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民主制度起作用的国家里，争夺领导权采取的是政治竞争的形式，最好的是举行集会争取民众支持，最坏的是操纵选举和作出蛊惑人心的许诺。中国自从成立共和国以后，政权与统治集团，与主要的反对派，与各种各样的自主的和封建的势力一样，相互之间的竞争不是靠选票而是靠刺刀解决问题的。

　　国民党这时的任务是逐步摧毁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

　　它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新四军，这决不能偶然的。新四军在长江流域下游一带开展和扩大了抗日行动，这一带是中国最现代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和政治基地。新四军开展和扩大抗日行动超过其他势力，这些势力在人民中的影响和取得的支持并不象新四军那样成功。

　　这一带不仅是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而且上海——南京——杭州地区曾是中国工人和知识分子在战前从事进步的抗日运动的中心，政府长期以来用了很大力气镇压这个运动。现在，这个抗日运动不但与新四军结合在一起，还得到了沦陷城市中基层秘密组织的支持。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政府撤退到重庆以后，地理上与广大抗日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主要部分隔离开了，使它无法对他们采取反动方针了。国民党倒是安于这种状况，但是这将证明完全是假想的有利状况，如果进步势力与新四军合作，旧的警察就不可能再在那里强加它的统治了。因此它得出结论，撤掉新四军就会减弱长江流域下游人民的抗日运动，减弱到成为在战时能控制住、在和平时期容易抛弃掉的附属物，使它不能凭本身的力量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国际形势的考虑也起了作用。再有几个月便可以断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底是轴心国还是盟国获胜。国民党对两种可能性都要作好准备，新四军的存在对此也是一大障碍。假如轴心国胜，中国政府将与德国和日本达成协议，排除与南京的傀儡联合进攻北方的八路军的可能性。反之，如果盟国战胜日本，长江流域一带的主要作战部队新四军一定会加入盟国进攻重要的上海——南京地区，在那里巩固壮大，这样对国民党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在全民族的抗战期间和以后，这种摇摆不定的心理和企图保持少数法西斯思想的人的统治所陷于的进退两难处境，使国民党落到了典型的“米哈依洛维奇”【米哈依洛维奇，原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游击队领袖。他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要比轴心国更危险。后投敌反对南共，被抓获处死。】的境地。要是它不能打仗，不能靠自己打赢它也不愿意任何人阻拦它去投降。假如胜利是靠外来力量获得，那么除了国民党自己的势力外，它不愿意有别的势力从中分享成果和受益。因此重庆决定，宁可让敌人占领长江下游地带，也不要共产党军队在那里打仗。假如敌军长期占领下去，它最后失败时必将导致那里的真空，那么国民党和它的机构还能重新回去。假如游击队的抗日及其改革在那里得到了发展，国民党就再也回不去，除非它奉行某种得人心的政策。

　　一九四○年末，超级地主何应钦，以其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身份命令新四军撤离敌后长江流域基地，转移到几百英里外的黄河北岸去与八路军会合。这个命令纯粹出于政治考虑，当时或以后都没有提出军事上的正当理由。最高司令部的这个决定是放弃一个解放区，把它奉送给敌人。新四军在给重庆的抗议中指出，要他们穿过大片大片没有被游击队抵抗力量破坏过的敌占区，定会遭到重大损失，甚至有被歼灭的危险。华北基地自有当地的人力物力，并已逐渐扩大，并没有要求增援，如果最高司令部的目的是想把长江流域下游保存在中国人手中，加强那个地区中国军队的兵力，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命令。

　　何应钦坚持，于是新四军宣布，转移到黄河北岸是办不到的，但它可以将部队集中在长江以北，离开南京和上海。它的司令员叶挺提议，为了不让日本马上占领撤离地区，派别的部队到那里去守住阵地。作为转移的准备，他要求支付国民党拖欠的款项，要求发给冬装，北方比较寒冷，需要棉衣，要求发给数量充足的军需品，因为在转移中需要对付敌人的反扑。最后他要求保证他部下的家属在大军撤离以后不致受到骚扰。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达成一项协议，根据条款，新四军主力部队将撤过长江。一九四一年一月初，新四军只留下了它后方的行政机关，包括总部、政治工作部、医院、教导队和一小部分保卫战斗单位，总共八千人。在靠近长江双方达成协议的路线上，这支部队被上官云相将军率领的中央军包围和袭击，叶挺将军被俘，副军长项英失踪。从此不知他的下落。新四军司令部中大多数人员包括政治和文化工作人员、军校学生、医生、护士，或则被杀，或则被俘。

