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过新四军的中外人士都报道说，这些活动赢得了人民对军队全心全意的支持。而民主改革，组织群众，战时教育以及人民参加斗争几方面都赶不上晋察冀边区。而这一模范行动在真正执行了统一对敌斗争的情况下本来是可以取得的。

　　抗日民主群众组织在东部战区的自然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是由于一个严重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就是盗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华北地区很早就很成功地解决了。当主战场西移之后，在长江下游一带还有为数不少的半匪半兵的所谓游击“团伙”。他们常常是受雇于日本人，他们偶然也打日本人一下，而他们还是有求于老百姓的。新四军深知要赢得老百姓的信心，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在开始行动前几个月，对盗匪和日本同时间进行了数次打击。如同华北地区的八路军一样，新四军开始也试图分头瓦解匪徒，随后以政治手段逐个争取过来。但在这方面的工作收效甚微，主要是因为缺乏普遍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也因为长江下游的盗匪并非像华北一带仅仅是一大群乌合之众，而他们是由大城市来的流氓恶霸所统领的小股、精干的匪徒们。新四军在自己的地区里成功地镇压和驱逐了这群匪徒，但在东部战区，匪患仍很猖獗。

　　在部队里，还有许多其它困难。在我第一次采访叶挺将军一年之后，我又见到了他。他对我说：我们最大的成功之处是把各个游击队和统一的军队融为一体了。我们的士兵多年来在纯民主基础上以小分队形式进行战斗，每个人都了解对方，计划都是集体讨论的，事实上没有什么正规的纪律。在新四军中，游击队员们必须承认他们还并不了解的各个不同阶层的权威当局，并且服从他们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都必须严格遵守军事纪律，这些都是他们以前所不习惯的。他们之中许多人是农民，他们对大范围的组织观念是陌生的。在这些老战士中间，对这种所谓“违反民主”的作法是反感的。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全军自上而下开展了一个政治宣传和教育运动。我们的政工人员向每个战士解释了由过去多年在国内战争中执行的小规模游击战术到形成大规模反对日本侵略的机动部队，在国内革命中是一个进步，使自己适应这一新形势是他们的革命责任。这些办法很成功。我们的纪律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而是基于战士们对国家和阶级的觉悟，自觉自愿形成的一种纪律。

　　叶挺说：“尽管如此，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克服了老游击阶段那种心理状态。我们仍有我们的问题。”

　　当我进一步提出有关这些问题的细节并了解如何进行解决时，叶挺看着我微笑着对我说：

　　“你看过《夏伯阳》【夏伯阳，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1919年9月5日牺牲。他的事迹，后来在苏联被写成小说和拍成电影。】吗？我们就是那样做的。”

　　新四军的所有部队，自连队以上，都设有他们的指导员或政治部。它所执行的是和八路军以及华北游击队相同的制度。政治指导员就是他所属部队的组织者和教育者，使部队成为一个有觉悟、有健康战斗力的有机体，是政治部门的责任所在。政治指导员不只对战士，对指挥员也都有约束力，没有他们参加不能做出战略决策。他不只大权在握，还肩负重大责任。决策一旦做出，军事指挥员就发布命令。政治指导员则负责决策的执行并起带头作用。

　　杰克·贝尔登是一位出色的美国战地记者，他曾描述过一个典型的新四军战斗的开始：

　　“连队指导员拿到一个命令，政治指导员拿起他的步枪大喊一声‘跟我来’，然后他全速冲在前面，士兵们跟在他后边……。”

　　政治指导员为何要参加军事决策？作为本身并非军事人员而只是一个工人和工会组织者的项英是这样告诉杰克·贝尔登的：

　　“革命工作者在他们的工作中学习战略战术和用于军事行动中的战略战术是相同的。因此，一个好的政治战略家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军事战略家。说到技术人员，他们只在一定范围内工作，因此不能成为真正的战略家。而政治工作人员，虽然也必须通过学习运用步兵、炮兵技术，但可以较快地掌握军事战略。

　　“因为我们是一支革命军队，我们的领导人深感他们自身的责任并急切地想尽到他们的责任，因此而尽其所能地去完成他们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不如我们之处。他们是依据计划行事并认为计划本身应负责任而不是他们要负什么责任。”

