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达中国以后不久得到情报，说在不久之前，蒋介石和周恩来就关于部署新四军一事进行过非常严肃的谈判。这时，蒋介石实际上已经做好对共产党军队进行挑衅的军事准备。他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要服从他的命令。蒋介石说，中国共产党“近年来表现不好，转移到其他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未经允许便扩大自己的军队，组织游击队，在中央政府军周围集结军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断然提出要新四军部队转移到长江北岸。蒋介石威胁说，否则，在最近将进攻共产党军队并将其分别消灭。“你们将不是败于敌人，而将败于我军手下，”蒋介石对周恩来说。最后他又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军队必须在他指定的地点集中，把军队人数限制在八万，并保证说，那时，国防部长何应钦将执行他向共产党提供弹药和资金的命令。与此同时，蒋介石故作姿态，表示似乎他想要避免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但此时此刻，冲突已在许多地区发生，对新四军的重点打击已经准备就绪。

　　歼灭新四军教导团【当时被国民党军“围剿”的新四军部队有第3支队和军直机关共9000余人，其中包括战地服务团和教导总队。】的命令是国防部长何应钦，而不是蒋介石亲自签署的。一旦需要，蒋介石可以推卸自己的罪责，借口说是他的将领们擅自采取的“预防性”行动。

　　从一九四○年春天起，李宗仁【李宗仁，当时为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将军指挥的政府军就多次袭击新四军，把新四军从日本侵略者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赶走。蒋介石司令部对我们的军事顾问精心隐瞒这一情况。

　　一九四○年十月，重庆军事委员会对新四军在南京、上海和杭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表示不满。军委会指出，这将破坏国共均势并且和最高统帅蒋介石关于部署军队的指令背道而驰。所提要求极其奇怪，在旁观者看来是完全荒谬的。谈到日本占领下的领土，新四军赶走了日本人，把家乡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而忽然要瓜分还没有从敌人手中解放的领土。

　　这点很容易解释。蒋介石担心共产党军队在华中、在工业中心站住脚跟并获得优势。解释容易，理解却很难。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蒋介石对共产党影响增长的担忧超过了组织抗日。

　　为了执行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确切地说是蒋介石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需要时间，需要熟练的军事转移。但还是按照和军事委员会达成的协议，新四军开始转移到长江北岸。

　　十二月份，蒋介石再次会晤周恩来，向他表示不满，说共产党军队转移的行动迟缓。谈话的调子非常生硬。蒋介石以独裁者，以局势的主宰者自居。他不是说服，更不是请求，而是要求共产党绝对执行他的所有命令。蒋介石宣称，中国的权力属于他，而他不打算和任何人分享这一权力。

　　周恩来回答时要求蒋介石保证不利用共产党军队转移的形势来从背后捅刀。蒋介石再次要共产党的这位代表相信，他不想消灭共产党并且主张两党紧密合作。蒋介石的指责归结如下：共产党越过了预先商定的地域，扩大自己的影响，分裂国家，扩大军队，占据对中央政府军构成威胁的地盘。蒋介石再次要求共产党的军队撤到长江以北。周恩来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问题早已决定了。一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重庆政府的国防部长何应钦签署了消灭新四军的命令。

　　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将军以十二个师的兵力进攻只有九千人的新四军。突然袭击使政府军的任务变得容易了。他们消灭了教导团，俘虏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和许多高级指挥员。叶挺的副手项英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后被国民党分子凶残地杀害。蒋介石发布了解散新四军的命令。

　　无疑，正如在重庆人们所称呼的那样，这次皖南事变，确切些说，这次背叛袭击的目的是摧毁新四军的革命精神和全面打击共产党的地位。

　　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发生的这一冲突事件使联合抗击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化为乌有。蒋介石军队在力量上比分散的新四军占优势，利用有利时机进攻和击溃了叶挺将军的教导团。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要用事实或文件来进一步证实。最初，我们的军事顾问既没有这样的事实，也没有这样的文件。中国将军们随意欺骗他们。要十分谨慎，十分仔细地进行研究，才不致于在自己的行动上发生差错。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十二条要求》。但是，在蒋介石于三月六日在中国国民参政会议上发表演说之前，共产党方面没有得到对《十二条要求》的答复。

　　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表现在政治攻势上，同时双方都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从国民党方面来说，这表现在镇压共产党及其组织：取消驻广西省的八路军办事处，迫害那里的左派组织；封闭左派出版社《新生》出版社；在第六战区逮捕青年；挑衅性地诽谤和攻击重庆《新华日报》；捣毁和封闭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和迫害重庆、西安、成都等城市的左派人士；加强对共产党员和左派组织的警察监视。

　　作为回答，共产党通过散发传单，公布所发生事变的真相和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反动事实。在重庆近郊多次召开反对迫害《新华日报》和左派团体的抗议集会。

