人,竟受到蒋介石如此重用,当我在重庆对此表示惊讶时,人们对我说:“没有何应钦,蒋介石几乎一事无成。他没有把握左右何应钦。何应钦将军与蒋介石相比,与下级将领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人们无需对产生阴谋的可能性详加解释。何应钦已经把他曾竭力反对的中国新的民族团结当做一条标语口号,在此口号下,他调兵遣将,击破对手,建立起他自己的军事机构。何应钦因此成为日本对东亚进行军事控制的最可宝贵的盟友。 新四军军史 然而,蒋介石却选择了公开做法。做为第一步,他承认了对于解散长江下游的新四军一事负有个人责任。新四军由官方承认的四个支队组成,均做为独立的力量,活动在各自的原先由蒋介石指定的长江下游地区。汉口失陷后,新四军扩充到二万人。在豫中的部队编为第五支队,在鄂豫皖边的部队编为第六支队。随后,一支在江南组成的抗日义勇军的游击队迅速扩展,以致战区司令长官拒绝承认其编成。为了避免纠纷,这支部队便北渡长江,驻防在上海以北地区。 这样一来,新四军部队的活动几乎遍及从上海至汉口的长江两岸地区。这支部队被日军在中国的一些强大的集结地而分割成若干小支队。三年来,新四军不断与日军交战,破袭沪宁、宁芜两条铁路,以及南京杭州间的公路;捣毁火车,伏击日军车队,切断日军占领的城市的贸易往来。一九三八年秋,他们袭击了上海近郊的日军机场,并将中国的旗帜悬挂在机场建筑物上。仅在成立后的第一年中,新四军在江南就与日军交战六百余次,虽然大多数战斗规模不大,但每战都削弱了日军的力量。 叶挺将军告知说:“我们在这一地区牵制了五万日军”,“不管日军调动如何频繁,日本人从不敢减少在这一地区的驻军”。镇江的人民称新四军为“天兵”“天下第一军”。在他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吃菜要吃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中央政府军占据着该区域的侧翼,只有新四军活动在敌军占领的城镇四周或不同城镇之间。 随着国共军队关系的全面恶化,自一九四○年二月起,新四军与其周围的政府军的冲突接连发生。有关这些磨擦的详报不断传来,但由于缺乏核实,人们难以确认这些详报的准确程度。有一点至少是明了的,新四军的军饷被政府军抢去了一次。其借以与重庆和长江两岸驻军保持联系的正常渡江行动被永久地阻止了。新四军宣布他们截获了重庆当局给地方指挥官的命令,命令要求他们在一九四○年底前消灭所有新四军部队。新四军明显地增强了在他们周围的重庆部队中的影响,在国共军队冲突期间,这些部队中的许多人参加了新四军。 中国国共军队之间尽管存在着磨擦,新四军仍继续抗击着日军。卡尔逊少校于去年十月访问了新四军所在的皖南地区,他报道了新四军在泾县附近取得的一次胜利的情况,登载在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讯上。文中写道:“我到达该地是在新四军击退日军的一次特别进攻后不久,日军分两路来犯,一路来自芜湖附近……。新四军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之后令其快速部队从侧翼和后方打击日军,迫使日军败退。据新四军和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估计,这一仗击毙击伤敌人约七千人。”强调“统一战线”也给卡尔逊少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道,甚至连小孩子们都对他说:“民族要生存,需要全民一条心。”卡尔逊补充写道:“军民紧密合作的例子还有很多。” 新四军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他封锁新四军。要突破封锁相当危险。一位卓越的年青知识分子吴大琨曾带领中国记者组访问了新四军地区。顾将军要求他们不要走访新四军,记者们回答说,因为他们是慰问战区内的所有部队,因此,也就得“慰问”新四军。访问归来后,顾将军召见了他们,而他们的年轻的组长却不知去向【1939年2月中旬,上海派出第二批各界民众慰劳团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慰劳团返回途中,团长吴大琨被顾祝同扣押,长达数年之久。】。此后,无人再曾见到过他。孙中山夫人为此致电顾将军追查他的下落,顾祝同将军以无动于衷的腔调回电称:“我从未闻知过此人。” 移防、解散新四军的命令 指示新四军离开长江流域,北渡黄河与八路军合并,是先于七月以“建议”提出,后于十月十九日以“命令”下达的。直到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委员长才予签署。因此有充分理由使人相信此命令是在蒋委员长不知道的情况下,由何应钦最先下达的,后为严饬军纪蒋介石委员长才予确认。新四军认为这个命令无异于令其自投绝路。