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略)

　　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新四军是跟八路军同一式型的军队，也采取着相同的方法，如倡导游击战、动员民众指导民众抵抗日本的侵略和占领等等。由于八路军在北方的战绩，及其尽忠于统一战线，蒋委员长这才发动了决心，要在长江下游重要的战略区域日军的侧面，配置一支对于流动的游击战训练得同样有成效的军队。新四军的军师长、军官和士兵大半是华南方面前中国红军以及该军所领导的游击队出身的。军长叶挺将军在南方国共统一战线的初期，就以革命军官和革命领袖的身份活跃着，在北伐期间，则以担任铁军(第四军)的师长而出名。前南方的红军领袖项英现今做着新四军副军长，其下还有一批红军的干部、士官领导着新四军的前线各纵队。这一军因为负着破坏日军后方和交通的特殊任务，所以现在附属于中国军的一个集团，其中有中央的、四川的和湖南的各师旅，他们的防地在长江下游构成着所谓第三战区，司令是顾祝同将军。

　　因为统一战线的实现中间有好些困难是慢慢地逐渐地加以克服的，所以新四军在中国军退出南京以后方才成立，直至一九三八年夏间方才能够开始作战。然而虽在已经对日军战斗的时候，新四军在它所附属的军团中间，要把那些足以妨害对日作战的前途的内战的传统精神、阶级的偏见和猜忌心理加以克服，而从事于唤醒提高而且巩固合作精神的工作，也遭遇着大大的困难。我们从一个事实上，可以见到这些困难的程度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英勇精神，这就是新四军的武装有一大部分只得靠那些从日军方面夺来的军用品来补充。该军有着宣传和激励民众的权利，然而民众组织对于大规模流动的游击战是必不可少的，这权利却由省当局保留着。又一个阻碍则是战区司令给该军所指定的防地极其狭仄，而广大的活动空间则是运动战上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最后呢，该军的兵数又被限于一个最小的限度，这一种数量只可以进行小规模的军事活动罢了。

　　然而新四军却抱着自信心来面对这一切困难，它认为一方面由于对抗强敌的情势之下，巩固而且扩大统一战线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又由于本身的英勇精神、合作精神和纪律，一定可以把一切阻难及时克服的。一九三九年春间，在我访问安徽该军总部的期间，叶挺将军在会谈中间指出这一点来：

　　“虽有各种特殊的困难，新四军却顺利地发展着，加强着对其他军队的合作。那些军队起初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看望着我们。他们见到我们方面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作方法，往往是疑忌我们的。然而我们却证明着：凡是我们所干的事都依据于政府的命令，为的是要完成我们军事的任务。我们对日军战斗着，我们靠了人民的帮助深入到日军的交通地带和日军的后方，这等成绩就是我们用以证明我们工作得当的方法。我军和八路军虽都依照同一的原则在工作，我军却比八路军还更尽力遵守统一战线的条件。我们差不多跟第三战区其他军队受着同等的生活待遇，而我们的部队比之本战区的其他军队是很小的。八路军则是庞大得多的军事组织，有一个特区在其本身的治理之下，它又在晋北和华北的战争区域以内担当着主要的任务。”

　　新四军的标语是：“用抗日战斗来克服一切困难！”人民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新四军那样的人民军队在其对于人民的义务上，不能不尽力于统一战线。叶挺将军把那些交给他们军官和士兵的工作列举如下：

　　“自从我们到这区域以来，人民看着本军的勇敢精神和纪律发生了很好的印象，他们日益热烈地帮助我们了。在我们一切的活动和政策上，我们无论怎样干，他们总觉得我们是站在普通的人民方面，专心致力于提高人民的力量及其抗日的活动。虽然人民的武装简陋，我们却教育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中间造成坚强的抗战团体。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是跟旁的军队两样的，那些军队小觑着穷苦的人民，有时甚而还要把他们本地的组织解除武装。然而我们却也教育着我们的士兵和军官不要忽视本区的许多地主和当地领袖，还须跟他们有密切的友好的联络，以求抗战力量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加强。我们不能仅仅站在一方面，就是仅仅普通人民方面。我们必须获得对各阶级的联系和良好关系，我们必须用切当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军官有的还缺少着这种能力。他们单是侧重着关于普通人民的种种问题，并不注意到地主和地方领袖。这足以引起误会。我们要改进这项工作，现在教育着我们的干部了。”