　　然而，没有组织广泛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其原因是，共产党预先从重庆撤出了左派团体的代表人物，因此在需要出面和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表示抗议的时刻，实际上没有人来做这件事。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开始了谈判。国民党方面起初参加谈判的是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将军。后来，他不再参加谈判了，实际上，全部谈判都是周恩来和第二流人物，并且警察味道很浓的张冲进行的。这样，蒋介石便在国民参政会会议上宣称，无论他本人还是政府，都对共产党提出的要求毫无所知。

　　国民党政府军一月份的围剿没有能够消灭新四军，只是使它遭到惨重损失。但是，由于新四军事件，蒋介石的损失也并不少。他的军队受挫不小。全国进步舆论看到，由于蒋介石及其将领们策划的挑衅行径，中国再次处于内战一触即发的严重政治危机的边缘。国民党有影响的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和其他许多人士对蒋介石采取的行动提出公开抗议。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中的自由派人士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该同盟制定的纲领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政策。

　　该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了。但是，这必须要十分小心谨慎，免得被视为干涉盟国的内政。

　　我这时还不是军事顾问。而武官的任何谈话都是政府申明的立场。没有大使潘友新的批准，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如何做才能防止扩大中的冲突和使蒋介石转而抗日——对此，我们和潘友新考虑了很久。

　　局势并不简单。我们对蒋介石政府有条约义务，而我们内心的同情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但是，如果我们公开讲出这种同情，就会使蒋介石疏远我们。我不怀疑，蒋介石肯定知道我们同情共产党，但既然还没有在外表上表现出来，他由于渴望苏联的军事援助，也就将忍就忍了。同时，如果我们公开宣布支持共产党，那么，蒋介石在他的西方庇护者和他的国民党同僚们的压力下可能再次使我们的关系产生麻烦，而这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剩下的只有一个办法：让蒋介石知道，他进犯共产党、调转枪口对准人民，而不是侵略者，这可能影响苏联方面提供军事援助。

　　根据情况，有必要暂缓对蒋介石作外交姿态，而通过他最亲密的助手向他施加影响。

　　按惯例，我首次礼节性拜会的是国防部长何应钦。他也是中国武装部队的参谋总长和剿灭新四军命令的签署者。在蒋介石周围的军阀中，何应钦以通晓军事、杰出的才干和足智多谋出类拔萃。他的政治立场是极右的：狂热的反共分子，中国一切革命变革的反对者，有利于封建官僚和大企业家的军事独裁的拥护者。同时，他又想进一步从苏联获得军事援助。他企图智胜苏联外交官，而同时试探同日本侵略者勾搭的可能性。他认为，日本军队占领中国领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日本正陷入与大国的冲突，将被迫撤出中国或者投入大战之后和中国军事上层当局达成妥协。

　　我们一见如故，宛如老朋友。何将军笑容可掬，嘴角上挂着奸诈。我也故作友善，满面春风，装出言听计从的样子，只是偶尔提些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表示认真。

　　何应钦一开始就对苏联政府、苏联人民、铁木辛哥元帅【铁木辛哥，当时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即国防部长。】本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予军火援助，感谢派来了军事顾问，感谢顾问们的工作。他对苏联军事顾问极尽奉承之能事，把他们的知识、才干和他们对军事战役的帮助吹得天花乱坠，但就是对我们苏联军事顾问拟制的作战方案一个也不提。这些方案中国司令部不是没有彻底执行，就是束之高阁。

　　我耐着性子等他把一连串的奉承之词说完，然后问道：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我国提供的武器。何应钦立即要我放心，苏联提供的任何一种武器都没有用来对付新四军。这样，我便从一个要员之口得到了证实：战斗是发生了。他的证词使我得以借题发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题目。于是，我赶紧提了第二个问题：对这些交战，我该怎样向莫斯科报告？答案显然是预先备就的：就此蒋介石已经和周恩来谈过；重庆军事委员会从十月份起就对新四军军部提出过警告。何将军在编造这席鬼话时所表现的厚颜无耻，简直令我怒火中烧。他煞有介事，满脸堆笑，说，因为新四军和新四军军长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最高统帅决定只好严惩不贷。何应钦的这一回答证实了剿灭新四军教导团的命令出自蒋介石。

　　的确，我很难说，何将军对皖南事变作这样的解释为的是什么。如果说他想要厕身于蒋介石之后，那这刚好又帮了蒋介石的倒忙。

　　“假定是这样，”我回答他说：“假定新四军军部执行命令怠慢，由于这样那样军事上的原因没有执行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司令部通常采取什么作法呢？它可以免去军长的职务，把他交付法庭或者给予纪律处分。但是，不应该向自己的军队开战，不应该向普通军官和士兵开战，他们对指挥部的错误无论如何是没有责任的。现在，正在和侵略者打仗，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

