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占夺南京之后，蒋介石最后批准赣闽共产党改组为新四军，在长江下游南北岸，进行活动有限制的游击战。叶挺是这支新军的军长，项英则为战地指挥官。

　　叫叶挺与项英合作，是一种巧合。十一年前，叶挺是老四路军——在北伐时称为“铁军”，第二十四师的师长。这部队拥有许多最勇敢也最进步的黄埔【黄埔，指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又称黄埔军校。】干部，而且是北伐军的先锋。当他驻扎在武汉时，叶挺给项英的工人一千支步枪，在国共分裂以前，他们就以这些卫戍武汉。这些枪械后来又武装了中国的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在富有历史意义的南昌暴动时，叶挺领着他本师和朱德、贺龙等的部队一起参加，开始组织红军。后来，他又是不幸的广州暴动的首领。

　　在广州失败之后，叶挺当即退休，不再参加内战，一九三八年他之被委为新四军——纪念那光荣的“铁军”——军长，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在蒋介石的脸上是很过得去的。但叶挺本人即是黄埔毕业生【叶挺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和著名的革命军人，他是很能接受共产主义的，虽然他本人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项英和叶挺建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的消息，在前苏区内迅速传播开去，因此千万的农民开始徒步由很远很远的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等省赶来参加。他们有的带着在内战时藏起来的步枪，那些有钱有米的人，也拿出来作为“抗日的贡献”。几千个刚由监狱和反省院放出来的“赤匪”，也回到他们领袖这边来。少年先锋队与赤卫军，则携带着生锈的标枪、手榴弹和斧头参加！从占领区的各城市里，又来了许多学生和记得项英是他们的领袖工人与机匠。就象《水浒传》里所说的情形一样，四面八方的人都应着宋江的号召前来参加。

　　但是带领着这支奇特的志愿军的叶项，和其他残留的同志们，必须把那些从未动员和意志沮丧的民众动员起来，并使他们的军队能够打击那配备比他好上无数倍的敌军。但只经过几星期的训练与改编，新四军便于一九三八年四月，集中在他们被派定的区域里，虽然充溢着自信与斗志，但非常缺乏金钱与武装。农民们带来的枪械总共三千支，他们又掏掏自己那几乎一空如洗的腰包和得自外面的捐款，购置了一小部份，再加上旧时红军的枪械，这二万人的军队只有一半枪支。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增加他们的火力，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他决不愿意帮助这支他久欲加以歼灭而没有成功的军队，因此他始终不肯发枪械给他们。

　　新四军占有苏皖两省三分之一，人口平时约一千九百万，现在又加上许多难民。当日军进攻汉口时，这地带的国民党军都已退却，日军占住城市公路与铁道，新四军则夺回其余的地方。这军队当时要获得民众的信任，是一桩异常困难的工作。千万的土匪与海盗不断蹂躏居民，其中有些受日本的津贴，有些却以掠夺来维持生存。新四军必须解除这些“错误的游击队”的武装，或是重新教育他们。其次，它又须对抗日军的进攻。某些地方绅士，在日军协助下，组织地方政府，拒绝中国军队的援助、入驻或合作。这些傀儡政权也是应该摧毁的。最后，他们本身没有兵工厂、军用仓库和医院，使游击队得不到充分的供给，而农村经济的破产是异常尖锐的。

　　费孝通【费孝通，当时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在他的近作中，给长江区域下游农村经济的恶化，作了一番可靠的叙述。这区域恰正是新四军活动的地方，费博士所述的恶化，也充分指出了新四军动员民众时所遇的困难。在日军实行空前掠夺之前，这地区的贫苦本已非常惊人。极重的地租，各式的苛捐杂税，贬抑的农产品价格，吃人的高利贷以及山样的债务，迫使农民抛弃了最好的耕地。丝价的降落百分之六十以上，使农民最重要的一种副收入，一扫而光，小地主与佃农至此已不得不更倚赖高利贷者。

　　依照费博士所说，这整个区域的地主豪绅，正是受政府委派的税收员，他们的地位跟印度的地主一样。当地衙门所要求的指定数项，由他们负责征收，因为佃农始终不知道被派的整个数额，所以他们不仅要缴付地租，不仅要交纳捐税(这捐税本来是应该由地主本人缴纳的)，而且还要给收税人的地主，加上一些额外的献金。

　　这些收税人拥有警察的权力，可任意逮捕任何没有交纳租税的农民。那些不愿意在冬天坐牢的人，就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叩头求贷——而这些高利贷者又时常是收税者与地主本人。这些贷款的本钱和复利总计，半年要达贷款的四倍，一年要达贷款的七倍。这区域的千百万曾经是自由的农民，现在都成为无产者，而这显然是地主——豪绅——税吏制度那种日甚一日，贪求无厌的剥削所直接造成。关于这，我想留在下一章再讲。

　　新四军开头给农民证明他的部队有着革命的纪律。项英说：“军队的纪律是民众组织工作的基础。民众运动的迅速开展，与战斗的胜利有着密切的关联。没有纪律，便得不到民众真正的友谊，没有民众的友谊，军队便不能提拔当地的民众领袖，没有当地的领导，民众运动便得不到成功。”

