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分歧的基本原因是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在敌后战线上，共产党的影响和武装在逐月增大。共产党的首府一直在陕北延安。到一九三九年初，陕北延安地区虽然还是最重要的地方，但已经不是共产党控制的唯一根据地了，他们最主要的力量已经扩展到了黄河以东、沿海一带和长江下游地区。早年的红军已经在抗战最初几年内消耗殆尽，新的红军即八路军都是华北当地人。这些新军队是由那些在抗战以前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的青年中尉和上尉们指挥的。在延安也和在重庆一样，高级会议名单中始终是一些老名字，但在共产党军队的战场上，新的领导人正在草丛中不断成长。共产党在实质上是依靠周围人民支持的。他们没有和千百万和平农民在一起的安全后方根据地。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大都和日军交通线交织在一起，并且到处都有日军的驻军和碉堡。如果共产党必须不断地与日军作战，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休息的时间。共产党人为了保卫自己，必须进行宣传鼓动，否则就不能生存；他们还必须全力保证得到民众的支持，否则就会灭亡。

　　他们在敌后的宣传鼓动和发展使得政府军队和他们不断发生磨擦。日军向前挺进时，政府曾在华北和华中留下了一些部队。共产党人在新的社会基础上组织农村抗日时，就多次和政府的军队和官员们发生冲突。对于他们来说，文职政府和军事政府是统一的，是一回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全民的战争，不需要什么中立人士来管束。战前政府所指定的老村长和中年县长是不允许他们搞激烈的游击战争的。其中一部分人后来转变了态度，和人民站在一起；那些太老、太软弱或思想顽固的人就被游击队撤换了，理由是这些人影响了抗战。同样，在共产党控制区内的孤立的政府军发现自己已经参与了共产党式的战争。当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合作时，磨擦就产生了，从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不守信用，直至互相攻击。天长日久，敌后的政府组织就被共产党控制下的全新的抗战组织瓦解、吸收和取代了。

　　一九三八年夏天，发生了双方第一次武装冲突。此后，在偏僻地区驻守的政府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了。它们都和自己的最高指挥部相隔绝，无人能管得了它们。在政府控制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被看成是一种疾病。因为政府不愿意也无法象共产党那样既动员人民又不伤害自己的社会基础，他们认为共产党也应该停止组织人民的工作。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几个办事处受到了越来越严密的监视。在湖南省平江镇，政府的狂热分子袭击了共产党军区在当地设置的联络站，杀害了它的办事人员。在其他城市里，这样的机构也都被封闭。在蒋介石控制区内，共产党的活动慢慢地被迫转入地下，只有重庆和西安还有公开的共产党办事处继续存在。不过，这两个办事处也受到了监视。一九三九年秋，师级规模的内战在山西爆发。这场战斗在一九四○年春通过谈判而停止了，但紧接着大规模的冲突在新四军活动的长江流域展开了。

　　到了一九四○年仲夏，显然必须要达成一些协议，否则中国的团结就要破裂。有数不清的大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严格划定共产党陕北根据地的范围，因为两党军队的士兵总在这里时断时续地打仗。第二是军备供给问题。政府答应给共产党八路军四万五千人的饷银和军需品；一九三八年夏天，又答应给新四军名下的一万五千人发军备。但是饷银和军需品总是姗姗来迟，而且还有附加条件。政府写在纸上的诺言是好的，但实际上共产党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作战，从政府那里得不到什么援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府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抗日地区必须规定得清清楚楚，以便把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九四○年夏天，一个普通的协议解决了共产党陕北地区的边界和给养问题。然而，协议的关键在于，要共产党把八路军调到黄河以北，把新四军调到长江以北地区。

