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尽管在各专家有或详或略的定义，但就具体的表现而论，主要的是在言论出版及教育各部门。言论有的是口头的，演讲、谈话、座谈及讨论会之类；有的是写出来的，如报纸杂志上的言论等等。出版则属于日报、期刊、杂志以及书籍。教育则大概就狭义说，指学校教育，在学校中教师所教授，青年学生所研究的都是。这只是就事实上大概提出来谈谈，这几方面当然并没有严格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一个学校请校外的人来校演讲，这是演讲，同时也是教育，因为它含有教育的意义。就广义说，言论出版也含有教育的效用。学校中除讲授外，也有课内外读物及学校的印刷品出版物等等。总之，一般地说来，所谓文化磨擦，最具体的表现，主要的是在言论界(尤其是日报及期刊上的言论)、出版界及教育界。

　　我在上面曾经说过，“三擦”往往有互相的关系。前方的军事磨擦，虽是限于国共两党的军事磨擦，可能发展其影响于大后方的人事磨擦，并不限于国共两党，而是侵入于比较有力量的其他抗日各党派。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曾经谈及国共以外的青年党及救国会的故事。讲到文化磨擦，也有相类的情形，最显著的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当局对于文化磨擦的变本加厉。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机关报处于对立的地位很是显然的，一方面是《新华日报》，一方面是《中央日报》及《扫荡报》(《中央日报》算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扫荡报》算是军委会政治部的机关报)。一方面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要把事实真相及真是非表白于世，以求公判；一方面凭借执政党的便利，运用审查机关及军警宪兵作压迫工具。最有趣的是警察宪兵在大街上乱打乱捕售卖《新华日报》的无辜小贩。后来自己也觉得在战时首都，国际观瞻所系，究竟不大方便，特妙想天开，雇用小流氓乃至小乞丐无缘无故随处打这样无辜小贩的耳光，受侮反抗大概是人类天理，当然引起吵闹，于是警察或宪兵出来装做弹压，把他们一同捉到官里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所有报纸全部没收！这样既可不致有碍观瞻(？)，又可达到目的。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很难久在隐瞒之中，不但你遇着中国的新闻记者，他们可以幽默而沉痛地告诉你一切，即偶而住在国际宣传处的Press House(也许可译为“记者之家”)外国访员，他们也会笑咪咪地低声告诉你实际是什么一回事。

　　天下事最难的也许莫过于压抑正确的消息或言论。事有凑巧，拥护中国抗战的中国国民，固然都怕内战又要发生，以致妨碍团结御侮，住在Press House的外国驻华访员(尤其是英美，苏联记者有自己住所，德国除外)为着他们本国的利益，也希望中国能团结抗住日本，所以对此类消息，十分注意，忙于探听。《新华日报》于克服种种困难之后，把周恩来先生签名盖章负责写出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几个大字刻出登载之后，外国记者纷纷要译发电报，仍被封锁。刚巧他们里面有人赴港，偷带赴港发电，引起外国的公正友人及侨胞的急电飞来，希望中国仍能化险为夷，为国家得到最后胜利。听说侨胞各团体来电总在千封以上，这使当局不得不稍稍有所顾忌，才能使事态不致再形扩大。侨胞对于祖国的关怀和急难时的贡献，实在值得我们钦敬。

　　但是这一部分(关于国共两党)的文化磨擦却不因此就算停止，《新华日报》排字工人有几十位被“特老”(特务老爷的简称，这名词不敢说有创造精神，似尚顺口！)绑去。至于邮政的暗中抵制，宪兵的暗中捣乱，亦不可胜说，我在这里只是因为这一部分的文化磨擦是政治“曲线”下降后“三擦”中的一部分现象，所以连带谈到，真是略之又略，其详有待于将来的中国史家。其实由前方的军事磨擦而殃及后方的文化磨擦，可说是整个的，并不限于国共两党而已。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中间层的日报言论有过二三星期的最困难最紧张的时期，便是一例。

