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生长于浙江的一个农民，有一天，骤然觉得一切都使你厌倦，心里想道：“这样的生活真腻人，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想还是加进军队里，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吧。是的，我要加入新四军，我听人家说，他们不打也不骂，兵、军官和小兵穿的吃的全是一样。”这样你就动身了。

　　假定你万事如意，没有介绍信也没有保证的到了新四军那里——这是不大可能的——对他们说：“老乡，我是为着打日本鬼来的。”

　　那么，说句实话，新四军的人大概不会收留你。他们这样做，是有几个理由的。第一，政府规定某一部队应在某处补充士兵，如果你来的地方是应该加入别的部队的，新四军的人就告诉你，你应当要求那地方的军官准你入伍。如果新四军收容你，后来政府发觉了，那么政府就会把你要回去。其次，新四军还要你本乡的几个可靠的人保证你，然后再加以调查。这军队不是来一个收一个的。

　　如果你是别的部队里的兵士，想加入新四军的话，新四军也不会收容你。他们将客气的对你说明，竭力把你送回原来的部队去。

　　要是你是在［当］地的农民，又想加入新四军，而本乡所有的人都说你是一个好人！又有几个农民保证你，那么他们将怎样办呢？

　　他们就记下你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来历。接着要经过一番体格检查，看你是否过得士兵的劳苦生活。最后他们就问你为什么要入伍。如果你回答说，种田种厌了，想得一点名声，弄几个小钱花用的话，他们不会收留你。要是你说，你想抵抗日本，救你的家园和祖国的话，那么，你立刻就是新四军的一员。

　　如果他们有制服，他们就给你一套，如果没有，你就穿原来的服装。也许你会受到二星期的军事训练，也许只有几天。他们开头教你如何开步，如何立正，经过几次简单的训练之后，也许就会派你到前线去。

　　当你到了前线的时候，就有人交给你一支枪，教你如何嵌子弹，如何放枪。关于这些，说不定你可以得到二天的训练，说不定你在那天下午刚晓得怎样放枪，当天晚上便出发作战。这样，如果你不曾阵亡，你不久就可以学会了。

　　当你在前线而又不作战的时候，这大半是在白天，那么你的排长和那些有经验的士兵就不停地训练你。

　　新四军对士兵所施的训练，着重实际的价值。他们是不大讲原理的，他们简直没有什么时间予以训练士兵，不能不着重实际的应用。步伐是否整齐，他们并不关心，所以一退出战场，那些士兵比起别的部队来就显得杂乱。他们的军事训练是有两种的，一种是给军官和参谋人员，另一种是给一般的兵士。

　　士兵的训练是要适合客观条件和部队本身的需要的。新四军的配备很拙劣，它是进行游击战与流动战的，因此训练还须适合这些条件：每个士兵第一要有迅捷的行动，第二全数用他们所有的武器。

　　刺刀和手榴弹是新四军主要的武器。手榴弹的使用，只消几分钟便可以学会，刺刀的使用却要较长的时间。因为他们的作战大半使用刺刀冲锋肉搏，每一个新兵每星期却要学到二或三个钟头的劈刺的训练。

　　新四军每星期举行二或三次的打靶的练习，使士兵的射击能够准确。因为子弹极为缺乏，演习的时候不用真弹，而不用真弹的演习要使士兵的射击能够准确，实在是很困难的。他们的靶子时常只在十或二十公尺开外，每个士兵瞄着靶了，在受了充分的指示之后，方才缓缓地小心地扳着枪机。大概，他们每个月可以放射真的子弹三颗。

　　此外，士兵又受夜行军的训练。新四军对夜行军是十分重视的，一来是避免空袭，二来是他们的进攻多在夜里举行。就在举行这些夜里练习的时候，他们训练每个士兵如何互相保持联络，如何进扑敌方前哨，如何侦察阵地，以及如何配置哨兵。训练的目的是在使士兵熟悉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他们比别的部队更重视士兵的动作。

　　至于军官和参谋人员，除开接受如上的训练之外，还学习游击战的战术。他们竭力训练每个下级军官都能独立指挥和作战。这是很需要的，因为小部队时常要与高级长官失去联系，而不能不独自作战。

　　因为教育程度过低，战术的训练不重书面的指导，而重实际的练习。比如，教导员时常带着一队军官走到屋外的山上，提出一个问题来：假如敌军五百人从西面开来，这要怎样对付呢？教导员在他们回答之后，就指出他们的错误，详细地代他们分析这个问题。

　　新四军以军官用种种方法使士兵有着独立的活泼的精神。在群众大会里，大部分的歌唱不是由一人在台上指挥，众人在下合唱，而是由每一队里的一个人高唱。这一排挑斗那一排，而他们的指挥员就跳着领导他们唱歌，然后又转而向别的一队挑战。

　　新四军训练的最特出的一点，就是附在军队总部里的训练学校【训练学校，指新四军教导总队。】。这学校距前线只几里路，认真说来，似亦不能称为一所学校。现时它有八百四十个学生，其中七十个是妇女，四十个是儿童。全体分成九队，一队是妇女与儿童，每队各自是一个独立的训练单位，而且各自分离，散布在山上各处。所有这些学生，实际上多半都是老兵到这里来重受训练的，受训的时间是三个月，然后又回到前线去，然后又有新的一队由前线调回来加以新的训练。

　　在这九队中，有两队受的是政治训练，一队是军士训练，一队是妇女与儿童，其余全是作战的兵士，后者大半是排长和连长，或是受训之后将任排长和连长。每队每星期至少要爬山一次，每个人都要保持秩序，因为如果他们不会爬山，就不能作游击战。他们之中，还有几队机关枪队，不过他们虽然研究如何使用机关枪，实际上并没有射过一粒枪弹，真的，他们的子弹是太少了。

　　受训的妇女接受卫生、看护和书写的训练。他们不派到前线去，新四军的作战部队中是没有女兵的。这些妇女有些是士兵的老婆，有些是从前的女工。

　　当一个受训的人由前线回来，教导员就要问他曾进行过多少次的战斗和在什么地方作战，然后给他拟好研究的程序。如果到新四军来的人要进这训练营，指导员就问他如下的问题：第一是地理，特别着重日军的占领区；第二是语言，是否能读能写；第三他对三民主义的意见如何？第四他对抗战的意见如何？第五以前做过些什么工作？看过什么书？家庭所做何事？年龄若干？每个人都要经过体格的检查，这些由随营的二个医师和六个看护担任。