　　新四军最大的资产，也许就是它的革命的传统，那就是：组织的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

　　“革命军队胜过雇佣军队的地方，”项英对他的部下这样说，“就是由于革命军队是为社会福利而战，而不是为着抢掠与升官发财。我们是为社会与民族的自由而战的，因此我们的军官与士兵实际上一律平等。为什么要不平等呢？我们全都为着同一志愿而战，只有志愿相同的人，相互之间才能称为同志。有同志爱，然后有团结，有团结而后有力量。战争不外是两种这样的力量的争斗。我们的力量是优于敌方的，因为我们的同志爱比他们浓，使我们万众一心的我们的目的，也比他们的大。

　　“在我们的军队里，只有工作之分，没有阶级与身份之别。我们过着同样的生活，有着同样的权利。军官没有特殊的徽号。我们不论是官员与士兵，完全没有饷银，大家得到的只是粮食与极小的生活费。我们大家都明白，在极度困难的时候，连这生活费也会取消，以作公用。我们的军官绝对不能贪污，在军官与士兵之间，毫无不可告人的秘密。”

　　新四军的力量是基于它的政治教育制度。“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项英说，“军队是一种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武装的政治斗争的组织。政治的领导保证了革命军队的精神思想，生活与其行动。”每个军事指挥员都有一个同级的政治指导员与他并肩工作，每个部队，在连以上的，都设有一个政治部，负责进行军队的教育与民众的宣传等工作。军事的与政治的决定，都在士兵之间讨论，而每一个重要的决定或改革，都要得到全体的赞同与谅解。政治指导员指导士兵读书，和他们分析政治问题，除一般的教育而外，还辅以各式各样的活动：如宣传、军事卫生、民众组织和娱乐等。士兵俱乐部归他们监督，借着运动，游戏比赛、研究和政治辩论等，使士兵享受一种舒快的新的集体生活。除八路军外，这在中国的军事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依照项英所说，除非革命军队成为民众生活的一个有机部份，它便不能成功。“军队是民众的武器，因此军队与民众是同一家族的家人，分享着共同的快乐与不幸。”这在久已统一了的现代国家，乃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却必须在理论上，事实上，一次又一次的说下去做下去，直到民众相信这些话。民族军与人民军都是新的术语，甚至这名词在现在还是新鲜的。我相信第一个采用人民军这名词的，乃是共产党。

　　新四军在组织民众时所遇到的困难，比之他们北方同志(指八路军)要大得多。在南方，跟华北晋察冀边区那样的战时统治，是无法建立的。国民党爱惜他们前时在长江三角洲的政权，他们禁止新四军创立某些机关，以进行必要的政治的与经济的改革。新四军克服一个城市，国民党立刻恢复前时那种党部的统治，没有人民的议会，也没有民主的政府，他们又不许新四军在后方设立有组织的根据地，象八路军之以西方延安为根据地一样，甚至他们在乡村里开办的学校、医院和工业，也要他们自己派兵保护。这样说来，成为他们唯一的根据地的，只有民众的爱国情绪了。

　　不管这些困难，新四军仍然组织了广泛的农村自卫团的密网，军队驻扎的地方，他们的政治宣传队，便进行说服当地民众的工作，告诉他们，保卫家乡是人民本身的、也是军队的任务。流动剧团，时常以浅显易懂的演出方式，介绍此类的剧情，然后再依据统一战线的基础，进行农村动员的工作，他们提拔及训练当地领袖，使他们足以领导地方自卫团，并且武装他们。最勇敢的青年则编为敢死队，在经常变动的战线附近，执行小规模的游击战争，再由敢死队中选拔新的后备兵，以补充军队本身的主力。地方领袖，由上海来的学生与工人，红军的老干部，都是新四军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千百个干部就在这学校里，接受短期的，但是紧张的，关于组织和领导革命群众战争的训练。

　　一个动员了的乡村，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这表现在军队作战时民众跟着作战。这表现在获得胜利时全体都很欢欣，因为大家帮着得到这次胜利。这表现在一个士兵出发作战时，他晓得自己要是受伤，决不会被丢弃在战场，将有人民志愿队来抬救他们，或把他们送至医院，或把他们藏在乡村里，等到敌军返回防地。因为战士的威望已经提高，不是佣兵而是志愿兵，家族已不再以当兵的儿子为“废铁”了(这是根据中国土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而来的)，自由农民也为着他的家族的好田地，为着他的乡里与国家民族而战了。

　　农村动员的目的，是要每一个男人女人与小孩，都为保卫地方而工作。少妇参加为宣传员、组织者、教员与看护。老年妇人则缝衣做鞋安慰在前线的“他们的儿子”。老人则受投掷手榴弹的训练，以对抗胆敢单身走至乡村附近的日兵。少年人则组成耕种队，帮着他们在前线的父亲与兄弟或者侦察敌情，或在军中执行勤务。经过自卫委员会，村民可以晓得战事是否迫近本村，又因为他们已有组织，早作防备，所以他们可以迅速携带女儿，值钱东西以及畜牲鸡鸭等退至事先准备好作为逃难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军队的保护。