　　皖南事变发生后，政府郑重提出军令政令之必须服从。国民党的机关报要做的事很简单，大骂一顿之后，将“汉奸”的帽子强行戴在对方的头上。中间层的日报也有好几家，他们的“脑壳”却不能这样简单，而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环境中，又觉难说老实话，于是大家在这样重要事件发生之后，索性有好几天在社论里一字不提！但是他们终难躲过难关，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负责人着了慌，把各报馆的主笔先生分别请来详加劝导，指示他们这篇文章应该这样这样做，那样那样说，大有以国文教师自任之概！有的主笔先生回馆之后，勉强胡诌一篇敷衍敷衍，但是第二天又被请去，指出他说得不够，甚至和宣传部负责人原来的指示不符，希望他再来一下！有的主笔先生只好哭丧着脸再勉强来它一下，有的倔强些的，老实置之不理，结果受到严重的警告。有的主笔再挨过几天，被电话催得没有办法，情急智生，特来一篇不痛不痒的短评，登在报的末端，这当然大动了指示者的肝火，叫去大骂一顿，说叫你做长篇社论，指示得那样详细，你却做了一篇三言两语登在使人寻不着的尾巴上！再不识抬举，那只有请他关门大吉！有一家报请老成持重的黄任之先生写一篇，黄先生很费苦心写了一篇顾全大局而又给国民党十足面子的大著，可是他文章里说的几句公道话却被检查员删得一干二净。

　　总之那二三星期的重庆新闻界可谓在风雨飘摇之中，偶然遇到新闻界的朋友，他们总是摇头叹息，把这件“新闻背后的新闻”做谈资。

　　我对于皖南事件并不否认在表面上看来，其中含有军令政令的因素，因为新四军是归军委会指挥，在国民政府抗战国策下作战，由军委会发出的命令是军令，由国民政府发出的命令是政令，这是常识。但是在实质上我们却不能否认其为党派斗争的问题，因为在事实上新四军是中共领导的，军委会及国民政府也在事实上是由执政的国民党一党所主持的。我们要解决问题，必须面对事实，不能以军令政令几个表面上的名词抹煞问题的真实内容，而不从根本上加强民主政治，巩固抗日党派的精诚团结与合作。我有一篇文章很婉转地表达我的这种态度，我自信是很持平的，原拟登在《全民抗战》周刊上面，但是全文被审查会扣留，在那期周刊上的社论地位留下一个大空白——开个大天窗。

　　关于皖南事件的详细经过及真相，非本文范围所及，在这里只是指出军事磨擦和文化磨擦的相互关系，略谈一些作为一例而已，但还有一件有关的小事却很有重要的意义，值得附带一提的。有一位我所信任的江苏同乡老前辈告诉我，说皖南事件发生后，顾祝同氏曾亲到重庆召集一个江苏同乡谈话会，参加的是在战时首都的江苏重要士绅，他也被邀请。他说顾氏对他们报告，老实说原定计划是要消灭新四军，后来未能成功，竟被跑到苏北，很对不起云云。这里并不是所谓军令政令问题，而确是党派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根本解决的办法是要努力实行民主政治，各抗日党派都在民主政府之下和衷共济，同心协力，为国家民族前途的光明，为全国大多数民众的福利，而共同奋斗。这一点是根本解决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以后有机会还要谈到，在这里只是要指出：我们彻底明白了皖南事件的真相，便知道只是用军令政令的表面名词来抹煞一切，当时言论界并不以这种掩耳盗铃的态度为然，不是没有理由的，但却因此引起当时的文化磨擦，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情。就表面上看来，上述的文化磨擦是由军事磨擦波及的，但是如果进一步作稍稍深刻的分析研究，便知道其根本来源不是仅仅来自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也不是仅仅来自抗日各党派的关系问题，而是来自有关国家前途的基本的政治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