　　他们最先询问的问题之一，就是“你是否是自愿来的呢？”如果不是，他们就不会接受你。新四军并不招兵，它所有的兵完全是志愿入伍的。

　　第四章 军队的生命线

　　就我个人所见的而论，新四军与其他部队的主要不同点，不在他们作战的更英勇，也不在他们生活的更穷苦(因为别人对这两点也许有不同的见解)，而在他们有一个政治部。这政治部在作战中，的确有着极大的作用。

　　政治系统是这一军的生命线。全军接受而且拥护这种政治的指导。

　　政治指导员是各作战部队最主要的构成分子。每连都有连的政治指导员。他领导全队作战，最先冲锋，最后退却。他侦察敌方的阵地，激扬士兵的情绪，作为每一个战斗员的模范。政治指导员的死伤比率特别高，他担任最危险的职务，执行最勇敢的战斗，时常负伤或阵亡(政治指导员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不妨说新四军中有二个系统，其一是政治的，另一是军事的，两者相互的关系是这样的：

　　【1】指参谋长。

　　【2】指政治部主任。

　　一般说来，政治部有着两项作用。其一是文化上的：它灌输抗战的理论，教导阅读、写作及历史等等。其二是保证军长与副军长命令的完满执行。后者是靠宣传工作与教育等来完成的。

　　政治工作最重要的目的，是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是他们的领袖所说的，而我在好多次调查和考察之后，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为着达到这目的，他们第一，以政治工作加强部队的战斗力量；第二，唤起民众帮助军队；第三，以宣传和口号，从内部与外部削弱和消灭日军的士气。作者此行目的之一，就在考察这三项工作究竟发生了何种作用。本文和以下各文的叙述就都是亲自视察的结果。

　　什么是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呢？它怎样去加强部队的战斗力量呢？

　　首先还须认清的一点，是新四军所有的士兵是志愿的。他们中有三分之二是由南部各省开来的，而且差不多都是前红军的游击队。因此，在这些部队中进行政治工作，有容易的地方也有困难的地方。容易是他们已惯于政治的指导工作，困难是相互之间有若干的不统一，因为当他们还是红军的时候，他们散布于极广大的地区，相互间没有何种联络，所以在领导时不易统一。这弱点是必须克服的。

　　政治部有许多加强部队战斗力量的方法。首先，是加强他们的政治的教育。把中国是怎样的国家告诉士兵们，为什么中国要和日本作战呢？这样他们就激励了士兵抗敌的精神。他们告诉每个士兵，中国一定会得到胜利，以及为什么会得到胜利，这样就消灭了士兵对日军的恐惧心理。

　　政治部竭力保持旧红军的传统。老战士把他们在困苦情形下生活和战斗的，军官与士兵平等的，自我牺牲的精神等，以及爱护民众的传统，灌输给每一个新兵。

　　政治部又竭力去提高士兵的文化水准，而且借此来提高政治的水准。政治教育时常是枯燥无味的，但以文化的手段，如演剧与歌唱等，就可以使这种教育生动有趣，同时还输入了政治的意识。

　　他们企图以政治来保证每一次战役的胜利。例如，以宣传、口号和再三反复的训话，使一个士兵了解准确的射击的重要，这样，士兵们就渐渐对射击演习感到兴趣。同样，在每一次战斗之前，政治指导员就对士兵训话，激起他们的精神，而指导员则把敌军实力，和他们在本次战斗中的任务告诉他们。政治指导员不断警告军官与士兵注意敌探和汉奸。军官不断告诉士兵们说，日军不仅以武器和他们作战，还派出奸细和汉奸到军队里来。每一连的指导员都必须询问每一个士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和倾向等等。

　　据说在新四军的队伍里，从没有发见过一个汉奸，但是当军官们发觉敌探所使用的方法之后，他们还是把这些告诉士兵。譬如，他们会对士兵这样说：“在某某师里，有一天来了十七个装作和尚、娼妓和难民的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个铜板，一面是白的，一面是黑的。你们看看这一个。”

　　政治工作人员与他们称为部队里的“坏倾向”作着斗争。他们认为士兵的思想影响了他们的行为，因此竭力去矫正士兵的思想。

　　当新四军初次在皖南集合的时候，有些士兵觉得日本的炮队与飞机——这些是他们从未遇过的——有些可怕，有些则觉得他们一向是在山上作游击战，现在到了平原，就很难有获胜的可能。军官就告诉他们说，这些想头都是错误的。一些士兵，在开头的时候，甚至不相信他们以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所说的话。这样，那些政治工作人员就非常忠实地向他们这样解释道：

　　“别害怕敌人。不错，飞机和大炮是可怕的，但他们的力量都已分散了。我们的国土是这样大，他们一分开来，每一个的力量就很薄弱。而且我们作的不是阵地战，而是游击战。我们有那么多的民众援助我们。老百姓会告诉我们，敌人在什么地方，人数有多少，而敌人却无法知道我们。”

　　“我们要在平原和湖泽地区作战，不错，这要比在山地上作游击队来得困难。但敌人也一样有着他们的困难。在湖泽地区，他们的坦克和大炮就无从使用。我们有游击战术的经验，他们却没有。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用不着多大功夫，士兵的恐惧心理便给扫除了。

　　另一方面，有些战士过去在对抗中央军时，曾获得许多次的胜利，因此非常自负，相信日军并不怎样强大，而且很难打得过他们。当政治工作人员发见这些自信心之后，他们就解释日军不象从前内战时期的中央军一样，他们比后者要强大得多。由此可知新四军要它的士兵既不害怕敌人，又不过分自信。

　　最近他们发觉一些军官和士兵，为着购置纸笔，费了太多的钱。因此，当我在那儿的时候，他们正发起一个节约运动。他们召集了大会，一些军官详细说莫节约的重要：“我们的钱是极少的，如果用物和钱财都浪费掉的话，我们就无法购买我们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买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力量就要削弱，我们就不能打这样好的仗。”这样，士兵和军官就开始自愿地节约了。