他们指出新四军只有四分之一的部队才能得到政府发的军饷,其余部队都是由当地农民组成,难以离开他们的家乡。新四军已有八个月未收到弹药、冬装及长途跋涉所必需的供应。然而,按照命令,新四军却要通过日军重兵把守的若干地区,以及许多已与新四军交过战的中央政府军防地,而且这些部队不允许新四军从其防地通过。政府答应,待新四军抵达黄河即发给军饷和弹药。但新四军有充分理由认为,政府预计自己根本到不了黄河。 共产党对这一命令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是,这个命令不是正常的军事命令,而是在政治、军事方面将中国分裂成两部分,在华中、华南地区准备与日本媾和的步骤。与我交谈的人都认为这不是蒋介石委员长的本意。蒋介石本人会见我时,义愤地否认任何与日本媾和的愿望,以及割让任何一部分中国领土的可能。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由于华北是共产党集中活动的地区,而他们从未表示过忠于蒋,日军将会有求之不得的借口,集中兵力进攻华北地区。如果日军在长江流域做出撤军姿态,重庆的求和倾向将会无限增长。 共产党人称:“我们并不是拒不执行军令”,“但我们希望使其成为扩大解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并能得以保证的一部分,我们确信中国人民会维护团结,一致抗日。但假若把共产党只限制在华北,同时,不允许任何群众运动,我们则不能信任重庆的官僚,其结果势必引起内战,或者分裂中国,这两种结果我们都不能接受。” 在我于十二月访问重庆的自始至终,陪都到处都在议论“内争的威胁”。几十位中国领导人力主“忍耐”、“团结”。反动势力却叫嚣:“我们已派兵将共产党包围,可以将其粉碎。”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调动了二十七个师东进包围新四军。这二十七个师都是重庆认为不曾受到过“赤色”宣传影响的部队。他们明显企图把新四军挤出长江流域,或将这一地区的新四军消灭。整个十二月,与地方部队的小规模的冲突几乎不断发生。 伏击新四军部队 一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发布了最近冲突的首次通报。通报中说,叶挺的“叛军”已被镇压,叶挺本人业已被捕,正在候审。叶挺被指控为阴谋策划“控制中国的南起浙江和江苏,北到山东的沿海地区。”——巧合的是这些地方正好是日军占领区。通报把“成功地镇压反叛分子”归功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几天之后,埃德加·斯诺在香港报道了有关情况。他在报道中谈道,这次打击的是已被包围起来的约一万新四军后卫部队,这部分新四军坚持战斗了八天,死亡四千余人,最后被镇压下去。 一个月后,未经新闻检查的,由坚决支持统一战线的有名望的中国人提供的详情,才从中国传了出来。情况似乎是叶挺在十二月下旬最后收到了奉令北移部队所需经费的一部分。为表示诚意,他命令最后一批部队渡江,这部队包括六千名非武装人员,其中有军官家属、政工人员、医护人员和伤员,由四千名后卫部队掩护转移。 当这支一半以上为非武装人员的万人部队,行至茂林附近的狭隘的山道时,被八万名重庆部队围住。一月六日,遭到了上官云相将军的部队的袭击。战斗进行到第四天,新四军部队已经粮绝,他们忍饿战斗到战斗开始后的第八天,又已弹尽。新四军致电重庆请求下令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得到的回答是,政府已命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停止进攻。战斗的第六天,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了疑问。何应钦解答说:“一切都在正常进行”,新四军正在按命令北移,只是遇到一些“小困难”,他已指令顾将军予以解决。当战斗进行到第七天,孙中山夫人及其他一些人在香港致电呼吁。到第八天,由于新四军弹尽,战斗结束。这一万新四军当中,二千多人被打死,四千人受伤和被俘;死难者包括众多的政工人员、技术人员、医护人员和儿童。剩余的均落敌手,叶挺将军被扣押送交军事法庭,副军长项英负伤,随后被杀。(叶挺将军被押解到江西上饶的顾祝同将军司令部。这里因是顾将军的集中营的所在地而闻名。在这关押的许多爱国青年都未能活着出来。因上饶没有外国记者,叶挺将军被押解到那,预示着了结他的性命将不用担心遭到舆论界非难的风险。) 一月十七日,这场战斗结束后的第四天,重庆军事委员会——不知蒋介石委员长是否包括在内——发布命令解散新四军。此后第十天,即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委员长宣布对正式解散新四军命令负责,但同时声明,这一命令不影响其他中国军队,即指八路军。此后,重庆停止了新闻检查,其驻本国的代表们广为传言称,共产党已接受了解散新四军,从此不会再出现纠葛。 