　　于是叶将军补充着说道：

　　“当然旧时的官僚中间还有许多贪污分子。他们永远不会了解我们，还常常要阻挡我们的路。然而我们却不打算用武力来打倒他们。人民的政治教育受得愈多，人民对于抗战和民族革命愈有认识，人民自己也愈能够把他们打倒。因此抗日战争一定会在这种旧官僚的地位上发生几分效果的……，敌人愈是向我们压迫着，进攻着，我们的民族国防也就愈是统一起来坚强起来。我们愈是把合作精神，也就是民主精神发展开来，统一战线也就愈强了。”

　　新四军的作战根据地跟上海很近。上海、杭州、南京这三大都市造成着一个三角形，在战略上控制着长江下游区域，从长江口的淞沪起经镇江、南京而至芜湖。那条跟通到北方去的津浦路相接的南京、上海、杭州铁路线也是在这一区域。这三角地带是新四军游击队行动的目标。就地形上和交通上看来，这三角形以内的地域是有许多公路、铁道和宽阔的水道纵横交错的平原地带。这种配制可以说是全中国最完备的交通系统了。这一交通区域的安全对于华中方面日军的侵略，对于日军联络华北的军事运输都是极其切要的。

　　这三角形的西部边缘，即浙江、安徽和江苏三省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深邃的山区，新四军的根据地就在此。这根据地的背后是著名的黄山——有着阿尔卑斯山似的明媚的峰峦和峡谷，远远地望去，那景色是黄里带紫的。黄山脚下是阡陌纵横的肥沃的原野，由群山环抱着，山上所产的竹和茶是全中国出名的。历史的传统早就承认着这条山脉的险要，而把它作为沿海的江苏和浙江、内地的安徽和江西这四省共有的边界了。在这山岭地带侧面，沿福建和浙江的大部分的海岸本身就是一道雄厚的岩壁，布满着危险的陷阱；绕着这些山岩通到各口岸的窄狭的水道只适于小火轮的通航，而这等小火轮还须由熟悉水道的当地的水手来开行，现在绕着埋水雷区域和特别封锁线驶行的船只，就是这等水手驾驶的。这些靠着山岩的水道和港汊在往昔时代当然是海盗匿居的地方。现在这些地方充当着天然的要塞，抵御大海盗的舰队上的大炮和陆战队了。

　　有经验的游击队在这些山区以内是安全的。军队获得了人民方面积极的帮助来进行运动战，可以使冒险侵入这地带的日军一败涂地。这等军队又可以经由山岭保持其对内地和沿海的别省的联络。他们能够冲到平原来破坏交通，攻击敌人的营寨，把作战地带扩展到敌人的后方。最后呢，这等游击队还能够把日军方面以长江口通到内地的一切交通的总脉扼住。因这理由共产党领袖们才建议着把他们在南方的部队，具有着这些地区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经验的，给中国军最高当局来调度。因这理由，蒋委员长才在中国军退出南京之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把新四军安放在这个战略的联络点。

　　跟八路军相比较，新四军只是小小的军事组织罢了。然而这两军既然都在沦陷区域作着战，在政治上军事上又都切实地遵循着同样的流动战和人民动员的方法，也就可以被认为一体，被认为机能上密切相联的同样的军队的。我记得叶挺将军曾经告诉我，在他的军中有一支纵队向着安徽北部前进，所负的任务就是切断津浦路。叶挺将军当时还说过一句话：“如果我的部队成功了，他们也许恰巧在那里汇合了八路军的游击队和人民义勇军，那些从山西和河北的八路军根据地投向山东来的。”