　　但是，与当时的某些报道相反，新四军并没有被消灭。甚至在发生这场争论之前，它们中有一部分已经在北岸作战了，在遭到袭击时，江南大多数部队的战斗力量也已渡江。虽然后勤部队被消灭，但新四军大约四分之三以上的作战力量仍然完整无损。组织上的损失也没有象可能出现的那么大，因为象所有在敌后从事游击战的武装部队一样，新四军从战术上分成了若干各自为战的部队，它们的物资供应以及日常指挥都由自己决定，在总的指导方面则依靠司令部。

　　这次袭击的重要特点是它对抗日战争和中国的政治团结所起的影响。在紧接着的局势发展中清楚地说明了这点。政府的目的，蒋委员长说得很清楚，他宣称新四军反叛，企图在长江以南建立新的根据地，由他承担这件事的责任。由于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取消它的番号、停止它作为一支国家的武装部队而存在下去。蒋没有解释新四军武装部队在出事地点为什么没有“反叛”，而在撤退之后，只留下司令部人员、医生、记者和学生时反而“反叛”呢？

　　国民党内人士对蒋持党派偏见的团结姿态纷纷提出意见，如国民党老党员孙中山夫人、廖仲凯夫人和柳亚子等人抗议重开内战，谴责重庆一手造成内战。他们不敢碰两位国民党元老的遗孀孙夫人和廖夫人，但柳亚子则被开除出国民党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新四军事件对世界战略均势的影响立刻变得显而易见。美、英、苏驻重庆的大使——这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还远未联合起来——正式表示关注，指出中国的内战为东京在各地的侵略图谋帮了忙。日本人和他们的傀儡汪精卫则兴高彩烈。他们在报纸上赞扬他们的“敌人”蒋介石的“果断气魄”。对中国友好的外国舆论可以从多年来为中国说话的组织和个人发出的大量抗议电中得知。

　　6、共产党人制订抗衡战略

　　这件事迫使中国共产党作出同一九三六年西安“劫持”事件以后作出的那些决定一样重大的决定。

　　在内战期间，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要求团结一致抗日。虽说蒋介石十年来是反对他们的各种势力的头子，但他们抵制了可以获得新的战争同盟军和消灭蒋介石这一突然来到的机会的诱惑。他们的忍耐克制使内战没有打起来，并将所有中国军队结成一致抗击侵略者的共同战线。

　　现在，在抗日期间发起了一场新的内战中的第一次进攻。共产党人如果接受挑战，将部队用于反对国民党，那么自伟大的西安事变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将化为乌有。中国将再次陷于四分五裂。正规战线上的平静状态将不可避免地使国民党投降日本。在敌后战场上，日本与国民党军队将会联合起来攻打共产党和所有的人民抵抗组织。如果发生这样的事，那么从狭义的角度讲，国内形势无疑将有利于共产党。国民党在这样的战争中不可能集中力量、团结一致，一定会有许多人跑到始终坚持抗日的一方。但是，混乱、惶惑和流血将是大规模的，对敌人有直接的战略利益；在国际上，整个中国的争端将被反共叫嚣弄得模糊不清。对这样一种形势的积极因素下赌注是与过去对西安劫持事件的明显的有利因素下赌注一样。它将放弃为了团结而进行的全部战斗。为了这种团结，它已经作出许多牺牲，而且全中国和共产党自己已经取得不少进展。

　　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的内战分子已剑拔弩张时还在宣扬团结，对自己将是极其不利的。假如承认对新四军的袭击和继之而来的“取消”只是一次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发生的纯粹的“小事件”，那么敌后战线的整个结构将会遭到致命的危险。蒋介石把事件说得轻描淡写，他宣布说，关于新四军的事件不会影响共产党和其他任何党派，仅仅是一次对一支不服从命令的部队采取的纪律措施。这种解释一旦成立，国民党就可以随意挑起新的“小事件”，然后逐步消灭共产党军队和他们的抗日基地。统一战线作为各爱国团体有均等机会对民族战争作出最大贡献的集合点和宪章，也将成为一句笑话。剩下的“团结”，对所有非国民党员和活跃在抗战阵线中的各界人士来说，将成为砍头砧。