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 然而,从中国迟迟传出的材料表明,在过去一个月中的局势极度紧张。一月二十日,仅在官方发布命令三天之后,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早期内战时期未曾听说的机构——发布“官方命令”,任命新四军原第一支队支队长陈毅为(代理)军长,重新整饬该军。几天后——最晚不迟于一月二十六日,从中国发出了我的报道——“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了其对重庆“亲日势力”阴谋的详细揭露【指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其中列举了“亲日势力”阴谋把中国拉入轴心轨道的十五个具体步骤。类似揭露和指控在过去的一年中虽曾有过,但其方式从未象这次这么明确。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揭露阴谋的电讯正在发往海外的途中时,阴谋中的一些步骤在此时已付诸实施了。 第一步是发动反共产党军队的宣传攻势,这一宣传在我十二月访问重庆的自始至终都在进行。接下去的两个步骤是消灭江南的新四军和正式解散全部的新四军。这后两步都发生在元月。据共产党发言人称,今后的阴谋将包括以下方面:重庆军队将采取重大行动,在长江、黄河之间与“日军紧密配合”,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以便各个击破。紧接着就是寻找正式解散八路军并逮捕其总司令朱德的借口。随后,逮捕国内所有共产党,包括已在严密监视下的八路军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关闭共产党报纸,发动大规模战斗攻占延安。 据说,日军将随之从长江流域撤军,调至华北,向这里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残酷的进攻。重庆政府内的第五纵队分子在这个时候将出来庆祝收复长江流域失地,把日军主动撤离长江流域地区,谎称是因国府军的英勇奋战所致。并要求实现“光荣的胜利的和平”。如果因全国人民反对日本提出的条件,而证明无正式停战的可能的话,重庆方面就会在华北之外的中国各地实行不公开宣布的对日停战的办法。而在华北阴谋者们将实行从封锁到武装进攻的办法对付共产党军队,所有抗日力量都将被当做共产党来加以迫害。这是政府自南京时期以来所惯用的一条伎俩。这样一来,他们便告诫公众相信,除共产党活动的华北以外,全国其它地方都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共产党既不能、也不愿驱逐日寇”。 这样便有可能促成签订事实上的和平条约。这个条约将使得日本或日本傀儡清除共产党,控制华北及中国的港口,中国就会进而加入轴心国。(如果这一事态变化使美国读者们感到有些突然的话,请不要忘记,在中国,德国人只失去了治外法权,在中国抗战初期给了中国很重要的帮助以来,一直较为颇得人心。假若“光荣的、胜利的和平”这一美梦成为现实,也许会使众多的民族主义者感到有了“从东亚和南太平洋驱逐其余帝国主义者”的可能。) 不管这些揭露在每个细节上是否准确,在事实背后,大规模的内战危险正在逼近。约八十万重庆军队,占其军队总数的一半,已严阵以待进攻共产党。据说有八万部队于江南参加了从一月六日到十三日的缴械新四军后卫部队的激烈战斗,另外二十万至三十万人被调至皖北和江苏一带以分割新四军与八路军。已有报道说,他们试图消灭这两支军队。在西北各省,估计约五十万军队正在包围延安,封锁山西的八路军。 陈毅代理军长指挥下的由江北九万人新组成的新四军仍是决定未来的力量。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础上,以中国民族主义的名义继续抗击日军,“同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防止亲日派的突然袭击”,即那些可能是由何应钦发动的袭击。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声明,遇有解散新四军部队的行动,八路军将前往支援新四军。这样共产党可集中五十万至六十万富有经验的军队,然而在数量上和装备上比重庆军队要差得多。重庆政府内也有不同意攻击共产党的力量,在共产党能够使地方人民和士兵们相信他们在无故受到攻击的时候尤其如此。 如果国共之争爆发,便不仅是取缔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可能导致改变东亚和中国的版图,以及当前世界大战的均势。重庆中央政府之所以得以存在,仅仅因为他是中国统一的象征,这正是十分之九的中国人所热烈期望的。正因为此,重庆政府才有权威控制那些不太归顺的各省军阀。