　　新四军以黄山及其附近那一个渐渐倾斜到大江流域的高原为背景，在那儿设立着总部、训练营、医院、军需站、军器修理铺、政治部、印刷部——一句话，就是凡是人民的军队所需要的一切。总部人员，后方留守队和训练团都是在天然的要塞区域，这就是层层叠叠的山岭、湖泊和溪流——这等溪流汇注于长江。这一军的基干分成四师，在这里称为纵队，都是在前方，有的距离总部约八十里或一百里，有的靠近着长江南岸的芜湖、南京和镇江的周围；又有一个纵队在长江北岸，不管长江中日本海军巡艇经常地在梭巡，还是获得着对岸总部的接济。

　　在卡车呀，长途汽车呀，行进的兵士呀，小件的货运呀，络绎不绝的山间狭隘的汽车公路上，我乘着卡车奔驰了好几天才到新四军的第一个驻防所。一路受着空袭的威胁，往往为要避离空袭地带，少不得开足了速率没命地在山明水秀的胜景中间前进。这等美国式的巨大的重卡车约有十辆光景，是新加坡和马尼拉的爱国华侨捐助给该军的。这些卡车现在经常地在这游击根据地要口通到沿海及腹地的货运中心的公路上行驶着，所装载的是汽油、服装、军械、弹药，往来游击区域的旅客，沿途还接载着那些从南边诸省远迢迢地来投新四军的志愿兵、学生、农民和工人等等。这些都是出于至诚地来投效的青年，他们离开了沦陷区域，到这自由之乡来，为的是他们在这里可以自由自在地学习着、生活着，又可以为民族的自由而战斗了。

　　我进了驻防军的总部，那地方正开着军民大会。这是一个集市日，农民和男女青年约有一千人站在广场上听着演讲。他们是来看两个从前方运到的日本俘虏的。这两个日本步兵，有一个本是农夫，又一个本是渔人，都穿着中国装站在讲台上。他们是数月前在芜湖附近跟游击队发生小接触的期间被捉住的，从那时候起一直住在游击队中间。照这前线上一切日本俘虏一样，他们隶属政治部抗敌工作处，该处所担任的工作就是在沦陷区日军中间从事宣传，使他们自己明白这番来侵略一个决意保卫国家的民族实在是受了日本军阀的播弄。从两个日本俘虏和群众大会的听众身上都可以看出这项工作的显著的效果来。俘虏之一应了邀约在到场来参观他们的民众之前说道：“我也同你们一样是一个农人，我不由得来到这个国度做着你们的敌人，我只有觉得惭愧罢了。我的唯一愿望就是回到我的家乡去。我盼望着和平，如果我回国去，我少不得要告诉我国的一切人们，凡是说到你们是我国人民的敌人的都扯谎，然而我们的军阀和帝国主义者一天没有被击败，我也一天不能回去呢。”又一个俘虏眼泪汪汪地讲着道：“我们的军官对我们说过：我们一被俘就要受虐待遭杀害了；我们落到了你们的手里，就应当自杀，而且被俘的士兵永远不能再见日本了。我拚死命地打仗，要免得被俘，可是我受伤倒地便被运走了。我被送到你们的医院的时候，我所受的待遇正同一切中国兵一样。于是有人说给我听：我是你们的弟兄，中国和日本的穷苦人民的共同敌人逼得我来送死来受苦。这战争使我开了眼了。我没有充分的话来答谢你们。”听众兴奋地听了这些话，便大家歌唱道：“起来！中国的人民起来！我们不要做亡国奴！”

　　过后我们和两个俘虏同吃着茶点。他们坦白地回答了种种问话，请求写信给自己的家属说，他们现在活着，这被俘的数月间，跟友好的中国人在一起，过的是自由的光阴。我在这后方根据地之外，还旅行过前方附近的游击区。在我旅行的期间，我又有几次遇到这样的俘虏群，大半是我在医院里见到的。他们差不多全都经过了医院，因为他们只有当无力抵抗陷于困境的时候，方才被捉住了。在新四军总部里，我看见他们跟中国兵做着同志似的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没有被拘禁，也没有什么看守。这些俘虏教着日语，跟该军的士兵和军官一块儿学习着玩耍着。经过了相当的准备期间，他们用日语写着小册子、传单和口号以作前线的宣传，又给该军所召集的民众大会编制反战反法西斯的剧本。他们告诉我们要吁请国外友善的人们给他们寄些日语的书籍，以及别的赠物来，慰藉他们在这很穷苦的军中所过的生活。以下便是我们离开新四军总部的时候，交给我们旅行团的一个团员的总部抗敌工作处的日本人所写的一封信：