　　最近，新四军正利用演讲、口号、报纸社论、标语和歌唱，在军队里进行盛大的统一战线运动。新四军领袖们认为，士兵对统一战线的确信，将加强新四军的战斗力。旧的阶级斗争的信念，已不得不放弃了。他们教训士兵们说，所有抗日的中国人都是兄弟，中国如果没有政治的统一，就无法得到胜利。他们又教训士兵们说，抗日战争是集合全国所有各种力量的全面战争，单共产党就无法获胜，我们不应只希望自己进步，而应该希望一切抗日的部队都有进步。

　　新四军的士兵并不限于一种信仰，国民党员和出身资产阶级的人都在同一行列里作战。他们不一定要你相信共产主义或三民主义，只要你拥护抗战就够了。副军长项英曾告诉我说：“不管你在政治上信仰什么，我们一律接受。不过，我们在进行政治工作时，是按照三民主义的原则的。

　　第五章 十项注意

　　有三大规律【应为三大纪律。具体内容未校订。】是新四军的每个士兵都必须遵守的：

　　1．坚持抗战，不投降，不妥协。

　　2．服从命令听指挥。

　　3．爱护民众，不违反民众利益。

　　谁要是违犯这些，都要受到处罚。

　　此外，还有六【应为六大要求。具体内容未校订。】：

　　1．爱护武器。

　　2．注重礼节。

　　3．整齐清洁。

　　4．活泼机警。

　　5．友爱团结。

　　6．爱惜公物。

　　还有十大注意，也是必须遵守的。所有这些，大半由红军移转过来，我相信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一定加以说明。这十大注意是这样的：

　　1．上门板。

　　2．捆禾草，房子打扫干净。

　　3．买卖要公平。

　　4．说话要和气。

　　5．借了东西要还。

　　6．损坏东西要赔。

　　7．大便找厕所。

　　8．洗澡避女人。

　　9．进出要宣传。

　　10．优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

　　政治指导员告诉士兵们说，只有遵守这些规律，才能获得胜利。他们还要求士兵们自动遵守。如果有谁违背这些，也不挨打，也不挨骂。虽然当我在新四军的时候，也曾听见过几声骂人的话语，但这些只在他们开玩笑的时候说的。应当指出的是我从不曾听过新四军的军官咒骂士兵，也不曾听过士兵相互间的诟骂。

　　打个比方，假如现在有人违背了第七条，他将怎么样呢？大半是政治指导员叫了他去，问他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那么屋子里，就要发臭，老百姓就要讨厌我们，这对我们这军队是很丢脸的。”如果那士兵犯了第二次，就会召开一次会议，当众宣布他的错误。如果他犯了第三次，也许他要罚去扫地，揩拭屋子，或者是把他自己关在拘留室里两个小时。

　　如果一个熟知这些规律的士兵竟杀了一个俘虏的话，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桩大事情。他们将召开一次会议，调查这士兵过去的行为。如果发觉他的行动是探子教唆的，或是出于别有阴谋的政治动机，那么他会被判处死刑。如果觉察他之杀死俘虏，是出于一时的气愤，他将受到严厉的批评，或许还要关到拘留室里去。

　　然而一法既立，就总有违法的人。要希望每一个士兵都能遵守这些规律是不可能的。不过新四军的士兵，都已受过多年的训练，他们在军官教导之下，已晓得什么是正当的行为，这的确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情。比方，要革除骂人的习惯，就要费几个月，或甚至几年的耐心的功夫。结果，这恶习惯终于革除。一种团结友爱的精神已建立了起来，以致每一个新参加新四军的人，立刻就受了他的影响。

　　我晓得这些就是新四军士兵每日行动的准绳。军队居住的地方，能象新四军这样干净的，我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军官刚搬进一个新地方，许多士兵就忙着打扫洗刷屋子的内外。我亲眼看见他们在离开的时候，把门板装好，把一切弄得十分妥贴。我也亲眼看见，他们跟老百姓说话时是那样温和，他们对待俘虏又那样体贴。

　　政治部怎样使他们履行这些规律呢？怎样使他们相信统一战线，发扬旧有传统，检举汉奸敌探，发扬战斗与向上的精神，以及遵守军纪与进行英勇的战斗呢？

　　首先，后方每一个不值班的人(参谋人员、传达员、教员、战时服务等除外)，以及前方每一个不执行战斗任务的人，每天都得上课堂，听大学生、大学教授、中学教员等关于统一战线、抗战意义、战争前途、两性关系、国际形势以及所有各种有关抗日战争的演讲。他们不断把当天的消息告诉他们。举例说，当广州与武汉失陷的时候，他们就小心地对每一个士兵，分析这些事件的意义。

　　这些演讲都在每天早上露天举行的。我曾经看到一群一群的勤务兵、厨子、传令兵、马夫、小红鬼坐在草地上听讲。军官并不参加，不过每月他们要开一次讨论会，每一连都有他们自己的教育计划，而且是独立进行的。

　　每队每天在晨昏举行集合，这样，军官与士兵就都知道当天发生的事情。政治指导员教他们的士兵读书写字，士兵们对这些异常欢迎。我亲自看见他们在吃饭后，一群一群地挤在房间里，用毛笔在纸上写中国字。一个十四岁的小红鬼，有一天晚上，看见我在写字，就告诉我说，他自己是一个笨蛋，还不会写，不过现在已在学习了。“他们什么都教我们。”他这样说。

　　每一队都有一个“救国室”，这就是士兵自己组织起来的俱乐部。这种“室”是没有限制的，谁都可以组织它。比方，在救护队里，有伤病兵自己组织的，有给看护和医生组织的，也有厨子与勤务兵自己发动组织的。在这些“室”里的墙壁上，他们排着毛泽东、朱德、蒋介石、孙中山的相片，有的还排着列宁与斯大林，这些全听他们自己的喜欢。晚会就在这些“室”里召集，此外还组织着许多读报班。壁上贴着壁报，报上大多是士兵、传令兵、军官或勤务兵们所写的文章，有些当然写得很拙劣。这些壁报什么都谈，在推行节约运动时，写的大半是讨论节约的文字。甚至连我也曾经在壁报上写过文章。有一天，那个被派来陪伴我的勤务兵，跑来对我说，他应当写一点东西，问我是否可以帮他的忙。我答应代他写，但是他回答说：“不，最好是我们两人一道写，你写一篇，我写一篇，你代我看看。”这样我们两篇短文章就贴在报上了。