　　共产党的回答是重申他们所理解的民族团结原则，同时谴责对新四军的袭击，拒绝解散新四军，发起针锋相对的要求严惩凶手的政治宣传。

　　国民党消灭了新四军的司令部。共产党要求释放叶挺将军和其他被捕的军人，恢复他们的职务，对受害人员的家属给予赔偿，惩处直接负有责任的国民党司令官。

　　国民党废除新四军的番号。共产党恢复了它自己的军事机关，即一九三七年暂时中止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它在自己的领导下重建了新四军，任命新的军长和建立了领导军队的司令部。

　　蒋介石宣布共产党的地位不必受新四军事件的影响。共产党反驳说这是在耍花招。他们宣布不出席参政会会议，除非为新四军事件伸张正义以及各抗日党派得到合法平等的地位。

　　国民党企图隐瞒共产党揭露的事实真相。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措施将事实公诸于众。他们在重庆的报馆将清样象往常一样送审以后，便撤换了头版刊登的一些不得罪人的消息，夹入自己对这次事件的叙述。宪兵抓走报馆的经理，驻重庆的共产党首席代表周恩来挺身而出，宣布撤换文章是他干的，由他负责，自愿听候审讯。由于国民党要回避破坏名义上的统一战线的责任，因此没有追究这件事。

　　共产党代表团中较年轻的工作人员，如后来出席旧金山会议的美丽的龚澎小姐和陈家康，当时冒着生命危险拜访了驻重庆的门禁森严的各外国使馆、记者，把有关他们党的观点通知他们。有些记者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表示，申明假如不让他们报道双方的观点，他们就拒绝采用蒋介石的讲话。他们公开蔑视审查制度，将全部消息航寄到香港去发表。结果，全世界都知道了事实真相，而不单是听国民党提出经过仔细篡改的说法。那时，尽管美英奉行一致的强烈反共政策，但两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象中国人民一样看到了内战对抗日的不利影响。尽管国民党作了周密准备，它企图扣压国内和对外的新闻报道，但争取国内外舆论这一仗还是打输了。

　　中国共产党人从政治上回击，但他们拒绝打内战。国民党发言人私下承认共产党人忠诚地遵守了两党停战协议。但在公开场合和非公开场合，他们谴责共产党的政治势力在敌后抗日作战中大发展。共产党人对此并不否认。他们也不愿意放弃在这方面取得的影响。他们说，国民党也能取得这种影响，如果国民党同样积极打击敌人，同样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话。在国内，他们重新号召团结一致抗日，坚持在中国各党派之间展开民主竞赛，不要武装冲突。他们一方面要求惩处那些袭击新四军的肇事者，一方面仍避免批评蒋介石，实际上蒋是批准这样干的。尽管蒋偷偷地重新挑起了内战，他们并没有把他与那些有意识的投降主义者划为一类，而认为他还是可以利用，与那些人有区别的，没有把他们混为一谈。尽管国民党所依靠的美英两国反共，这两个国家还是向中国施加了压力，要求中国继续团结。因为一旦中国的两条战线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就会有日本向别处进攻的危险。再说在西安，他们曾给蒋介石上了一课，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什么事，从而证明他们是懂得中国和世界的基本趋势的。

　　当时，重庆没有人会否认在经受住了危机以后，国民党地区的人民是何等欢欣鼓舞。人们经过了日本的猛烈轰炸、通货膨胀的蹂躏折磨、秘密警察的监视盯梢、投机商们的敲诈勒索(这些投机商地位很高，人民不敢对他们提出抗议)以后，他们除了使他们自己和孩子们免遭饥饿以外，渐渐地对周围的事物失去了兴趣。人民看出了内战最终将会爆发——爆发内战将不仅是互相残杀，而且会引狼入室，这将使他们在过去所作出的一切牺牲都变成毫无意义。人民被剥夺了真实的消息，被剥夺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等待着风暴的降临，正如他们必须等待某种个人无法防止的大灾难降临那样。当这些过去以后，可以感到一片宽慰的气氛。

　　但是民众的反应也说明了另外一些情况。政治上的倒退暂时扼杀了具体的利益，阻止了人们参与在战争初期如此鼓舞人心的国事。危机的结果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他们不仅有遭受巨大风险，而且有已经摆脱风险的感觉，还有一种羞耻的感觉，这就是在面对危机时完全无能为力的感觉。最重要的特点是唤起了政治上的中间分子采取新的行动——这些人既不属国民党，也不属共产党，仅仅要求对他们的国事有发言权。只要他们一发言，就是要求民主和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