　　“松井女士和反战反法西斯的旅美日侨：

　　我们彼此还未相识，可是我们现在不揣冒昧，写信给诸位了。我们只知道诸位在美国进行着反侵略运动。我们则为了同一的目标，在这里的新四军中间工作着。

　　我们希望中日战争早日结束，使中国和日本的人民可以获得和平和自由。在这里的我们日本士兵中间，我们做着宣传和劝导工作要使日军尽早从中国撤退。然而这却是严重的问题，这是很困难的工作。我们在这里能力都很薄弱，尤其觉得困难了。然而我们却打定了主意要为世界和平而斗争，要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

　　希望给我们指教，跟我们合作。祝诸位健康。

　　签名 横川岩吉

　　后藤勇

　　田畑作造

　　香河正男

　　滨中正志

　　无论那一个日本兵一经新四军俘获，政治部就通知这个俘虏的家属，说是他活着，而且很安全；要是受伤的话，则除报告伤势之外，还恳切地说一定毫不歧视地好好儿照料他。如果他在医院里或是被俘期间因病死了，家族方面也得着音信。这等信是俘虏写的，寄发到中国以外的口岸，再从那里转递到日本去，使这等信保得住收到。临到有一个日本俘虏死去的时候，同伴的俘虏们就依照着日本的习惯和仪式来安排丧葬。受伤的日本人也由这种日人团体帮同照料着。我有一次参观着陆军医院的时候，一个刚从前方送到的受伤的日本兵叫我“俄国人”。要使他相信那些来参观中国军队的外国人不一定都是俄国人，虽有另一个同伴的日俘帮着解释，也还是困难得很。

　　新四军的医务处，在现代有经验的中国医生的指导之下，正如中国红十字会所称道，是中国一切军队的模范。就在这既无公路又无市镇的山乡，我见到两个近代的野战医院，在中国前方一切区域中间，可说是最优良的了。这两个医院都挤得连一张病床也没得剩下来；一共六百光景的伤病者当中，重伤的有三分之一，都是给子弹和手榴弹打伤的，伤势较轻的受伤者则在较近前线的师属医院受着治疗。医院里大部分是病人，兵和当地的农民都有。医药材料大半是捐来的。X光站连同着最新式的器械和发动机是中国一个著名银行家的捐助品。当初从香港或沿海地方，分成了零件，经由腹地和山乡，好容易转运到这里来。我又眼见着医院方面给士兵施行手术，依照一切近代的卫生标准。主任医生盛博士【盛博士，指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告诉我说，他们每月的开支超过着他们从军事当局领到的本医院一年的经费，他们主要是依靠着爱国同胞和国际救济团体的捐助的。各种的捐助，如医药材料、罐头食物以及现金之类，大半来自上海、香港、新加坡、马尼拉、美国、加拿大和印度。医务处专给军队和当地的人民服务。医生、看护、仆人必须选着那些对于本身工作有着专门的资格，受过专门的训练的，才加以进用。他们的服务都出于志愿，薪水很微薄，医生所得到的最高薪额也只有每月国币五十元左右。医务干部的饭食费同病人一样是每天两角，比士兵每天一角的口粮加倍了，可是也只好吃些蔬菜、白饭、豆糕，以及每星期一两次的肉食。该军总部设有两个大医院，此外在各部队设有几个分院，在前方设有许多第一线救助站。这种医务机关是为军队为人民而设立的，医院里的医药，到病人家里的出诊一律是免费。该军对于这一区域以内的病人、儿童和战时难民，干着广大的救济工作，而医务工作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罢了。