　　每一队一吃完晚饭，就作游戏。在一家医院的门外，他们筑了一个很蹩足的网球场，每天晚上，都有人在那里玩球。捉迷藏倒是最普遍的，时常十几个人围成一圈的玩起来。

　　政治工作还从报纸上来推行。新四军办了一张《抗敌报》，最初每五天出版一次，每次一百份，里面有全国的抗战消息，别的新闻和社论。此外还有一张给老百姓看的，叫《救亡》，因为只好用石印，所以十分困难，后来从外面运进了一架印刷机，结果销数大增。

　　总部和后方，每到星期六晚上，就举行唱歌、跳舞和演剧。在前方，这些每月至少要举行一次。每大队，甚至每连都有他们自己的歌咏演剧队，演戏的和编戏的都是他们自己训练出来的。

　　上面所写这些，就都是政治部的工作。

　　第六章 民众的动员

　　自从卢沟桥事变之后，每个中国人都异口同声的说：“我们有四万万五千万人，象日本这样的小国要征服我们是不可能的。”

　　这话一说再说，结果变得毫无意义。中国并没有组织他的民众，一年之前，全国各方面大声疾呼，要求政府组织民众。同样，这种呼声一提再提，也就毫无意义。政府不断地宣传已组织了多少民众，已成立了多少团体。但这些组织与宣传，都毫无内容。既使形式存在，仍然不曾进行工作。

　　政府中一些人物也觉得有组织民众的必要，但他们用的是拙劣的方法，派的是不胜任的人员。别的大员们则害怕组织民众，或不相信民众组织有什么用场。

　　新四军是重视民众工作的。新四军的领袖相信，抗战胜利的保证不仅在于军队，而且在于人民。新四军的军官会告诉你，没有民众的协助，任何战争，特别是游击战，是不能胜利进行的。在每次战斗之前，因为中国士兵尤其是游击队，用的都是拙劣的武器，他就必须知道敌军的情况。不熟悉当地地理的士兵，要充分获得这类的情报是非常困难的，只有熟悉当地地理人情的老百姓，方才能够胜任。

　　军队也许要渡过一条河，但不晓得应该从什么地方渡过去。如果民众有了适当的组织，那么他们就可以供给种种的指示和情报。他们可以把小路大路的方向位置等等告诉作战的士兵。又因为游击的活动，主要是靠突击和迅速的行动，他们队伍的所在就应当保持秘密，就应当除尽探子和汉奸。所有这些，全都依靠着民众。

　　民众还可以帮运伤兵至后方，或在自己的屋里看护他们。在作战的时候，还可以帮着呐喊，或在敌人后方放火，扰乱他们。因此从军事的观点上说，新四军认为民众的组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新四军的民运工作，有着如下五项目的：第一，动员民众帮助军队，如指示路径，报告敌情；第二，唤起民众在敌后作战以与军队合作；第三，武装当地民众使之独立作战；第四，唤起民众检举汉奸敌探，维持地方秩序；第五，鼓励民众不以粮食情报等供给敌军。

　　新四军因为着要达到这些目的，他们竭力去获得民众的信任，进行宣传的工作，组织民众的团体，施行民众的军事训练，和协助他们成立武装民团。要执行这些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士兵的地位，在中国是最下级的，要他们得到民众的信任，实在万分困难。然而，如果士兵都受到爱护民众的训练与熏陶，那么民众也就接受这种爱护，信任这种军队。如果士兵遵守军纪，而民众觉得他们的确是言行相符的话，老百姓们自然也就相信他们。

　　新四军不强迫民众入伍，也不强拉夫役，这自然得到民众的信托。在中国，军民的关系的确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他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有几多次，我曾经几次随同军队，退到某些城市，大家都很饥饿，很想找到一些食物，但所有的人家全都紧闭大门，因此兵士只好撞破大门，找一些吃的东西和睡的地方，这样就更加引起民众的恐惧与恶感。归根结蒂，这还是军队不得民众信任的缘故。新四军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不管他们饿到累到可怜到什么地步，他们决不这样做。副政治指导员邓锡辉(译音)【应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这样告诉我：“当我们初次到达金华附近的时候，老百姓跟对别的军队一样关起大门，有些甚至逃走。我们并不扰乱秩序，把军队安顿在城外。接着我们开始唱歌。我们又派几个军官到城里去，他们全不带枪，他们告诉老百姓说，我们是新四军，并把我们的军纪告诉他们。老百姓一点也不相信，有一些老头子跑到城外来，看看我们，觉得我们都很有礼貌，这样就渐渐相信我们，最后竟请我们进城里去。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开了一个大会用鞭炮欢送我们。”

　　军队一得到民众的信任，他们就开始教育民众了。他们告诉民众说日军如何残酷，为什么军队要打他们，又为什么民众应当加入军队。“我们应当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因为我们要独立，我们要抗日”。所有这些都靠宣传，他们以报纸、演说、茶会、歌咏、戏剧、图画、相片和通讯等等来达到这些目的。

　　军民联欢会也时常举行。他们在会上招待老百姓，并发表演说。政治人员访问民家。新四军的每一部分都曾举行茶会，最近参谋部的人员也曾举行过一次，他们费了三块钱去买糖果和点心，邀请参谋部驻在地的每家人家派出一人代表来参加。老百姓当时都有点惊异。接着军官询问他们，新四军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没有。他们就这样竭力去改善自己的队伍。

　　当新四军一开到城里，政治部就召集当地的民众和儿童，对他们唱歌，向他们解释这歌词的意义。在我到过的地方，随时都可以听到儿童们唱几句他们学来的歌曲。

　　新四军又使农民黯淡的生活增加了快乐。当戏剧要上演的时候，他们在墙壁上贴着广告，通知城乡的人们什么时候演戏，民众也成群结队去参加。这些戏跟在军队中演的多少有着不同。在军队中演的大半叙述战斗，而这些则注重民众协助军队的工作，如肃清汉奸，侦察敌情，毁坏公路等等。