　　对于这个问题，何应钦只能支吾搪塞、闪烁其词而已。他又开始向我保证，中国政府不愿重开内战，目前的事态只是暂时的困难，竭力表示对苏联友好……

　　第二天，我拜会了参谋副总长白崇禧将军。这位将军的权势决不限于他的军职。他是投靠了蒋介石的广西军阀集团的头子，当然，也是中国反共分子的急先锋。拜会是纯礼节性的，无论我还是白崇禧都没有什么正式的意见要陈述。谈话又以对苏联提供军火援助表示感谢开始，但不是象何应钦将军那样令人作呕地甜言蜜语。白崇禧更比较严厉、粗鲁、直率。他首先谈起新四军事件并且摊开地图，证明新四军如何罪有应得。这种姿态说明我对何应钦提的问题起了作用，所以要急于在我面前替自己辩白。可见，他们慌神了，因为他们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要寻求走出他们自己陷入的死胡同的可能才是。

　　这种情况丝毫不允许放松警惕。我没有看地图并且说，在中国我是个新人，还没有深入了解情况，没有研究前线兵力的部署，因此不能判断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任何一项命令的合理性，但是，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大敌当前，政府同人民发生任何的武装冲突都是咄咄怪事。我告诉他，我将不得不把政府军蓄意进攻在和日军作战中表现得不坏的新四军一事详细通报给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

　　在和重庆政府级别不那么高的其他军职人员的会晤和谈话中，我都重复同样的内容——内战只是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这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因为苏联人民和红军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军队不抗击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而开始相互残杀。我经常发现，在这些会晤和谈话中我的所有意见都被立即报告给了高级将领，想必，也报告给了蒋介石。我对重庆政府的文职官员更加小心谨慎，没有向他们提出关于进攻新四军的问题，但是也向他们表达这样的意思，即只有人民的团结加上友好国家的援助才能制止侵略。当我在军界人士中间活动的时候，潘友新对文职部长们做了大量工作。立法院院长、孙逸仙的儿子孙科仓卒接见了我们。他要我们相信，一九四一年一开始就对中国非常有利。由于有了苏联的武器援助，得以稳定前线，加强军队并准备发动新的战役攻势。孙科向我们保证说，中国将和侵略者战斗到彻底胜利为止。

　　通过我们的礼节性拜会和谈话，蒋介石了解到，他对共产党军队采取的敌对行动并非没有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作者注：苏联曾正式警告国民党政府不要发动内战。苏联报纸坚决谴责国民党政府制造的新四军事件。潘友新于1941年1月25日拜会了蒋介石，向他表示，进攻新四军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军事努力。这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大使提请他注意，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同时，中国国内对这些行动的抗议也在高涨。

　　我了解到，蒋介石的行动在军官中间也得不到支持。在采取了上述外交行动以后，剩下的只是要摸清蒋介石是否要进一步恶化同共产党的冲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蒋介石将同日本侵略者勾结还是继续抗战这样一个大问题。

　　三月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议上发表演说，答复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要求》。他措辞严厉，把共产党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说成是敌对行动。他认为共产党提出的基本要求(再成立一支新军，承认敌后特区，释放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发还枪支等等)是不能接受的。他说，如果接受了这些要求就等于承认卖国贼汪精卫的傀儡组织。蒋介石指责八路军有违法行为，指责它不抗日。他毫不掩饰地暗示，最近几年国民党政府集中重兵以制止八路军的活动是迫不得已。最后，蒋介石否认共产党关于中央政府正在组织围剿中共军队的声明。他呼吁中共和八路军的领导人回心转意，在中共中央一九三七年宣言的基础上和政府合作抗日。同时他又指出，国民党政府将利用它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求得它的全部命令得到执行。

　　作为回答，共产党参政员写信给国民参政会议，列举了迫害中共的事实。信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主张联合，但是，在两党关系没有按照她所提出的条件得到解决之前，共产党不能参加国民参政会。这样，共产党继续坚持要国民党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国民参政会议以没有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而告终。

　　上述事件在全国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方面的让步可以推动这一反响。但是，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重庆还是在全国都没有组织公开的群众性抗议运动，以便向蒋介石显示广大阶层对国民党推行的反动政策的不满。

　　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前国民党政府实际上采取了两大行动来反对共产党。

　　在特区和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心省份附近集结大量军队，制造皖南事变，破坏左派团体——所有这些使得国民党上层进一步恶化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使它更加热衷于要一举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和消除她的影响。

　　局势是严峻的。皖南事变至少表明，国民党政府作了各个击破共产党军队的实际准备。

　　然而，在和日本作战的情况下，蒋介石还不能公开破坏统一战线和公开发动反共内战。第一，这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意味着大大恶化同苏联的关系；第二，国内整个社会政治局势不允许这样做。战争引起的、政府又无力克服而加深了的经济困难沉重地压在人民群众的肩上。因此，各阶层人民对当局都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又因地方政权的专横跋扈、贪污行贿和营私舞弊而与日俱增。还有，警察横行和政治迫害，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进部分反对政府。

　　在业已形成的局势下，蒋介石又害怕发动内战，因为这不仅会导致中国国际地位的恶化，而且会导致巨大的内部爆炸。

　　我想，这些天是重庆政府决策的关键时日。不久，我们就感到，蒋介石暂时没有去进一步加剧同共产党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