　　据叶挺说，其它政府军队中90％的军官来自小康之家和知识分子阶层，而新四军中的指挥员和政治指导员是工人和农民。这就是新四军中的战士和指挥员能共同生活在一个尺度下的主要原因。部队的饷银每月从相当于一元五角美金到五元美金。部队自上而下的伙食费是每天一角钱。在每月饷银五美元的阶层里，除去最高司令部外就是在部队宣传部门中工作的那部分日本战俘。

　　部队从政府只能得到为数极少的财政津贴。叶挺说：“假如我们和其他部队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我们就会得到比目前多两倍甚至三倍的津贴。只是因为我们的部队是来自劳动阶层，我们才能做到收支相抵。拨款只能维持我们的伙食费和部分装备费用。政治工作、战地和后方医院以及教育方面的经费，都由我们自己负责。”因为新四军和地方民事行政部门没有直接联系而从其税收中得不到一分钱，一些特殊需要的资金来源只能依靠部队中的捐献，以及来自国内国外的同情者。这些捐献的总数是很少的。

　　没有征兵制度。参军都是自愿的。许多报名者被拒之门外是因为他们隶属于其它部队或因为他们不是来自中央政府授权部队接受的兵源，或是因为部队不能肯定他们是否出自真正打算把日本赶出中国为目的而来。在允许加入部队前需经过全面医疗检查。一旦发现他们不符合条件就给予他们身体条件允许的工作去做。对每个新四军战士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抗日战争的目的性并使他永远不忘记他是为人民而战。

　　杰克·贝尔登把新四军战士需要服从的规章制度译成了英文。从他的亲身观察可以说服他，战士们确实是做到了。部队的三条基本纪律的第一条是，打击日本侵略者直到最后一个人，对敌人没有投降和妥协可言。第二条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第三条强调新四军中所有战士必须热爱人民，并像对待自己一样尊重人民的利益和他们的感情。

　　六项规定陈述了战士们必须看好管好他们的武器，爱护借住的老百姓住房里的家具和用具，生气勃勃，井井有条，讲卫生，有礼貌。

　　十条“行为要点”是新四军像八路军一样从红军那里继承下来的有关个人的行为准则及与老百姓的关系。

　　一、离开老百姓的房子，把门板(做床板用)放回原处，收拾好一切物品，把铺床用的干草打成捆送还借主。

　　二、把地打扫干净。

　　三、讲话要和气，不许叫喊。

　　四、买东西，照价付钱，不讨价还价。

　　五、借老百姓的东西要归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偿。

　　七、大小便必须去厕所。

　　八、洗澡时回避妇女。

　　九、无论在军内军外，随时随地鼓动宣传。

　　十、不杀害俘虏。

　　最后一条很重要，违犯者要枪毙。所有战士都学会用日语喊口号，以便于向敌人喊话，劝他们投降。这些口号是：中国人、日本人是兄弟，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不伤害俘虏。在新四军手中，有不少日本战俘，他们受到很好的待遇，他们比许多战士报酬还高并受到特殊照顾。他们之中有些人用日文书写宣传材料和信件，告诉他们的同胞不要打中国人。

　　我们简略地谈到了新四军的来历、组建、任务、困难和训练情况。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新四军如何打仗以及作为一支活跃的抗日游击力量九个月来的收获。

　　完成训练以后，新四军依其特点组成了四个支队：“团结支队”、“前进支队”、“勇敢支队”和“抵抗支队”【应为团结支队、坚决支队、英勇支队、抗战支队。】。他们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离开安徽西部的基地岩寺开赴前线，五月十日部队抵达南陵。五月十六日当部队以小分队形式沿南京——芜湖铁路通过铁路线渗透时，和日军进行了第一次战斗。这一仗打得很顺利。长江驻军尽了最大力量投入大量军力功打徐州的主要战役。日军当时只占领了一些较大的城镇，留下一部分骑兵和装甲车巡逻在他们管辖下的大路和铁路一带。当新四军已深入到南京近郊时，日军还一点没有察觉。只是当新四军的便衣深入到这个被攻陷的首都里并且在墙上贴满了标语口号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对他们占领区的一种新型的可怕的威胁。