　　当新四军企图组织民众的时候，他们先作组织的宣传，这样民众就晓得他们的责任是什么。比方这些人缝衣，那些人帮助军队运输，另一些人则在农田上工作。宣传工作完了之后，政治部，普通是战时服务团(包括二百个男女的儿童)就帮助县政府动员和组织民众，组成各种抗日团体，如“妇女抗日会”、“商人抗日会”等等。

　　要组织一个团体是容易的，但要这个团体在战时执行实际的工作就很困难。这在汉口表现得非常明显。团体是那样多，做实际工作的又那样少。下一道命令组织一个团体，实在再便当不过，但组成之后，开了几次会，就只剩下一个名义而已。依我的意见，要这些团体真的发生作用，必须由下至上而不是由上至下，而且应该是自愿组织的。

　　在新四军里，我晓得农民抗日会是农民自愿组织的，他们定下了如下的口号：

　　1．协助政府及军队抗日。

　　2．保护农民生计。

　　3．增加生产。

　　4．农民联合起来，互相合作。

　　5．如有事端，请由农会调解。

　　6．推进农民教育。

　　新四军帮助他们设立唱歌、读报、书写、算术等晚班，这些全由他们的教员担任。所有政府办的学校，在前线附近的已经关门，在后方的也不多。其所以不多，不是由于战争，而是由于当局的忽视。然而新四军却在前线附近开办短期训练班，把群众训练、持久战理论及政府所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告诉他们。这些训练班大概只一个月就毕业，然后由他们分头去教育农民大众。

　　但是新四军还要民众作战，这不仅是要求他们帮助军队，还要他们独立行动和防卫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催促民众组织游击队，由他们加以军事训练。在过去，如果有民团组成的话，他们大半用以械斗，现在新四军却要他们一齐去抗日。平时，这些队伍全都下田耕耘，战时则起来与敌人作战。

　　大体说来，这些武装队伍是由“保”【保，指当时乡村的基层政权组织。】组成的，因此每队又能包括数乡，每保是一千人，平均有八十人就以鸟枪、大刀、长矛等为武装，而且依地域分成若干小队，如果小数日军开来的话，他们就联合起来赶走他们。如果来的是大队人马，他们就牵制住他们，好让家人逃走。在这些队伍成立之前，只三四个日军就可以随意到乡庄里奸淫掳掠，抢花姑娘，现在，他们没有大队人马，已不敢任意走动了。

　　第八章 “反战”的宣传

　　新四军政治部在部队间进行工作是容易的，在民众间进行工作则比较困难，不过获得更大的成功，最困难和成就最少的是对敌军的工作，后一项有着许许多多的障碍。

　　新四军跟八路军一样，是在敌军内部进行工作的。他们希望往后会引起日军的叛变。他们又希望促使日军士气沮丧，不愿打仗，但就此刻而论，此项工作尚没有何种效果。

　　这工作有着许多的困难和危险，但新四军相信这项工作有得到成功的可能。因为这战争“并非有利于日本的工农和民众，只有利于日本的资本家”。

　　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根据如下的原理进行工作的：日军作战的日子越长，他们的困难就越大；他们越遇到更多的困难，日本士兵和下级军官对战胜的把握就越会怀疑；就在困难增加和战事延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是否能有返回家乡的一日。

　　新四军承认日军的士气现在还没有颓丧，但他们相信日军中已发现了许多士气沮丧的征象。他们指出日军自杀的案件加多，由死者身上夺来的日记，也充满着抑郁悲伤的话语。许多士兵与下级军官因怀乡而哭泣，而且不断上妓院和酒馆去排遣他们的忧愁。

　　我对他们说，在任何一个战争中都有类似的景象，世界大战时士兵的日记，也充满悲伤的情调与对战争残酷的诅咒，而士兵喝酒与找寻性的发泄也是普通的事情。但新四军的军官虽然承认这一点，还是坚持着说，这些都是足以证明日军不愿久战的征象。

　　由于日军所受的教育与训练，在他们中进行反战宣传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新四军还是相信，只要战争持久，这些宣传一定会发生更大的效果。政治部的敌军工作，是以传单、标语、通俗的小册子等(这些全用日文书写)来进行的。他们根据间谍的报告，决定他们采取那一种形式的宣传。

　　他们的标语有些是这样的：“请想念你们的家庭吧。”“不要抵抗。”“当你离家之后，你们的家庭已无以为生。”“你们的母亲和妻子正在想念你们。”直到此刻，新四军已散发了十万张左右的标语和传单。根据负责调查宣传效果的探子所说，有些日本兵看到这些标语哭了起来，有的则掩面哭泣，有的则捡起来塞在袋子里。就对敌军工作而论，新四军比八路军是遥为落后的。

　　谁都知道，中国士兵都奉命不许杀害俘虏。他们对待俘虏实在不错。他们希望日军会晓得这些，不再坚强抵抗。

　　有一天，我在总部里见到两个俘虏中的一个。开头我认不出他，因为他穿着华军的蓝布军装，跟一些中国人坐在桌子旁边，写着要到日军阵线后方散发的日文信。这俘虏的名字叫贺川正夫，今年二十二岁，是一个中学毕业生，春间他被征入伍，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就派到中国来，在运输部里工作，负责以汽艇由南京运米到镇江。他告诉我说，直到他被俘的那一天，他才初次看见中国兵。他的生活总是安静而和平的。当他们平时搭乘汽船出发的时候，除开两个卫兵之外，所有的人全都睡觉。

　　有一天，六条船载着五十名日军由镇江沿江开赴金坛。骤然，有一颗手榴弹在他们附近的水面爆炸，他们晓得中国兵已围住他们了。下面就让他自己说吧。

　　“我们的队长命令我们全体登岸。我们跳进水里，涉水到对岸，立刻躺在地上开始射击。在跟我们的二百五十码的地方，有着三百左右的敌军，经过一点钟的对战之后，我们已有十个人或死或伤。我听见队长命令一些人回镇江去讨救兵。我想有十个人正开着一只汽艇回镇江去。”

　　“我们的子弹渐来渐少了，因为我们原先有的就不多。我们只有一支轻机关枪，而他们却有三支，当时我们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

　　“我们再战了一个钟头，又有五个人死去。”