　　时常在这一军区上空侦察的日本飞机无法找出他们的目标来。这些山岭地带的成百的小村落中间，每一个农家，每一个祠堂或是庙宇全都有着充当军站、兵营、司令部、货站或是军火厂的可能性。田野间的农家呢，树林中的祠堂呢，山中什么地方的房舍呢，什么地方日本飞机找得着目标呢？是市集日呢，还是游击队和人民志愿队的集会，这他们怎么辨别得清楚呢？而且大家一听得飞机迫近的声响，也容易散开在山林中间的。因此，正同日军不能用坦克和大炮向这一地区前进一样，日本的空军在这里是毫不中用的。在另一方面，则新四军只要派出寻常的步兵队去，就有良好的机会来进攻日军，拿日军的军用品来补助他们自己。日军如果向这一区域总攻击了，那么，他们就只不过离开了长江、铁路和公路，进到这黄山区域，使他们的给养路线遭受着游击队和有组织的人民自卫团的攻击。如果他们在铁路地带后面经常的游击活动之下，再不退却，他们就立时要遇到饥荒了。在三四十里光景的地域以内，设置着总部、中央医院、参谋部、政治部、特别守卫团、称作训练营的军政学院、无线电站和电报站、军需部，彼此相隔各有许多公里，用电话或是骑马的、步行的信差传达命令。

　　距总部约十里是陆军训练营。那边一个乡村里，有来自前线的战士，前进的工人和农民，男女学生约一千五百人，住在农家或是木造的营房，学习着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方法，民众组织，沦陷区域占领军中间的宣传，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略等。训练期间是三个月至五个月。这训练营约有半数是前线派送回来求高级教育的士兵，其他半数则是从南方诸省、各口岸和沿长江的沦陷区域来的志愿兵。训练完毕之后，各毕业生都成群结队地被派送到前方各地或是沦陷区的各乡村去做民众组织的工作。高级的将领、参谋长、前方的司令、大学教授和学生则任着教员。这一军的军官和士兵一见就可知其跟旁的中国军队不同了。这些士兵和军官都比别的军队里年青得多，他们武装更简陋，而且士兵和军官之间，在外表上又没有什么看得见的辨别。有许多军官、政治工作人员和担任着守卫的兵士穿的是日军的大衣，或则在战役上夺来，或则得自截获的日军辎重队。他们的武装，步枪、手枪、刺刀和大刀、手榴弹和机关枪显着多种多样的式型，其中有一批是日军的东西。这足以说明日军不得不把大批的武器借给这些战士呢！因此他们时常说，这个区域的日军就是“我们的军需部”。在这军区以内用以乘骑和运输的马匹有大半也是日军方面于心不甘地供给着的。我曾经听得会见到的一个军官代表有一次说：“我们必须再从日军方面和政府方面多弄到些军器才好。”

　　“我们不是游击队，”有一个军官对我说道，“我们是性质特殊的正规军，担任着日军占领区以内游击战的组织和领导。我们跟别的正规军，也可以说‘友军’不同，因此我们的募兵制度完全根据于志愿的原则，而不是根据于强迫的原则的。正同跟省军有别的中央军一样，我们的军队是从中国各省——长江流域和华南各省居多——募集的。我们无法使那些热心来投我军的人们悉数入伍。我军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关系在军役问题上根据于纪律，可是除此以外，我们从最高级到最低级，却都是平等的同志。我军中间有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跟着受有政治训练的工人和农民在一块儿，因为我们必须把普通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教育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方才可以进行积极的抵抗，如果没有积极的抵抗，那就在沦陷区以内也不能顺利地展开游击战了。我们这一军的训练目标是在直接的战斗，特别是在后方和日军占领区的交通线上的游击战的条件之下。然而除此以外，人民中间的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如进行宣传，激励人民来参加民族战争，参加贫民、难民和儿童的救济和医药工作之类也是我们特殊的任务。”

