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能生效的协议的一些重要基本原则从未实现。没有基本原则，“彻底的统一”就成了挂在嘴上的空谈。这些特别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使内战有可能再次爆发。

　　1．共产党的地位。红军在蒋介石委员长的最高军事当局指挥下抗击着日军。但是，蒋政府从未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只是军队得到了承认。军外共产党员如同其它党派的成员一样，仍然受到过去的镇压法令的制裁，这个法令虽未广泛执行，但从未取消。数以千计的政治犯至今仍关押在国统区内，共产党方面断定，其中许多人最近已被杀害。

　　尽管如此，国民党和中央政府内的高级官员反复向我强调说，共产党的地位问题从没有构成现实的政治问题。他们的理由是共产党在1937年就已“投降”(并没有证据)，因而已“不存在”。只有一党存在，“党派的合作”从何谈起呢？这个逻辑以一种虚幻的离奇的姿态掩饰着官方关于国内政治问题的声明。

　　2．在共产党影响下在敌后和原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内组织起来的边区政府的地位。国民党军队未能占领西北老苏区，中央政府亦从未正式承认经选举产生取代他们的统一战线民主政府的合法性。国民党同样否认了在共产党的武装保卫下随后在晋、冀、察、鲁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的合法性。在人民政权下发展壮大的所有群众组织(如自卫团、动员委员会、学校及类似机构)，按照国民党的说法，都不具有合法地位，因此，他们也就“不存在”。

　　3．共产党军队的地位。国民党虽承认了八路军和随后建立的新四军，但不允许共产党在敌占区组织、训练新的部队，尽管他们在抗战中是十分必要的。国民党认为，招收地方志愿者入伍是非法的，政府也拒绝给予他们以任何形式的援助。结果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部分军队得不到来自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央政府军的资金和补给。这支部队同样“不存在”。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间发生的许多次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起因于中央政府处心积虑收复共产党军队从日军手中夺回的重要地区的总计划。

　　这个计划的实施，由于欧洲战争的爆发而有所延缓。当时，英美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欲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诱使日本脱离轴心国。结果使重庆更加依靠乡村民众及其在民主动员中的自助力量，以及苏联的友好关系和援助。在英国关闭缅甸公路后，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更进一步援助的前景看来极为暗淡，蒋介石委员长甚至同意与共产党驻重庆联络官周恩来协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八月份宣布了达成的两点协议，一点是向共产党军队提供资金和补给；另一点是许可共产党军队在从日军手里夺回的地区内永久驻防。然而在协议实际执行前，新发生的事件改变了形势。

　　日本与轴心国签订了军事联盟条约，美国随即彻底改变了其对华政策，从与日本侵略者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合作，转而积极支持蒋介石委员长做为大英帝国在远东利益的部分防卫力量。在罗斯福政府的压力下，缅甸公路重新开放。英美专为重庆提供了重要贷款。

　　蒋介石委员长现在转而采取强硬的国内政策，不再举行会谈，为解决分歧以达成和解的谈判也因此停了下来。早期计划于十一月份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估计将通过已搁置十四年之久的宪法——亦突然被决定取消。与此同时，“惩戒行动”的大规模准备工作开始着手进行，五十万国民党军队集结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侧翼和背后。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突然发布命令，要求驻防在长江南岸的新四军部队在一个月内撤至江北一块几乎被日军包围并且荒芜贫瘠的地区内。要了解该军面临的困难，有必要在这里回顾一下新四军的历史——有些情况我曾在《亚细亚》杂志中介绍过。

　　新四军是由早先在江西未被击垮的不到五千人的红军剩余部分组成的。一九三七年，南京失陷后，蒋介石委员长同意共产党的建议，将这部分力量重新组编做为一支统一战线的军队，在日军后方的南京附近芜湖、杭州和长江北岸地区活动。新四军的军费为每月十三万元(约合六千美元)，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新四军不仅未被消灭，反而不断收复失地。一九四一年初，新四军宣布，该军已拥有十一万人，由于蒋介石委员长不给新四军武器装备，其枪支几乎都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

　　这样一支军队靠每月十三万元的经费无法维持，其所以能够生存，仅仅是因为他们成功地组织起乡村民众，并动员数以万计的民众支援抗战。对民众耐心有力的教育训练，特别于一九四○年收到了效果，这一年，由于新成立的群众组织提供的物资装备援助，以及志愿者纷纷参军，新四军的力量增长了一倍。新四军完全依靠政治上发动起来的农民解决衣、食、住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离开，去到一个陌生的地区，并期望得到同样的帮助。新四军领导同样不愿离开士兵的家园和乡亲——担心他们将会遭到取代新四军的日军或国民党军的杀害。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以为远在千里之外中国西部大后方的军事委员会不了解实际情况，重又向蒋介石委员长提出过去的要求，请他派人实地调查，增拨军费，准许重新举行谈判，延长新四军移防的时间。蒋介石委员长对此拒绝答复，并于十一月签署了最高命令，要求新四军在十二月底以前从江南地区全部撤出。

