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政见“裂缝”的严重面之一，就在日汪尽量利用此事，以发动其和平攻势。“使反共运动成为中国政治上合流的基础”是他们战略中心点。他们要使抗日统一阵线，由“一致”的国民党所领导的反共运动来代替，使现在的“抗日政府”，由“和平”和“中日合作”的政府来代替。为达上述目的，他们设法助长反共运动。一面南京伪组织加紧策动反共运动，以示与重庆方面反共分子平行。一面日军则利用时机向国共军队进攻。二月四日东京《报知新闻》评论云：“中国事变的结束，现已由中日直接谈判，进至渝宁合作的新阶段。军事与外交二元政策的运用，乃促蒋重新考虑此事的最好方法，如此两国全面和平，方有可能。”

　　汪精卫最近在《政治月刊》发表一文，持同样的论调，他说：“我们的意见，以为重庆解散新四军，乃预示着全面的反共运动将向前迈进，这于中国的将来，十分有利。虽然，仅此仍觉不够。我们必须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设法扩大这种运动，促其发展，而使普遍的和平，因一致努力反共活动而实现。”

　　此文目的，显在策动重庆方面亲日分子及失败主义分子坚持这种“极堪嘉尚”的工作，不但使新四军完全消灭，并且向八路军进攻，使反共运动得以扩大。日本对重庆方面扩大反共活动感觉兴趣，《报知新闻》早已明白指出：“冀鲁晋苏占领区域抗日军队(指新四军同八路军)的消灭，乃建立东亚新秩序政策中亟待完成的工作。”

　　日人这种策略又一明证，可于《读卖新闻》汉口通讯中得之。该通讯称：“新四军受到日军的压迫和国民党的攻击，正面对着最后的毁灭。同时我们要把那些集中在豫南广大平原国民党军队消灭，如此得以鼓励国共的冲突，加速抗日政府的颠覆。”

　　就新四军言，日人这种报告的真确性仅止于说，新四军在江南非沦陷区内的地位，因中央军的攻击而感削弱。虽然，就在这些地方，至今仍有新四军零落部队，得当地民众之助，继续抗日。今日在沦陷区内，能使日伪军地位恶化者，仍属新四军。

　　当新四军奉命在苏北前线采取行动时，忽遭国民党军的攻击，失了叶挺和项英，使他几乎没有时间补充和改组统率机构。一个前属中央的军官李长江，在新四军解散后，决心在苏省继续他往日反共生涯，公然依附南京的伪组织。南京伪组织委他做反共军第一队司令【李长江，当时是伪第一集团军司令。】，报答他携带三万人来归；但是不到两星期，这位司令不得不托庇日军防守部队，以避新四军进剿。现在这支军队，差不多完全被新四军消灭了。

　　所以，这名义上被“解散”了的新四军，仍在继续抗日。李长江部队的消灭，不过是长江下游这支民众抗日军队力量的表现之一例。另一实例，就是长江北岸沭阳和东台的克复。今日的新四军，已在新首领之下改组扩充，继续抗日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将在整个沦陷区内，和在得不到重庆接济的情形下，努力为之。

　　我们知道新四军抗日效力，即不难知道何以日伪热衷鼓励重庆的反共运动。新四军改组后，仍在长江下游沦陷区内领导普遍的抗日活动，为日军在该区域内加强控制的最大阻碍。其与八路军在沦陷区作大规模游击战的成功，乃公认的事实，无怪其在“军纪”口实之下被迫自沦陷区撤退时，敌人不胜庆幸了。

　　还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新四军经过数年来艰苦作战，已在沦陷区内建成坚强的根据地，以便在敌后施行反击。这种工作的完成，全赖当地民众有自卫的武装和组织，并且能在收复地区，建立他们自己的行政机构。新四军领导者，实欲得国民党军的合作，以加强长江下游民众自卫根据地，但国民党领袖们，对于这种民众运动的日益加强，极感惊恐，实则这种运动，乃唯一抗日自卫之法。所以中央军对新四军的攻击，其目的不仅在消灭新四军，且欲排除其在沦陷区内一手开发的民众组织全部机构。