　　“游击队或是别动队，”他继续说道，“是非正规军。他们是有组织的武装的人民。由于我们的帮助、劝告和指导，他们抵抗着侵略者，保卫着他们自身、他们的家属、他们生活着工作着的村庄和地区。我们帮助着他们来组织他们自己，差不多用了我们同样的方法来获得武器，这就是经过了战斗，从敌人手里夺下来。他们有许多现在有着步枪了，有许多则只有着大刀和长枪或是只有着手榴弹。他们侦察着自己区域以内的敌人，把他们的运动和弱点告知我们。他们帮助我们，在我们进攻敌人运输队的时候，他们保护那些住在乡村上的我们便衣的士兵和政治工作人员，照料我们的伤兵，他们依照了我们的指示，从许多乡村聚集了成千的队伍破坏着好几里长的公路和桥梁。这些别动队有许多加入了我们的军队，便在那里受正规的军事训练，以便日后从事于有组织的游击战和流动战。”

　　军中一切政治工作由政治部主管着，而这政治部则隶属于军事当局。政治宣传都是跟该军依照着统一战线的原则和政策来实行抗日战斗的工作相关的。叶挺将军就这方面解释着新四军所处的地位道：“就政治方面看来，这新四军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组成这一军的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同情者，在后者中间又有纯粹的国民党员或是有国民党倾向的。由共产党负责的宣传限于抗日的任务。共产党又教育着他们的党员，而这一种教育工作也集中于抗日工作以及为实现三民主义而斗争的统一战线。”

　　宣传工作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士兵、游击队和村民的群众大会。参加这等大会的兵士都带着步枪和刺刀。别动队呢，则都肩上搁着长枪或是大刀。特别的点缀是从日军方面夺来摆在大会前端的重机关枪和轻机关枪。大会一开幕，总就是追悼阵亡的民族英雄，向孙中山遗像致敬，同时主席恭读孙中山遗嘱。接着大家唱合作歌，这歌是纪念着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合作的。所谓前线服务团则帮助着军队在沦陷区后方组织群众大会和戏剧表演。在我旅行这个区域的期间，我见过这等群众大会许多次。这种大都以戏剧表演来结束的大会是有计划地用以融洽军民的感情，用以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并且用以报告凡是和中国抗战有关的国内外重要时事的。这等大会有许多是要欢迎那些来自沦陷区域的代表团。这些代表团往往路上耽搁了几星期，乘夜间通过了日军的防地，才行进到这游击军的总部，还带着献给民族英雄们的礼物。因为这些英雄们的战迹，证明着中国政府没有放弃了沦陷的土地，却还由于国共合作的帮助，正在领导着组织着斗争，要收复那些失地。最常见的礼物是村民所捐助的被单、布鞋、士兵穿的草鞋、医院里用的鸡蛋和茶叶、特种的旗帜、绣有赞扬新四军的字句的绸挂幅。

　　指挥着第二纵队在南京区域作战的陈毅将军，在给我的一次会见中，这样地叙述着这部分前线的军事形势：

　　“现在我们只是在夜间作战。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敌人还没有防备。那时候，铁路运输是容易阻断的，我们炸毁了桥梁，破坏了公路，夺获了装军需品的卡车，袭击了、肃清了好几处日军的驻防队，甚至还攻击过南京郊外日军的飞机场。然而，不到几个月工夫，日军被迫调来了强劲的援军之后，战斗条件却就根本地改变了。现在日军控制着防守严密的交通地带，他们沿交通线建立了碉堡网和坚强的防御工事，我军的活动空间变得狭小到极度了。然而我们的成功却也十分明显，日军在这些小小的交通区域，足足留驻着四个师团，较之我们还未开始作战的时候，兵数是加多到五倍了。而且我们还有着更明显的成功，就是日军虽然增加了，我们还是乘着黑夜继续进攻，不过我们往往得把驻扎地点变动罢了。敌人无法破坏我们在敌人防军之间的各据点，因为在敌人战略的设防地点的四周，我们已经获得农民大众的协助了。”