　　从五月十六日开始，新四军进入了正常性的活动，其特点是每天都和敌军有小规模战斗，在群众中不间断地进行大量政治工作。在南京和芜湖周围的地区，已经受到了难以描述的破坏，象狼群洗劫村庄一样，当地人民遭受了日军极度的蹂躏和盗匪的劫掠。老百姓只求安生下来，当他们看到穿军服的人，不管是什么式样，对他们来讲都是仇人。这就要求新四军花费时日去说服人们，他们是不同的军队，他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他们打仗并教他们如何为了保卫自己而打仗。他们是以行动而不是靠言词说服他们。

　　当一个小分队来到一个村庄，它不是气势汹汹而来，剑拔弩张的要粮食，要住处，要男劳工。小分队尽量避免那种经常发生在部队战士之间的那种悲剧性的冲突。作为战士一方，他们进村时已经在战斗中搞得精疲力竭，又累又饿；而作为老百姓，面对战士们他们关紧大门是因为他们的粮食也已所剩有限，情况摆在那里，不是战士挨饿，就是自己饿死。而当新四军来到村子时，它先派一个不带武器的士兵找老乡谈话，部队保证对其所需的一切一概付钱，绝不食言。当老百姓给指挥员送猪、送鸡时，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东西给退了回来。相反，部队买了吃的东西，请老乡们赴宴，部队领导还在会上询问老乡们对战士的所做所为有无意见。老百姓成了主人，新四军对他们负有责任并且承认这种责任。

　　在和日军的零星战斗中，新四军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其交通线发起攻击并摧毁他们的装备。在五月和十月间，部队给自己定的任务是阻止日军向汉口大举进攻。在我写这一报道时，我面前就有一本油印的宣纸小册子，封面上就有一个游击队员的黑白线条画，这是新四军司令部近几个月来印发的一份官方报告。在第一页上就有一个根据各分队上报的材料而简略列出的五月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七日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统计表。

　　在统计表上突出了三点。第一是新四军游击战士不给敌人喘息时间，无情地骚扰他们。叶挺告诉我，新四军实际上每天都出击作战。统计表为其作了证明。回顾一百三十天中，和敌人曾有过一百零八次大小战斗。

　　第二点是鉴于战斗只局限在交通沿线的小规模接触，双方的伤亡人数相对讲是小的。正因为新四军采取的是伏击和突击战术，因此它自己的损失比起日军来要小得多。统计表说明，回顾四个月来共有八百九十二名日军被歼，五百八十三名受伤。而游击队的伤亡数字仅及以上数字的十分之一多一点。

　　根据以上事实，外国军事观察家们确认这是在华北战役中游击队损失的真实数字，因此没有理由怀疑采用同一战略的新四军所取得的是同样的战果。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敌人物资损失的数字。这些数字毫无疑义地说明了游击战争对抗现代机械化部队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能增加敌人的人员伤亡，更在于它能够破坏敌人的昂贵装备，毁掉敌人可以利用它的高度机械化力量的条件，并且往往可以粉碎在正规战争中得胜的一方对其所取得的领土实施有效控制的企图。从一九三八年的五月到九月，新四军毁掉了敌人两辆火车、一百二十辆卡车和部队战斗指挥车以及六艘汽艇。他们还炸掉六十四座桥梁，五英里以上的铁轨被拆毁，五十英里的公路被破坏。他们还缴获了一千二百八十一支步枪，四万七千发子弹，大量钱币，无数卡车的军需物资，以及五百九十名日军和傀儡军俘虏。十二月份，杰克·贝尔登报道说，新四军司令部的军官声称仅在长江以北就有一百五十辆军车被毁。当我一月份采访叶挺时，他给了我已缴获三千支步枪的数字。

　　个别支队的战绩也是振奋人心的。以团结支队为例，在七月十一日到十六日，它毁坏了南京附近的九座公路桥。七月三十日，他们在高资击溃了受日方雇用的一队警察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还炸毁了上海、南京之间的一段铁路，致使镇江和丹阳之间的交通中断了十天之久。八月十二日，新四军在为数不多的一次直接对日军的堡垒进攻时，他们进入了一个距南京不远的句容小镇。八月二十四日，部队到了距城南只三英里之遥的金陵门。只是等敌军派了二十辆坦克的部队来迎战，才撤了下来。第二天，先是破坏了一段公路，然后发起攻击，消灭了一小队来修路的工兵。这个小分队以后的经历是和以前一样不间断地战斗的历程。在五月和十月之间，新四军各分队上报的一百零八次小规模战斗中，团结支队打了四十八仗。