　　一九四○年底，发生了著名的“新四军事变”。这个事变是中国战时政治的巨大转折点之一，是引起强烈憎恨情感的根源，也是引起中国长期内战的导火线。没人能够确切地知道，政府军在一九四一年的第一周内是如何包围并屠杀了新四军总部支队的。根据一切现有材料所得出的最公正的结论如下：新四军的大部分军队已于十二月底开到了长江以北。总部留下的，包括大多数参谋人员、高级指挥部和一部分战斗部队，总计有五千多人。他们奉命北上，政府给他们规定了行军路线。当天，共产党声明这条路线会把他们直接引入沿江一带的日军驻地，他们要求改变路线，于是他们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将军就去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在答应可以改变路线之后，邀请周恩来和他一起共进圣诞节晚餐，两人还为和平与友谊干了一杯。一切都安排好了。然而，共产党的延安总部突然电告他们的重庆办事处，新四军受骗，被政府军包围了，总部支队被屠杀殆尽。周恩来急忙去见蒋委员长。他没有能见到蒋介石本人，但得到保证说，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他们正下令让政府军队不要阻拦新四军北进。

　　是谁在撒谎呢？共产党声明说蒋委员长的亲信在没有让蒋知道的情况下发动了进攻，当蒋知道了以后却竭力掩盖事情的真相，而且后来宽恕了这个行动。国民党声明说新四军先袭击了政府军，然后政府军才惩罚了这些叛军。这后一个说法巧妙地掩盖了如下事实：共产党部队的人数很少，而且大多数人是没有战斗能力的参谋人员和司令部人员。

　　重庆到处传播着两党面临公开分裂和全面内战的谣言。在混乱过去以后，人们得知：新四军总部被消灭了，参谋长被枪杀，军长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几千名军人被杀，几千人被俘。这个事变本来就够坏的了，而获胜的政府军队又和日本人一样残忍地对待被俘的共产党同胞。一个并非共产党人的大学教授，因在旅行中和新四军同路而被错抓。几年以后，他讲起了俘虏营中一个可怕的故事。他说：被俘的共产党军队中男女都有，妇女是做政治、护理和参谋工作的。政府军的人强奸了被俘虏的女共产党，这些姑娘被传染上了梅毒，其中有些姑娘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而自杀了。这些俘虏在战场附近被关了一年半，又被押送到四百英里以外的一个新集中营。行军途中，男女俘虏被迫扛着政府军队的行李。他们生了病，还要挨打。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被枪毙了，还有一些被活埋。这位大学教授被释放时，几千名俘虏中活下来的只有三百人了。

　　“新四军事变”造成的一条难以填平的感情鸿沟，贯穿在此后的国共关系中。一切谈判都停止了。各地共产党军队的给养也被截断了。政府军队构筑了一条封锁线，把共产党的陕北根据地团团围住，密不透风。抗战开始时，是全中国在抗战；而现在，是两个中国——共产党中国和国民党中国都在进行抗日战争，与此同时还附带进行着一个潜在的战争，即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战争。

　　在一九四一年访问亚洲的人会发觉，要想断定中日战争的结局是相当困难的。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和物资在秘密竞争；中国军队正在失去机动性，而日军又在随心所欲地轰炸重庆；英雄主义、勇气和信心在中国人当中的确是存在的，但也有同等程度的懦弱、怀疑和卖国行为。所有这些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中国人不能打赢，但他们也不会停止抵抗。日本人曾企图压垮中国军队，破坏中国的经济，挑拨其内部的关系。事实证明，他们成功了一部分，但从总体上来看是失败的。中国一直被固定在一块平衡板上，而日本军队却无法打乱这种平衡。如果仅仅把这场战争看成局限在亚洲范围内的战争，那么这种局面就很难被人理解了。渐渐地，局势变得比较明朗化了，其决定点并不在中国本身。中国的抗日战争属于世界范围的更大的战争之一部分，中国内部的问题和痛苦也贯穿在世界大战之中。如果民主国家胜了，中国就不会败；如果民主国家败了，中国也不能胜。很自然，日本几乎在同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亚洲战争是规模更大的西方世界大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