否则,这些人要么建立自己不安定的独立王国;要么讨价还价,勾结日本,从中谋利。在沿海各省,至少有两个省的头目是被认为是亲汪精卫的,只是由于人民的压力,才表示归属重庆政府。远在华南的云南省多次表露了要自行独立的趋向。如果重庆不再作为统一的象征,中国各地的军阀将重新各自为政。 在中国历史上曾不止出现过一次的把中国分割成“三国”的模式,很容易在当今状况下的中国出现。一个是已由日本承认的南京政权,德国和意大利也不再会有理由拒不承认;另一个是山地共和国重庆政权,从其背后可通往缅甸,如果何应钦不把它与南京联在一起,将得到美国、英国的承认;最后一个是华北或西北共和国,不管是“统一战线”的或共产党的,它将要求苏联予以承认,或许对此已有把握。从我去年十二月得知的共产党代表们的声明和通过了重庆新闻检查反映这些事件的材料来看,共产党当前正竭力避免中国出现这种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并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唤起群众运动,施加压力,以导致重庆政府改组。 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不赞成重庆政府这些行为。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夫人及一些国民党员联名致信蒋介石元帅和国民党中央,呼吁重建民族统一战线。同一天,冯玉祥【冯玉祥,当时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元帅在重庆国民军事委员会演讲,列举了波兰和法国因内部不和而导致毁灭的突出事例,恳求民族团结。在一月十一日发往香港的电讯中,年迈的阎锡山【阎锡山,当时为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将军发表了措辞更为激烈的谈话:“在重庆政府中有一部分不受欢迎的人,他们直接危害抗战,间接帮助日本。不仅我对他们不满,全国民众也讨厌他们……。他们引起进步力量不服从中央政府”。大约在一月十八日,新疆省府主席盛世才致电蒋介石委员长,电报中说,鉴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功绩,不应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向这两支军队发动“惩罚性攻击”。盛世才声明,如果内战在中国扩大,只能起到帮助日本完成征服中国的计划;新疆的军民坚决支持团结、抗战政策,同在“惩罚性攻击”的幌子下,准备投降日本的那些人作斗争。 在当前这场战争期间,这些重要、有力量的政治人物被重庆政府中的反动分子粗暴地排挤了。他们的呼吁——也包括许多发自中国其它领域的呼吁——表明了在新闻检查背后正在全国所有省份里发生的蔓延的动乱。已报道的但尚未核实的在北方四省内发生的军事冲突,表明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断定的军事镇压依然在继续。通过查阅新闻报道,人们应设法看出共产党军队正在从其它地区撤出是否是为了建立新的北方政权;或者动乱是否仍遍及全国,预示期望着一个新的更为民主的中央政府。如果向延安发动大规模内战,我们将会看到,共产党军队将突破政府军的封锁线。这条封锁线是用来隔绝共产党军队与苏联的联系的。除了以内战为借口外,共产党军队一直不敢武力突围。这样由于突破了封锁,共产党军队便真的可以有把握得到自战争开始以来就一直被拒绝给予的武器了。 拯救中华,不分先后。中国必存。即令不在重庆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也将会在某一旗帜下组织起来,赶走日本。但必“分先后”的当务之急是阻止强大的日本进兵东南亚,继之不可避免地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又一战场。要想阻止日本这一行动,只能采取紧急措施维护重庆作为中国的团结的核心,否则将为时晚矣。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就是立即召开美、英、苏驻渝使节联席会议,集中国共双方冲突的情况和双方的指责,联合施加压力以阻止中国内战的爆发。三国采取联合行动可能避免暂时危机发展成全中国、全世界性的灾难。 【* 此文译自1941年3月出版的美国《美亚》杂志,题为《中国国共两党的危机》。全文共11节,收入本书时略去了中间的《汉口时期》、《新四军和八路军》、《何应钦与日本人合作》3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为美国女作家、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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