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要找到一位医生或护士，或找到个哪怕是小鬼也好，我出了医院的后门，走进了门诊部，只见那里人头蜂拥，要不是有镊子、绷带、担架这些东西，简直就象一个集市了。在那儿，我找到了崔大夫【崔大夫，即崔义田。】，他正给一个重伤员诊治。他抬头望了我一眼，点了点头，直到把工作做完才同我说话。崔大夫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因为他曾在长老会【长老会，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教会，主要分布在英美等国，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在沈阳办的医院学习过，受教于一位从爱丁堡【爱丁堡，英国的一个城市。】来的严格的苏格兰大夫。

　　这里大多数的大夫和护士决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他们是献身于科学的男女，到八路军、新四军来贡献其技术。还有好些年轻的医务人员是从国外、主要是从美国学习回来的。这些人在文化上、教育上以及思想感情上同西方的联系是牢固的。

　　这后方医院缺乏器材，大夫和护士们就自己想办法。他们就地取材，制造医用陶器——便盆、尿壶、脸盆、漱口杯等等，全都是一种颜色。在制陶方面，安徽一度曾是出贡品的地方，所以不乏制作陶器的能手。

　　医院的病房和护士站设在地主的高大的祠堂里。病房、化验室、手术室所需的各种设备，都是由木工和小炉匠做出来的。我们甚至还有一间病案室，还制造了一种专用的木箱子，能装进二十磅重的敷料、止血带、夹板等用品。有了这种箱子，卫生员上前线救治伤员，可方便和有效率得多了。

　　医院设有一个每天能诊治二百来个病号的门诊部，分成若干科：耳鼻喉科、外科、内科、产科和儿科。给病人的病历卡中还夹着一些宣传品。

　　陶小姐是负责门诊部的护士，年纪大约二十五岁。她是通晓业务的好护士。在我逗留这后方医院期间，我与她同住一房。她带我到医院各处走了一圈，最后带我去看她的一间教室——这是同她的兴趣和事业关系最密切的所在。在这教室里，学员们正在抄写前线卫生员手册。这里的医学教材是由大夫、护士和教员翻译过来的。所有这些人都认为帮助同胞启蒙益智是自己的责任。

　　陶小姐说他们打算训练一批男女护士，但是新四军的官兵却不鼓励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到医疗单位工作。小孩子，有的还不到十三岁，除了扫地，别的什么都不会，却送来当护士。甚至有个癫痫病患者也来当病房工役，因为人们这样想，让他到医院工作，万一发起病来，不是正好给他治治吗？

　　崔大夫同我们一道走进一间茅棚里，在树林的遮蔽之下，简直看不出来有这么个棚子。棚里有三排病床，两排靠墙，一排在当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伤病员都有真正的卧具：床单、毯子、和带有枕套的枕头——只是需要点煤油灯取亮。每张病床挂着一张病人床头卡，这是我唯一看到过的具有全套病人床头卡及病历的一所军用医院了。这里住有三十个动过各种手术的病员，他们正在康复之中。有一个年轻的病员的眼睛包扎着绷带，他的床位离我最近，根据病人床头卡上写的，他只有二十岁。原是个瞎子，因为生下来上下眼皮就连在一起睁不开；经过整形手术，他现在快痊愈了，也就有可能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见周围的世界了！他最有兴趣的是要看看自己的老婆长的什么模样。他十五岁时就结了婚，妻子是他父亲给挑选的。

　　离这间病房几步远就是另一所茅屋，那是医院的厨房，安有做米饭的大锅。安排饮食的营养师是一位上海来的姑娘，她身材纤细，专心致志、目不旁视地工作。炊事员和营养学学员准确无误的把各种不同的食物放到不同的盘子里，有五十三种食物分别供应糖尿病、胆囊病、产科和外科的各种患者。全医院有二百个卧床的病员，饮食虽是比较单调的，但在战争的和粮食困难的条件下，已经尽可能作到多样化和注意营养调剂了。上海的一些好心的朋友捐赠了几百箱桔子汁，这种饮料只供给伤病员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