　　“骤然有一架日本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于是我们站起来，对它摇手。那飞机飞得很高，它飞了回来，在上空来回的飞了一次，但那个驾驶员看不见我们。当我们目送那飞机消失在远处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回是完了。”

　　“接着发生了一桩可怖的事情，在河的对岸，也就是我们的后方，又开起火来了。这火力非常猛烈，我们抵不住它，所以不能不移动了。”

　　“我们只留下十个人，大伙游过那条河，蹲在灌木丛后面，跟这些新的敌人战了半点钟。接着我们的子弹都完了，大伙分散开来，各人夺路逃走。”

　　“我发觉只剩下我独自一个，骤然有五十个左右的中国军出现在我的前面，约莫二十英尺开外。我用手枪射他们，但没有打着。同时又有一些便衣的农民从我后面走来。用棍子打我的头和脚。我倒了下去，他们捉住我，坐在我身上，我想这回是没命了。”

　　“接着他们捆缚我，领我到五英里外一个小村里。第一夜他们没有给我半点吃的东西。第二天他们给我一些吃，但我咽不下去，因为我想他们随时都会杀死我。我想逃，还把手上的绳弄松了一点，但是看守的人是那样多，我终于放弃了想头。”

　　“过会他们领我到第二个地方，在那儿我遇到一个会说很蹩足的日本话的人。他告诉我说我是被新四军俘获的，他们决不杀死俘虏。我不相信他，心想这家伙是在用话骗我。”

　　俘获贺川正夫的人动身把他送到总部来。在路上，他遇到那个日语说得满好的敌军工作部负责人。这负责人看见贺川正夫孤零零地坐在一群中国人中间发愁，心里很代他难过，就走上去对他说：“请你原谅，我们没有好好款待你。你的名字叫什么，从什么地方来的？”

　　贺川正夫一边和他说话，一边觉得发奇，他差一点以为他正和一个日本人说话。他立刻感到宽舒。经过五个钟头的说话，晓得他决不会被杀，因为日本士兵和民众都是中国的友人。“我们都是被你们的军阀和资本家压迫的人，大家不愿互相残杀，因此我们欢迎你作为一个朋友。”

　　就这样贺川正夫每天帮助新四军写分发给日本士兵的书信和小册子。

　　他得到很好的款待。他每月经常可以领到五元的饷银，这数目比新四军的军长还要多一元。当他听到节约运动的宣传时，他自动要求扣薪，因此现在他每月只领到三块钱。

　　他吃的跟敌军工作部的十个职员一样。当他休息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同伴们一道散步或打网球。没有卫兵跟着他，要是他想逃走，那才傻呢。如果他逃到日军那里，他必然要被处死刑。而且他是否能够到达日军那里，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他只能说几句中国话，一到乡下，农民们就会捉他，说不定还要把他杀了。真的，新四军是他最好的保护人。

　　究竟贺川正夫是否是快乐的，这是个谜。看起来他似乎很满足。除开回答我的问题而外，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当美国棒球选手到日本的时候，我见过他们。”

　　第九章 从军医处看新四军

　　在过去五十年的任何一次战争中，伤兵所受的待遇，再没有比此次抗日战争中中国士兵所受那样难堪的了。

　　中国士兵时常得不到照顾，死在前线上。即使他被人抬了起来，也大半让他独自躺在人家屋子里，没有医药也没有看护。要是他负的不是重伤，他大半要抹创走上几百里路，回到后方的伤兵医院去，即使路上有空车开过，也不会让他搭载。到了医院里，服侍的人也许要偷他的衣物和钱财，而得到的至多是潦草的疗治。在野战病院里，那些连在外国医院里当留院医生都不够资格的“屠户”，则任意割下他们受伤的四肢。有许多本来受伤并不重，因为没有人照顾，终于死在路上。要是路人怜悯地看一看他，他就算幸运了，大半的人都是连睬都不睬他们。

　　军队里所设立的医院都是那样腐败，因此，当你看到新四军所设的那些新式整齐而又十分简单的医院的时候，你就不免大吃一惊。新四军对士兵的救护，大概比中国任何军队都要好些。它的设备和服务，比我在本次战争中所见到的任何师的或军的医院都要好得多。又因为它受伤的人比较少，所以迁移的问题也就不怎样困难。

　　新四军医院服务特殊的一点，是他负责疗治本军全体的伤病兵。没有一个新四军的兵士会跑到别的陆军医院去。它自己的主要医院设在总部后面十五英里的一个小村庄中，在几个寺院里设下了二百五十张的病床。全院分为三个病室，即内科病室，外科病室和肺科病室。有许多前红军在与中央军长期作战中，都患了肺病，他们究否能够痊愈，实在不无可疑，但新四军还是好好医治他们。

　　在这个医院里有四个医生，九个女护士(全都是很胜任的)，十三个女看护，后者都由医生和护士加以训练，此外还有十二个学习的看护，他们都是长大了的小红鬼充任的。

　　医院附有一个药局和化验室。这化验室能作普通的血液、小便、大便和微菌的化验。医师们为研究微菌，自己花了三十块钱做了一个孵卵器，这东西如果由外面购入，至少要花二百元。

　　这医院是这样穷，只要他们能做的东西，他们全都自己动手。在迁移的时候，他们自己做了药盒，装玻璃的木箱，绷带卷和木器等等。他们利用汽油箱作提箱，自己做滤水器，外科用的绷带也是自己制造的，全都经过消毒。医院里又没有凡士林，因此研究部用蜡豆、猪油和硫磺调成一种代用品。此外，他们还制造了好些医治疥疮的药品，因为此地生这种皮肤病的非常多。

　　军部还设有另一个医院，也附有化验室、药局、门诊部和约有八十张病床的医院，急症和重症此地也一律收容。需要长期疗治的慢性病和重伤，则都送到基本医院去。这医院有男女医师各一人，护士和看护各六人。

　　此外，每一支队都有一个够资格的医生和几个也够资格的男护士，每一大队有二个受有充分训练的护士和十二至十五个包扎员。每一中队有一个受有充分训练的护士和九至十二个包扎员，每一小队(连)也有一至二个包扎员。