　　仅在八月份中，前进支队的战士就让一辆军车出了轨，弄沉了好多汽艇，并且迫使一支有着两千兵员的讨伐部队，没有完成任务便撤回驻地了。在其作战地区，日军砍掉了所有的庄稼，并放火烧了可以看到火车站的所有村子，以消除游击队进攻铁路线的一切可能。当实行这些“文明”措施时，他们枪杀了数百名老百姓并强奸了他们的女人。前进支队帮助那些激怒了的老百姓，组织他们自己向敌人反击。来新四军的外国人报道说，老乡们告诉他们，过去两三个日本兵来到村子里就可以要到女人，现在他们不敢接近村子，除非是带了机关枪的大队人马。即使如此，我们也会热烈“欢迎”他们。因此，他们来的次数远比以前少多了。当一小队日军接近村子时，农民自卫团便全力包围他们。假如敌人大队开来，农民游击队员则分成小队，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以使老乡们有机会逃到安全地带并转移他们的所有粮食及个人财物。

　　抵抗支队的一部分是在江北作战。九月十五日，它在安庆、合肥的公路上炸毁了不少日军的坦克。第二天它又劫了一长列受护送的军需车，毁掉了其中的四十辆。新四军成功地破坏了安庆、合肥和合肥、黄梅之间的陆路交通，使得日军从右翼进攻汉口的活动被拖延了好几个星期。

　　新四军辅助部门的一位高级军官最近访问香港时，小结了一下新四军在长江下游九个月来的活动。

　　“首先，一支强大的、组织完善的军队可以随时打击日军防线上的薄弱环节，迫使侵略者把其主要兵力部署在交通沿线及其战略上的薄弱环节。这些部队本来可以用来沿浙江、江西铁路线向西推进。第二，部队活动所到之处，当地的村镇居民就会接受训练，组成自卫团体，进行人口普查和采取其它措施，以防止叛徒到这些地区刺探军情。再有，一旦当地群众的意向被引导到全力支持打击侵略者，日本人就越益感到难于在他们攫取的地方组织起傀儡政府。理由很简单，就是村里的长者和有产阶层如果赞同日本人的计划，就会丧失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因此，虽然一个地方被占领了，但政治上是永远不会牢固的。第三，部队还担负着领导人们从事文化和保健诸事的重任。各部队的政治部门关心老百姓文化水平的提高，建立学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花更大的力气进行扫盲。部队医疗队不只为伤病员建立医院，并在老百姓中间进行保健宣传运动。

　　“在一个人们对其生存漠不关心和采取消极态度的地方，游击队员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战斗。提高整体人民的文化水平是加强战斗力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最后一点是，我们战士们在斗争中的勇敢，以及他们不顾长年的艰难困苦而从侵略者手中取得胜利的能力，使得驻扎在邻近地区的部队钦佩至极。我们创造了一支模范的部队，其它部队可以从中得到鼓励，因此，实际上战斗力也得到了提高。这样的‘竞争’和对比的实际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新四军实实在在的是一支统一战线部队。它的战士主要是前红军游击队员。从它的附属事业中，可充分看出这支部队一往无前的效率和借以改造它作战的所有地区的魄力。这些事业是和新中国所有的有生气的因素联系着。在这些附属事业中，有四个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个是部队建立起来的小工业网，那是由上海来的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干出来的成果。他们宁愿迁到内地来，也不愿留在那个被迫出卖他们的技术给民族敌人的地方。第二是部队的培训学校，从那个地方培养出指挥官、政治指导员、军事工程人员以及其它在部队工作的人们。这个学校的教员不只有来自新四军自己的军官，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教育工作者。第三是部队的政治服务队，他们是对群众的文化传播者。他们由青年男女组成。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中国大城市里的学生。第四是医疗服务。面对无数困难，一群献身的医生建立起来一个被认为是全中国最好的军医处。