　　新四军和八路军领导再次要求协商，同样遭到蒋的拒绝。为避免冲突，新四军尽其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开始向北移防，由于缺乏弹药和运输工具(已有数月未曾得到重庆的补给)，新四军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日军得知新四军这次被迫的移防行动，并加以利用，向新四军在安徽省的根据地发动了进攻，新四军主力损失严重。尽管如此，到十二月底以前，新四军十分之九的部队已在江北，只有少部分后卫部队还在皖南。

　　在后卫部队中，只有四千人的总部分队是武装人员，除此以外，还有二千负伤官兵，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由其他人抬着走，其余约二千人为教员、学员、政工人员，国际友人资助开办的工厂的工人、女学生、医护人员和家属，就是这些难对付的人，军事委员会随后在重庆宣布他们已经“哗变”并“企图造反”。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责新四军拟在“京、沪、杭建立根据地，以形成一个三角地带来对抗政府”。所提到的三个城市都在日本人手里。重庆未能解释清楚，为何一支忠诚的军队因欲夺回如此重要的根据地而被“取缔”。

　　事件发生三个星期后，蒋介石委员长发表了一项声明，以阐明其立场。他承担了全部责任。但对新四军进行了全面的指责，说什么“新四军进攻友军”，“不服从命令”，“企图反叛”，走上了“邪路”，“诬蔑政府和官员”，“采取专横行动”。这篇不能自圆其说的声明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声明中缺乏具体根据，避而不谈发生“取缔”冲突的所有有关背景情况，因而势必引起进一步的关注。在此特殊状况下，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员独自进行了调查。虽然不可能对以下详情逐一加以证实，但此报道是以关于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目前最可靠的(也是大家最相信的)说法为基础的。

　　元月四日，最后一批新四军部队按照经蒋介石委员长在皖南的司令部的最高指挥官上官云相将军同意的路线，开始从皖南撤出。共产党声称，他们亦请示了蒋介石委员长，他的代表通知说蒋同意撤军路线。共产党说这就说明为何他们对这次袭击毫无防备，为何身经百战的项英将军竟在如此明显的陷井和埋伏中遭到突然袭击。新四军认为他们是在友军防地内行军，因此未在主力部队前派出先头侦察部队。

　　向长江行进的第二天，当新四军穿越国民党军防地，行至四面环山的狭道中时，被迫停止前进，并被命令缴械投降。这时，埋伏在周围的机枪及其它武器一起对准新四军。这支小规模的部队拒绝放下武器，随即遭到隐蔽在四周山顶上的伏兵的袭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新四军被迫进行战斗，坚持了八昼夜。在弹尽粮绝和后撤路线被切断的情况下，终于被八万国民党军包围，它被“取缔”了——按照重庆简洁的说法。

　　只有数百名强壮的士兵突出了重围。然而项英将军这次失运，他英勇负伤被捕，随后被杀害。这支著名军队的军长叶挺将军亦身负重伤，但出于某些原因，他未被杀害，而被押往重庆，被指控为“反叛”罪候审。攻击部队俘获了另外二千新四军，其中包括一些尚未痊愈的伤员，约二千名随军非武装人员负伤，三千至四千士兵和政工人员被击毙或重伤。

　　从所有反映出来的情况看，这场战斗是事先经过极为周密策划的大规模伏击战。尽管参战的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战斗似乎持续了很长时间，仅因为在这次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从未与新四军面对面地交锋，他们从山峰上的隐蔽阵地中，居高临下地向红军扫射，直至抵抗停止，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们显然对这一点极为满意。这使得共产党关于国民党的军队被欺骗，误以为他们正在打击日军或汪伪军队的说法是合乎情理的。

　　参加战斗的国民党部队有：第七、十、五十二、七十九、一○八和一四四师，以及第九军一部【参加围歼皖南新四军部队的国民党军有第52、第108、第40、第144、第62、第79师及新7师。】。这些部队均由上官云相将军指挥。这次战斗是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上官云相参加的最大的一次战斗。从伤亡和俘虏数量角度看，这次消灭新四军后卫部队的战斗，是自一九三八年台儿庄战役以来所取得的最大一次军事胜利。