　　新四军救护事业中最特出的一点，是所有的医师都是胜任舒快的。其次，他们对各自份内工作，也都感到极大的兴趣。从病人入院到出院，他们全都有着详细的记录。每个医生每天平均工作十二小时以上。他们每晚轮流值班。这些事情在你看来似乎十分普通，但在一个陆军医院里，特别是在一个距前线那样近的医院里，这是非常罕见的。

　　医院的墙壁都是刷白的。厕所也涂着白垩，纤尘不染。他们还特别给病人做了木的浴盆。病院的墙壁贴了许多教病人如何卫生的标语。

　　医生还要给每一个入伍的人作严格的体格检查，包括眼、耳、体重、胸围、肺部、头骨、骨头、消化器官、心脏、关节、生殖器，和外表的分析。新四军是不收患花柳病的人的。军官根据医生提交的报告，决定入伍者所能担负的工作。如果他的心脏衰弱，他就不会作为战斗员，而担任别的能够胜任的工作。

　　医院也有他自己的“救亡室”和“意见箱”，病人可以发表各样的批评。他们又鼓励士兵在病院里阅读。我亲眼看见伤兵们有的正在阅读游击战术的、民众教育的和抗日理论的书籍，医务人员也写了一些简单的卫生常识，贴在壁报上。

　　医务人员还给前线的包扎员制造一种实用的急救袋。这袋要费八角钱，装着如下的东西(共重四磅半)：碘酒、刺激发汗的阿莫尼亚水、治消化不良的钠化炭酸盐、水杨酸、咳嗽药片、擦伤的火酒、通便的泻盐、一百片金鸡钠、十片吗啡(所有的吗啡完全是史沫特莱女士设法捐助的)、洗创口的硼酸水，以及纱布、温度表、笔记簿和脸盆。这是简单而需要的，因为包扎员本身也时常上火线作战。

　　不错，新四军的医务，并没有遇到别的军队所遇到的那些问题，他的战斗不是十分剧烈的。医院也不会经常遭受日机轰炸，伤兵也比较少，前线的稳平可使他们专心工作。但是，另一方面，除开他们比别的部队的医院更有效率，更有完善组织之外，新四军的军医处还要照顾患病的平民。

　　当我在总部的时候，门诊部每天平均要诊视一百五十个病人。他们全不取费，即使他们收费，病人也付不出钱。军队既然要求得民众的帮助，就不能不看顾他们。这区域里除开军医之外，没有半个医生。有许多农民在新四军到来之前，就从没有看过病服过药。因此，他们非常感激新四军。他们有的拿茶和别的礼物来答谢医院的。有一个患伤寒病的病人，有一天带着一只鸡睡在担架上被抬到医院里来。新四军从来绝不接受这些礼物。

　　这地方的老百姓亟需医药的救治。他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生疥疮，一到夏天，疟疾又到处肆虐，但一向没有人理睬这些病人。此外，老百姓有时也给火线附近的炸弹或炮弹炸伤，亟需医治，新四军是不能不理他们的。

　　因此，新四军的军医处就很象是一所国立的病院。他们的抱负很大，开头他们还打算收容一些孤儿，但后来送来的孤儿是这样多，以至他们实在无法应付。目下医务处正在计划成立一个难民所，并且设看护与卫生的训练班，这些不久之后就在基本医院设立起来。

　　这些亟需医药治疗的老百姓将会遇到何种情形呢？新四军没有钱可以无限制的这样服务下去，他现在之还能够工作，完全是靠“保卫中国同盟”、红十字会和《大公报》等收得的捐款支持的。史沫特莱女士把她的英国版的《打回老家去》(Chnia Fights Rack)的版税献给他们，购了防腐剂。重庆有一位技师捐了二百元。还有别的许多民众的捐款，有些人则送了毛巾和肥皂，有些则送了被单和枕头。如果要新四军替民众的服务继续下去，大家就应该捐钱给他。医院里每一个伤兵和病人每天得吃二角钱，而新四军却是中国最穷的军队。

　　假如医药的服务应该支持，那么你应该支持他。(现在新四军虽被无理解散了，香港的宋庆龄女士还可以代收捐款转给江北的新四军的——原译者注)他们一点也不浪费或中饱金钱。医生们不但有才能而且十分忠实。不错，他们的薪水比士兵来得多(士兵每月三元，军长每月四元)，但他们的能力，可以充任中国空军的医官(每月月薪二百元)而有余，他们也可以挂空名领干薪跟别的无能的医官一样。同样，他们也可以在大城市的医院里挣几百元一月的薪俸。但他们宁愿留在这儿，给国家服务，而且老百姓也需要他们。

　　许多外国在捐助中国时，似乎互相在做着丢脸的竞赛，生怕他们比别国来得光荣。美国的红十字会把他们二十几年前的(即一九一七年)药品和绷带送给中国，而德国红十字会捐赠的也是一九一七年的东西。这些都是上次世界大战时美德两国医官觉得不适用而留下的。这些东西现在正原封不动的摆在新四军医院的架子上(因为他也分到了一部分)，如果你要用它，请随尊便，但新四军是不用它的。

　　第十三章 士兵日常的生活

　　新四军的士兵同志每月可以领到一元五角钱。这钱他要怎样花就怎样花，他大半拿这去买牙刷、毛巾、短袜(只在冬天时候)，有时也买点肥皂，有时也买些非常蹩脚的香烟。

　　每天，每个“同志”，由上至军长下至士兵一律一角钱米，五分钱菜。这钱不是直接分给他们，而是交给专办粮食的人员。而这些负责采办的人，每五天就得把账目清单贴在公共的地方，有谁发觉里面有舞弊，随时都可以举检。

　　大部分的士兵都有制服，包括一顶军帽，一件短挂和一条裤子。他还有一件衬衣短裤和一件羊毛衫一类的东西——说不定就是卫生衫。大半的军士都有一条毡子。

　　一个游击队员把他们的家背在背上，大约重二十五到三十斤。别的军队的包袱一般都在四十斤左右。

　　这三十斤包括一切的东西。一支步枪、一柄刺刀、一条子弹带和一百五十颗子弹、四个手榴弹、一条毡子，和一个用带子挽在肩膀上的背囊。这背囊里面装的是筷子、牙刷牙粉、毛巾、一本识字的书、唱歌簿，而且很可能还有一张军中出版的日报。用绳子缚在皮带上的是饭碗。他穿的大半是软鞋或布鞋，有些则穿着自织的草鞋。他们的包袱一轻，走路就可以轻快。