　　新四军的工业基础，本身就是一首活生生的中国史诗。它是在几乎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在很多情况下，机器和原料都要就地取材。要做军服，而只有粗糙的短纤维棉花，那本来不是用做生产纺织品的。金属也必需从废弃的破铜烂铁堆里收集，或从敌人那里缴获。可是为在那里工作的每个人所共有的新四军的合作工厂照样开工。从那些工厂里，除去一些商品外，部队还可以得到步枪子弹、手榴弹和地雷，医院可以得到药用棉花、毛毯、包扎绷带以及其它手术工具。这小小的工厂能生产出以上这些东西来，实在是新四军的骄傲。小工厂每天可以造出一条步枪。急需凡士林(为治疗营养不良的战士与难民普遍生长的疥疮所需的琉璜药膏之用)的医生们建起了一个“化学”工厂。它用蜡树树籽制出了可用的代用品。合作印刷所印制着宣传材料、教科书、部队报纸——《抗敌报》和《火线》，以及人民的喉舌《救亡报》。建造这些工厂的工人们才是真正的劳动英雄。他们到工厂如同战士去前线一样，他们必须以增加产量、挖掘更多的潜力和创造力，才能和装备优越的敌人作战。他们的工作形成了部队军火供给，政治教育活动以及医疗服务的主要基地。他们是人民解放斗争中，新四军前线战士的真正同志。

　　叶挺告诉我，附属于新四军司令部的战地军事政治学院的学员近千人(贝尔登的精确数字是840人)。这些可能成为军队中未来的司令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学生，包括了在战争中有经历的老战士，他们正在学习以求得到理论基础，以及从长江以南的中国各省份招募到的新兵。而登记总数的一半是上海的产业工人。受训做军事领导工作的学生以其70％的时间进行战术学习以及运动战术的实习，其余时间学习政治。那些希望作政治工作的学生，受训的时间分配刚好相反。他们的大部分精力在于获得对于中国革命的目的，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和对政治局势彻底的理解。但他们30％的时间也从事严格的军事训练。该校的组织完全是军事化的。它总共分成九个连队，军事占其中五个，政治连队是两个，一个培训工程技术人员，另外一个连队是妇女与少年(“小鬼”)组成的，是培训主要从事看护、卫生与宣传等工作人员的。

　　如同在八路军部队中一样，只有一小部分对部队的教育活动像是学院的正规教育。在新四军中，每个人都在学习。不识字的人学读和写。那些已经掌握初步知识的人继续深造。所有的人，不论识字与否，都听政治课和学习游击战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学习一些日语，以便对敌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不仅在根据地，同时也在前线进行。在战斗间歇期间，他们读着最近的报纸，同时露天上课、讨论，从不间断。

　　部队政治服务团包括了三百个青年男女和三十多个孩子。他们以戏剧表演和集体歌唱形式活跃了战士们的生活。他们在后方和开赴前线时，为部队书写醒目的标语和墙报。他们也去医院以教育和娱乐形式慰问伤病员，并且以唱歌、快板说唱和独幕剧形式把抗日的消息带给老百姓。当这些宣传形式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时，政治服务团就帮助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和青年们建立起群众组织。在这些戏剧和歌唱活动中，有斗争和组织的方法、抗日战士的英勇无畏(通常是部队中的英雄人物)、识别汉奸走狗的特点、部队帮助老百姓的方法和人民如何协助军队的内容。政治服务团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它是接近于客观真实的，也切中当时的要害问题，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它展开了人们的思路，并引导他们采取行动。服务团里的剧作家、歌唱家、演员、艺术家和作家们，从他们的工作中感到兴趣，也创造性地利用了他们有限的技术条件。因为他们深深地感觉到这些活动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围绕他们整个战斗的一部分。

　　最后，这支游击队的军医处比之中国任何部队中的都组织得更为完善。军医处的核心是由南京中央医院来的八位学有成就、颇富经验的医生和若干位合格的护士所组成。这一小小核心和那八位医生带来的区区六百块钱，已创立了一个医务机构，其中包括司令部的基地医院、医务训练学校和几所分院，共有几百张病床，还有能进行验血、验尿用显微镜检查的化验室，一个科学化的配餐厨房，和革命同情者捐赠的X光机和外科手术工具。这一成果的取得是由于大量的自我牺牲的工作，无限的创造力和那一笔微不足道的资金的最好运用。医院是设在破庙中，木板架在板凳上便是病床，化验室在茅棚里。没有药瓶——用竹筒作为代用品。锡铁匠被动员起来，以简陋的原始工具制造出蒸溜器、细菌培养和消毒器具。