　　“现在日本的运输队只有伴同着装载二三百名军队的许多卡车，后跟着坦克，方才敢在本军前方区域以内冒险通过他们的交通地带，至于在我军未到以前呢，则他们甚至用了一辆到三辆的卡车就经过这些公路了。他们必须常设一个特种工程处经常地修理那些被破坏的公路和桥梁，又得备有特种的车辆经常地在铁路上保护每班火车，把那些被游击队拆掉的路轨修好。我们已经使交通地带全部成为交战地带了。先前日军的驻防营彼此相隔有三四十里远，现在这种距离则缩到了三里五里，还靠着外层警戒地带防守点的补助，这等防守点配置在交通地带的周围，相隔是十里。他们结集着他们的兵力，加强着他们的防御工事，而我们呢则结集着武装着人民，把我们的战斗队伍一天深似一天地进展到日军后方去。我们这才在久经敌人占领的地区以内建立着新前线了。”

　　陈将军指出所讲的是五县区域以内的成绩之后，归纳起来说道：“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五百县光景的地方。可是如果被占领的各县都存在着他们维持占领的条件，正同我们在极不利于游击战的环境之下所创造的条件一样，那就怎么样呢？我想日本全国的陆军，连后备兵在内，还是不够在占领区域驻守而且保护的。只要从统一战线以及应用我们的民众动员和流动战的方法入手，我们在这里所得到的成就一定是中国到处都能够得到的！”

　　游击军的进攻所遇到的上述的困难条件，是新四军在策略上以及对第三战区其他军队的密切合作上都不得不有相当的修正。新四军组织着所谓突击队，这就是受过特别训练的老练的游击队的广大干部，它联络了别的军队和中央各师旅可以配成广大的牵制战略，而向敌人方面较弱较孤立的各防守点迅疾地攻击。这种战略已经顺利地试过多次了，足使那些较弱的防守点在援军不及开到以前就被消灭。日军这才只得集中防守那些相距更远的较大的驻防所，这一来也就使交通地带以内的游击空间扩大了。日军正在煞费苦心，要把沦陷区域的驻军人数减到守备上必要的最小量，而游击队则尽着迫得日军集中了大量军队来守卫交通线而在那里作战，同时设法重占交通地带外边的区域。进攻交通线以内设防点这一项新四军的新策略，是谋求着把游击活动跟流动战配合起来的重要的步骤。而新四军就在沦陷区域以内和日军前线的后面，给第三战区所属的大量正规军打着先锋。要实行这种策略，游击军必须具有较精良的装备，而打游击的突击队也必须跟这样的正规军联络着作战。

　　在结末，让我把访问新四军总部的期间，新四军两军长所作的谈话节要载在这里。这两篇谈话都是同巩固统一战线这一项无上重要的问题相关的。叶挺将军说道：

　　“国共两党有着各别的军队，这是现在统一战线时期之前十年间的，内部矛盾的结果。然而这等各别的军队的存在，却并不跟抗日统一战线相抵触。其实，统一战线依赖着各别的军队的合作，这种合作的目标是在成立完全统一的全国的陆军，来争取三民主义的实现。要确保两党的联合抵抗侵略者及其民主的面目，从而来完成民族革命，创造独立的中国，这是现在唯一切实的方式。国共两党顺应了抵抗日本侵略的种种要求，大家联合起来。两党连同着各别的军队之间这一种合作确保着全国的统一抗战，又给自由的中国的民主建设奠定了强国统一的人民基础。

　　“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间，共产党遭遇着国民党的进攻，这种进攻的目标是在消灭共产党，铲除共产党的信徒。在这内争的十年间，共产党所保卫的实在是本身的民主权利，即在政治上作为穷苦人民的党而存在这一种权利。

　　“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国家，其中绝大多数的人民很穷苦，而且人民是没有什么权力的。这个国家还不是民主国家，人民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也没有确定的政治地位。人民的呼吁，上层阶级是不加以听纳的。因此关心于改变这些条件的农民和工人日益增多了。共产党的合法的存在又凭藉着民主原则的实现。民主的权利确立了，方才可以使作着工人和贫农的政党的共产党获得了法理上存在的保障。