　　这次极其悲惨的事件从发生时间的选择和产生的影响的角度看，远比过去冲突的性质要严重得多。应把对新四军的袭击，看成是中国争取独立的复杂斗争的小说中另一个悲剧章节的开端。首先最不祥的特征中的一个事实是，这次袭击从预谋到付诸实施都是在共产党执行政府下达的难以完成的命令的过程中进行的；其次，据报道，新四军撤出的防区，不是由国民党军占领，而是由汪伪军占领。第三，在这次骇人听闻的事件中，国民党所采取的是幻想加欺骗的做法。目前坚持的说法是新四军已“不存在”，新四军受到了“撤销番号和取缔的惩处”(蒋介石委员长语)。仅凭颁布一纸命令，绝不可能“撤销”“取缔”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如此命令往往是“剿匪”——即内战的序曲。

　　最新消息表明，一个从西北甘肃到长江下游的江苏针对所有红军部队的包围封锁运动正在展开。二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其中包括那些装备精良，被彻底灌输了反共思想的军队，被调至包围陕北的八路军后方主要根据地，在边区周围已建立起了若干道封锁线，尤如蒋介石委员长为消灭江西红军打了九年的“围剿战役”。另外三十万大军集结于长江以北地区，已向新四军主力发动了小规模的攻势。

　　显然，任何大规模攻击红军的行动在实施前，日军不会毫无所知。明智的国民党领导人清楚，当前以反共口号取代抗日政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即便是专门用来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精锐部队，事先与日本人达成协议，但在长期的反共作战中，其可靠性也是极为令人怀疑的。

　　反共的将领和政治家们明白，最先挑起内战流血的政党不会有好下场。据说，他们策划了一个“暗中磨擦”的审慎的行动，迫使共产党从所谓“自由中国”的薄弱的立足点逐步撤出，直至完全置身于敌后。同时，断绝其财政支持，并把所有军事行动称为“剿匪行动”和“抗敌所取得的胜利”。红军因而不得不一方面同日、伪军作战，另一方面同国民党军作战。

　　也许，阻止中国回到原始野蛮时代的最大责任在于英、美两国——特别是在于后者。据说，对新四军的进攻是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而实施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内战的爆发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显然命令过新四军自行解散。做出上述断言的人或许有证据证明他们的说法，但远不能保持准确性。就我而言，我看不出中国的内战会有益于任何一位先生或者其他什么人。只有日本也许还有重庆国民党内最反动的势力以及南京国民党傀儡是例外。

　　中国国内政治危机自然地反映出了由于将近四年的战争导致的经济恶化。其特征表现在，危险的通货膨胀，下降的工农业生产，失调的农业信贷和营销，以及不断增长的高利贷，对大路商品的囤积和投机倒把。所有这一切引起了人们对腐败商贾和地主(他们是地方上的罪魁)，以及官僚和某些高级官员(他们对灾难性的政策负有责任)的不满情绪。可以充分想象，此情形会引起诸多忧虑，而这些忧虑易于使重庆、南京和东京统治集团在客观基础上达成谅解。

　　为了加强蒋介石，使其能够作为对付日本的一个暂时的缓冲器，从这单一的目的出发，英、美两国突然地向此地投放一或两亿美元的信贷资金。这么做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也许发生一些更为复杂的事件，也许事与愿违。事实上，通过加强政府和军队里的更加反动的集团的反共措施，几乎由英、美两国提供的任何实质性援助都将削弱中国抗日政治阵线，除非有附加限制条件。军方长久以来对一种说法感到不悦，这种说法把苏联当成是援助的主要来源，他们可能认为美国的援助与他们国内的目标极为一致。

　　此外，在抗日战争初期，英、美对重庆实质性的援助伴随着一种默契。机会主义的政治家们认为他们不需要通过国内的民主运动来恢复他们在长江下游地区失去的地位，却指望英、美为他们恢复这一切。因此，当务之急是取缔民主运动的领导。他们担心，不这样做，一旦凯旋南京后，他们的垄断统治地位将会受到威胁。

　　很抱歉，我在此刻对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阴暗面如此直言不讳。但美国人民不仅急需知道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能够发挥多么重要和进步的作用，而且急需了解应避免那些危险。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既干预了中日战争，也干预了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均衡。华盛顿必须决定，他们希望那里出现什么样的局势——扩大内战，取消进一步抗日；还是壮大民主力量，以确保国内合作和民族革命斗争的继续开展。

　　如果是后者，美国则亟需表明美国的援助基于两个条件：第一，改善政治生活，如在盟国援助影响下的高级代表大会中，各抗日团体应拥有席位和发言权。第二，美国的信贷援助应以加强政治合作的经济基础为目的。同时，不管地区间的政治差别如何，均应平均分配。在后一点上，为发展工业合作业已成立的机构可作为一个范例，它表明美国的财政援助能够在中国产生效益，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