　　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它为了人民，同时也和人民一起战斗着。而它的医疗服务不只是为了自身的需要，也为了整个地区。

　　现在和新四军在一起的史沫特莱女士这样写着：

　　“只有一个医院是住着伤员的，因为主要问题是疾病。部队带到这个地区第一个医疗队。老百姓从多少公里以外把病人送来。部队本身，由于常年的营养不良而留下了很重的后遗症。在医院里我发现有如下疾病：疟疾、肺结核、痢疾、天花、胃溃疡、腿脓肿、上呼吸道传染、疥疮(部队里90％的人患有疥疮)、砂眼和钩虫病。”

　　医疗队是在条件极其贫困，物资极端溃乏的情况下工作着。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医生讲了这样的事：

　　“我们的医院是建在古老无用的破庙里。在冬天，伤员们衣着单薄，其被褥也不足以抵御严寒。在这种情况下，做为医生是太困难了！我们毫无办法，因缺乏足够的御寒衣物，只能眼看着病人慢慢地将生命消耗掉。有的病人则需要更多的时日才能恢复健康。”

　　这种可怕的贫困在新四军中很普遍。三个战士中只有一条毛毯。一件大衣可能为一个班共有，谁上哨谁穿。吃得也很差。面对如此多的困难，新四军不只要战斗并且改变着它管辖的整个地区，给与它新的信心。减租减息，并且开始组织生产合作组，以缓和许多必需品的严重不足，并且开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还开展教育事业和保健服务。

　　老百姓和部队之间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共同战斗，分担贫困，开展民主和重建家园。在统一战线基础上，军民在长江一带逐步携起手来，变成了到处可见的坚不可摧的抗战堡垒，在那里人民是为自己而战斗。

　　我问叶挺：你能否粗略地讲一讲新四军当前的形势以及南京、上海、汉口地区游击队的前景？

　　“我们已完成了我们部队的重新组建工作，并且补救我们自身的失误，”他说，“假如你把我的情况和在这同一地区作战的部队对比一下，你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他们的武器供应很好，但征集新兵则有困难。我们教育本地区的老百姓，使他们确信他们既有可以保卫的东西，也能够成功地保住那些东西。每个人都想参加我们的部队，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我们的经费之少，几乎在目前的规模都难于维持，并且不允许我们向东开进，越过上海方向的无锡市。尽管如此，我们已成功地成为敌人推行其计划的严重障碍。

　　“我们还有许多有待克服的缺点。但是我们的成功之处已经证明，所有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假如把他们的工作和组织建立在我们采用的原则上，他们可以做比目前多得多的工作。比如在这个地区有一支经济状况最好的部队，并且有最好的武器和装备，而只能招募两千兵员。其它不能和老百姓建立起密切联系的连队也如此。令人遗憾的是在东部游击地区，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但我要说，有些连队是不同的。一个姓刘的前政治犯，在南京的一个监狱里关了八年以后，在战争一开始就被释放了，而他却成功地组织起三万到四万农民。遗憾的是他们只有一千支枪，其中一部分是打上海和南京以后从战场上捡来的，另一部分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这支部队和战斗在长江北岸海门附近另一支相同的小队，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工作开展得很好。

　　“在南京、上海和杭州三角地带进行的游击战的效率，远不如他本来可以取得的那样。可是，事情很清楚，仅就目前的形势，日本人还是不能以他在当地的驻军使当地‘平静’下来。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当他们一旦控制了南京、长沙铁路沿线的整个地段，大扫荡就要开始了。那将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对我和东部地区其它游击队都是如此。”

　　日军在汉口和广东打过仗后暂时被搞得筋疲力竭。在进行了全面的没完没了的搜索，梦想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又毫无结果之后，又等了好几个月，它才又沿着铁路线恢复了军事行动。最后，于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攻克了南昌，就此切断了连接内地和海上的中国最后一条铁路线。叶挺说，大扫荡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同时，新四军继续战斗并努力在敌人后方建立普遍抗日的坚强核心，他正在树立一个在东部战区所有军队都可获益的有效的斗争榜样。在自愿的群众组织的坚实基础上，正在建立起未来中国人民在长江下游进行反击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