　　前线的士兵，如不作战的，大概在五时半或六时起身。在早餐之前作个短时间的操练，早餐后操练两小时，吃过中饭就休息。然后上政治班，教授一些上头说过的科目。他们还认字，但这个在教员教过之后大半是自己学习。下午士兵大半就做着玩儿，入夜就温习功课，举行讨论会，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一般说来，每个士兵过的一天可以分为两半：一半是军事的操练，一半是政治的教育。

　　如果士兵们在昨天作战的话，今天整天休息，既不操练，也不上班。如果战斗分外激烈，那么至少可以休息两个整天。在这时候，指挥员和指导员大概会召集一个会议，讨论他们在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好的地方也一样举出来，这样才可以保存优点。

　　早上在布置一次战斗之前，大概就命令全体士兵检查和擦拭他们的武器。指挥员不到最后不把快要作战的消息告诉士兵们，但是大半的老兵都可以从周围的气氛觉察战斗已是迫近了。如果士兵们要在晚上十时起身，他们很早就睡觉。

　　所有这些前线上的政治工作，在你看来也许是一些无聊的勾当，你也许以为士兵们一定厌恶它。但是，这些不跟青年会的工作人员或是传道师由后方跑来，告诉他们去为祖国与耶稣基督而死的情形一样，不，完全相反，做政治工作的完全是他们之间的战士，他们是士兵的伙伴和朋友，这种工作的确帮着提高军队的士气。

　　士兵对英勇的人是敬佩的。如果有人在战斗中有一刻的动摇，所有的士兵就会这样说：“呵，你看那个怕死鬼！”怕死在他们之间是一桩被人耻笑的事情。

　　自然，跟别的军队一样，他们也有临阵脱逃的，不过数目非常少。当某一个人逃脱的时候，大伙都谈到他：“你看那不要脸的东西，干出这勾当来！”士兵们在出发作战的时候并不感到畏惧，因为他们自信能打胜仗。他们这样想：如果要打的败仗，参谋部就不会布置这场战斗。自然这样的情形只有在做游击战时方才发生，做阵地战而欲获得确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即使他们败北，士兵们也还是很愉快。这情形在红军与中央军作战时是常有的。项英告诉我：在朱毛【朱毛，指朱德、毛泽东。】还没有离开江西的时候，他们凭着战壕进行阵地战。中央军一过来，红军就冲杀他们，不过中央军的炮火有时实在太猛烈了，他们不能不撤退，有时还要吃不少的亏。但士兵们肩着枪，边走边唱着：“哎哟呵！哎哟呵。”有时，他们也曾打败仗，大家不免有暂时的沮丧，但过会就消失了，在政治指导员召开的会议与士兵的歌唱中，他们便把那些遗忘了。

　　他们不断把新四军某些战士的英勇战绩告诉新兵们，这样，新兵就会仿效他们。为着纪念死者，他们也时常举行葬礼，激励每一个人模仿他们的先驱。

　　在新四军里最丢脸的大概就是被敌人俘虏。一个被俘而逃脱的人大概不敢返回来。士兵们都觉得这个人臭得很，所以新四军里从不曾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过，他们倒答应临阵逃脱的人回来，不过，无论如何，决不让他上前线作战，又只能分配给他别些工作，如勤务兵之类。在某一时间内还要仔细考察他的态度，直到后来方才应许他再上前线。

　　新四军里任何一个士兵都有枪杀军官的特权，假如那军官临阵动摇的话。项英告诉我前红军的几个军官曾经逃到中央军那里去，但他们决不能引诱一个士兵跟他一道走。因为新四军的每个士兵都是志愿军，他们的精神多少是两样的。他们不仅是个士兵，而且有着政治自觉的革命者。

　　如果一个士兵有些不快的事情，比方说指挥员咒骂他，他就跑到政治指导员那里去请求援助。这样，他可以从政治指导员那里得到一些补偿，因为后者会给指挥员一顿训责。也许那士兵是没有衣服穿，那么，政治指导员就会跑到指挥员那里，说：“这位同志要一条裤子，你能代他设法吗？”大概每连有五件外套，夜里指导员就会把他的脱下来，交给那个放哨的士兵。我还看到许多士兵穿着夺获来的日军的外套。项英本人就有这么一件，这就是他身上唯一的奢侈的东西。他那身蓝布制服是从江西穿到现在的。

　　这些士兵同志的性生活是怎样的呢？这个我可不知道。我一点不晓得他们曾做过这样的事情。性的问题，不跟人们所想的那样严重。大部分的士兵都是青年人，在他们加入军队之前，大多没有开始性生活，而且他们是这样忙，简直就没有功夫想到这上头来。操练、读书、操练、战斗、读书、听讲、战斗，他们真的忙得要死。

　　如果一个士兵强奸一个女人，他就要被处死。新四军对这项军纪的执行是异常严格的。士兵对当地农妇的举动都很合规矩，许多家里有女孩的农家，都害怕军人住到他们家里去，但他们却欢迎新四军，女孩子们照常操作，没有半点惊怕。如果有一个妇女引诱新四军的士兵，那么这士兵将调至别处，并受到严厉的批评与责罚。

　　在战时服务团里，如果有一对男女互相爱好，那么谁也不会阻挠他们，只要两人不致因此妨害工作，如果于工作有碍，两人就得分开。新四军战斗部队里并没有女人，前线也一样没有妇女参加。

　　有一天晚上，当我和项英谈到军队中性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外人是不大了解这一问题的。“首先，我们的士兵是这样忙，他们没有功夫想到这些；其次，我们把他们的注意移到政治上去；第三，中国的习惯和风俗也使这问题比外国易于解决。”项英接着笑对我说：“什么，你在这儿前线上有了性的问题吗？”

　　后方学生们谈着恋爱的事情是有的，士兵们却不大谈到它。他们谈的是战斗。在闲空的时候，不是散步，就是温书。如果政治指导员听到他们谈起恋爱或他们所认识的漂亮女人时，他就赶进来说：“同志，在我们正在作战的时候，谈这些恋爱和结婚的事情是没有用场的，如果你结了婚，你的老婆也许要被日本人强奸，还是等打完仗再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