　　“然而单是民主政治却也不能确保中国抵抗外国的进攻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现在因日本的侵略而受了完全落到奴隶状态的威胁。国内有着侵略者，人民不能仅仅为民主政治而斗争，却必须为抵御外敌而战斗。因此我们的工作目标不但是在民主政治和人民生活，而且又在确保全中国连东三省的领土以内，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免得日本的侵略。就为了这些任务，共产党指导着自身的整个政治组织，自身在人民中间的势力，自身组织民众和进行游击战的广大经验，在统一战线之下，投效于受攻击的祖国，特别是在日军的占领区域。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存在由于共产党在我们民族革命、北伐以及现今的抗日战争中间，积极参加以及牺牲的结果；共产党在这些军队里起着意识力的作用，要经由统一战线，经由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民主政治和人民利益的斗争，谋求民族统一的持久和巩固。”

　　副军长项英在统一战线的第一次大革命时代，从工人变成了上海一个工会的领袖，现在呢，担任着抗日斗争中间的一个领袖，这一支人民军队的司令了，他的声名是传遍于长江下游的。项将军在他总部跟我会见时，他说道：

　　“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历史的起源是相同的，然而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环境却各有很多的差别。在内战时代，我们都是红军，我们曾经在南方一同作过战。等到现在的八路军大部分向西北长征的时候，新四军留驻在南方，后来为自卫起见又复分为好些小单位，散在八省的边区。八路军则依然是集中的整一的大军，便在西北方面争取统一战线的斗争中起了极大的影响。八路军不得不主要地为对付省军而自卫，而我们呢，则面对着中央军。西北方面内战已经终了以后，我们在南方还是受着攻击。当八路军的地位已经在西安事变后获得了政府的承认的时候，我们在南方重新遭受了攻击，这目标是要消灭我们的队伍。等到抗日战争开始了，八路军立即参加了战斗，虽然武装很简陋，却接连几次造成了胜利的战绩，这使八路军在国内的声誉提高起来，而且给北方抗日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它做着先锋队领导人民抗日这一种无敌的地位，以及人民大众方面对它的热烈的支持。然而只是由于日军的进攻上海，我军所受的攻击也停止了。这是我们不能够参加战争的第一阶段。一九三七年十月底蒋委员长发出了一道命令，要我军实行统一战线，过了三个月方才把新四军成立了。一九三八年春间，我们得以会集于我们现在的防地。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取得正规军的法理地位。我们的法理地位是附属于长江前线的正规军的特殊军队。

　　“因此，我们不顾一切阻碍，一切极其困苦的条件和限制，凭着真正革命的牺牲精神和统一战线，在抗日前线作战。从作战开始，我们在前方区域的工作就集中于增进对其他军队的合作。我们在这方面所定的目标是克除旧时怨恨的敌对的态度。我们从夺得的日军的军用品改进了我们的军备，我们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在我们的战斗上造成了几次大胜利，于是我们给这一战区的统一战线仅仅确保了一个基础。

　　“我们的行动和企图全都根据于统一战线的原则。我们求谋着我们军事标准的改善，求谋着更好的战斗条件。当我们碰到各方面对于我们的偏见，以及种种阻难的时候，我们信赖着日后联合战线的改善，显示着极度的忍耐。无论我们的财政状况怎么苦，我们的活动空间怎么狭小，我们如要动员人民来参加抗日斗争，所遭遇的阻难怎么艰苦——我们总是用了可用的手段耐心地工作着，要使战斗力更有效，更足以制胜。我们知道要巩固统一战线，我们必须接连取得对侵略者的胜利。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加强统一战线；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证明统一战线的方法一定可以保障人民方面统一抗敌的要求，从而救中国的。

　　“我们的目标是在效力于统一战线，恰同八路军一样地有效率，使侵略者对我们害怕得正同他们害怕北方的八路军一样。因此，我们的忍耐就是对统一战线的忠诚，这并不是说，如果本军的存在，要用军民的力量驱逐侵略者这一种本军的目标，接着是为效命于国家和民族起见，本军前途的发展，这种种受了威胁、受了侵害，我们也是不以为意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就是发展一切手段和力量来保障抗日胜利。长江下游和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我们的工作和战斗就为此，我们是决不放弃这种任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