　　重庆官方的代言人确切承认上述目的，所以也就间接承认加于新四军的违背“军纪”，乃莫须有的罪名。例如二月二十六日，朴莱斯博士(Dr．Frank·w·Price)自重庆向美广播(并在国民党报发表)云：“共产党在华东沦陷区树立另一派政治机构的计划，无人赞同。因此，在迟缓的撤退完成之前，新四军在江南的一部，被解除武装，其在江北的部队，也经下令解散。此一问题较一般人所知者复杂，因为一切都发生在非国民政府权力下的日人侵占区域。”

　　这位生在中国，曾任南京神学院教授的美国教士，并未见到国民党这种态度的不当。很明显地，重庆当局宁决心毁灭长江下游沦陷区的抗日自卫根据地，而不同意经由新四军之助，在该区域内建立另一政治机构；但是我们明知，这种政治机构，不过是进行着收复失土工作的一种有组织的抗战体系。按诸实际，政府军所毁灭的，乃是抗战重要收获之一，由军民付出重大代价得来的沦陷区内抗战根据地为反攻所不可缺者。可是重庆方面的官方代言人却贸然说新四军“不服军令”，并且因其部队，均在“敌人侵占区域”，不能将其全军消灭，而表示遗憾。

　　朴莱斯博士在广播中向美国保证，消灭新四军一举，既无内战之意，也不削弱抗战，反共并非内战，乃是“剿匪”，这原是国民党传统的说法。攻击一支在抗日前线艰苦支持的民间军队，反说不过是“军纪”事件。朴莱斯博士又说：“一点裂缝，为双方领袖所亟欲避免者，即不致酿成内战。这不过是一少数党对国民政府‘反叛’，将以镇压办法处理。国民政府的胜算，殆无疑义。此事不会削弱抗战，如一般人所恐惧的一样。内战决不会有。现在没有一省，反抗国民政府的统治。”

　　这样解释团结，我们且不置辩，但广播中尚有一节，值得略为一提。朴莱斯博士向美国保证，重庆已实行民主，他说：“我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将我的印象和信念告诉你们。……”朴莱斯博士既为重庆所雇用，那么他被许可自由表示他的观点，并非奇事；但这不能证明，那些不肯接受官方解释的人士，也将得到同样的自由。

　　我们必须重视一点，即重庆方面攻击新四军，使长江下游一带抗战瓦解，这对于日人简直是送上门的利益。再者，日人希望反共运动扩大，也得到满足。据报中央军正分数路集中向八路军所组织之游击区进迫，并已开始攻击八路军及其他游击部队。报载重庆消息称，官方对攻击八路军和解决新四军进行顺利，颇觉满意。

　　在抗战的第四年，中国民众和友人，愿意从重庆方面听到，传之以久的对日反攻军事布置，进行顺利。常有人提到，重庆有三百师军队，但此言目的乃在和仅辖九师的八路军作一数量上的比较。重庆官方代言人复爰指出，共产党军仅占全中国军队百分之二至四，所以非优势的中央军之敌。

　　汪精卫离渝前，曾有类似的声明，当经孙夫人予以答复。孙夫人昔日所说，不幸更适用于今天。她说：“我们不能否认，今日中国有些政客，怯于对外，而勇于对内。这班人自抗战以来，始终是失败主义者。每逢有一点点和平谣言或暗示，他们总不辞努力，惶惶然忽此忽彼，好象吃尸的乌鸦。这班伪君子，口头拥护领袖，心怀异志，口是心非，形成尖锐的对照。他们否认蒋委员长屡次宣告的中途妥协即是灭亡。——我们必须实施普遍的政治动员，以便斩断敌人又一魔手——引诱我们接受和平的政治阴谋。”【引自宋庆龄《抗战的一周》(1938年7月5日)。未与原文校正。】

　　今日重庆方面各种措施，并未能去掉这只魔手，反使日人很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政治阴谋，必将得售，而“一致努力的反共运动”，终必使国民党统治下的全中国，陷入日人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