　　新四军与民众间的有机的联系，再没有比他们那公正而著名的医药服务表现得更亲切的了。一九三八年，当华南红军改编出发抗日时，他们完全没有救护组织，他们大多数的军医与看护，都已在内战时被杀了。但在一年之后，当林可胜博士率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访问他们时，他说，由“清洁、修理和对病人的小心看护”说来，新四军的医院在整个第三战区中允称第一。到了一九四○年，新四军可说拥有中国最好的军医组织。这是一队一队缓缓建立起来的。他们已开办了两个医务训练班，十家医院，八家派遣医院，二十个旅(大队)救护站，二百个营(中队)救护队，三百个连(小队)急救队，这是怎样完成的呢？这医药服务的绝大部分，可说也是从那生产了米、丝和自卫团的同一地土里生长出来的。

　　自然，说它是中国最好的军医服务组织，也不是怎样了不起的，因为在战争爆发时，中国整个的军医组织，大概是全世界最坏的了。从上到下，它充满着欺诈、无效率、不胜任、罪恶的冷淡等污点，一般说来，这只是使负责组织军医处的师长多捞一些外快而已。也就是这原故，他们公然虐待着伤兵侵吞中饱。在内战时，他们大部分是倚赖外国教会医院，去治疗他们的伤兵的，本次战后，因为大部分留在日占领区的伤病兵都被惨杀，这种卑鄙龌龊的行为方才爆发出来。自此之后，特别是在林可胜博士的贤明的指导与他那个模范的红十字救护队的帮助之下，才有了很大的进步。

　　组织新四军救护队的医生与看护，像该军的士兵一样，都是志愿的。其次，他们一开始，就得到叶挺军长的全力的支持。叶本人对救护工作异常重视，并邀请盛博士领导这一工作。因为盛博士不仅有高深的医学修养，而且是中国几个富有革命的毅力与热情，足以进行此种困难工作的著名医生之一。第三，参加这一工作的青年男女，都为这军队的革命历史所吸引，他们一样为救国热情所激发，抱有救护祖国战士的热望，以及亟欲使他们成为全国其他救护队与个别医生及看护的模范的决心。他们发誓忍受军队与人民所忍受的同一危险与苦难，同意与他们过着同样的生活。最后，这救护事业之得以迅速发展，是由于民众的合作，他们训练当地民众为救护人员与助手的才能，以及运用一切可能得到的便利的聪明。

　　博士着手工作时，只有五个医生一个男看护，后来逐渐增加，配备也逐渐改善。

　　据林可胜博士告诉我，中国登记的医师只有一万人，其中胜任的不过二千人而已。即使这二千人完全参加军队救护工作，每一千个兵士才有一个医生。新四军显然认清这一事实，他们尽力创设自己的医务训练班。他们毕业之后可以作为助手，可以治疗轻伤士兵，或救治重伤者使他们可以移至后方医院。这样的助手，每六个月可养成一百人。他们除携带药袋之外，还带着枪支，有时且同兵士一同战斗。他们在战场施行急救并把他们送至安全的后方。这种战地服务对于中国士兵也是从未见过。

　　但新四军给予民众的医药便利，也许使民众最深切地了解了人民军的意义。这是前所未见的。男女看护，不仅执行正规的军事救护，而且在军医指导下，参加公共卫生的工作。这军队既然这样倚赖民众，那么民众的健康自然是值得极端重视的。个人的与公共的卫生，以及预防传染病等的简单规则，应当加以推行，病人也应当加以救治，在新四军成立一年之后，他的医院和流动医院诊治了五万三千名伤病的民众，其中大半是完全没有收费的。

　　象这样的事实还可以开列下去，但我在这里只想暗示出他们的坚苦与伟大，象这样的军医传统是任何国都可以引为光荣的。这些执行救护的男女，实在配加上英勇的称号。他们冒着健康以及生命的危险，去实现这伟大的工作，而他们所得的酬报乃是农民与兵士的道谢。他们穷到无以购置外科手术用具，只好由他们自己的工厂制造钳子、剪子和解剖刀。他们穷到无以建造新式病院，只好利用寺院和住家改造为病房。当他们许多主要供给的来源断绝之后，他们便在自己的实验室和药厂里制造代用品。

　　新四军竭尽能力改善驻区里的人民的生活，休耕地尽可能加以利用，时常由军队加入耕锄，所以它可以从当地取得一点粮食。在农民的耕具和种籽都被夺去，或是赋税与高利［贷］已使他们破产的情形下，要恢复农业的生产是件极困难的工作。此外，普通的人民与乎军用必需品如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衣服、火柴、纸张、印刷机器和建筑原料等，全都异常缺乏。

　　新四军为着改善这种形势，它着手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工业合作社。在极大困难之下，他们从占领区里偷运进了一些轻机器与工具。不久，新四军已有了他们自己的机械厂和流动军火厂(能制造地雷、手榴弹、子弹、臼炮、大刀与刺刀等)。一个印刷合作社也成立了起来。他们又教导农民们纺织，用当地出产的棉花、苎麻和大麻制成粗劣的衣服。他们曾向中国工业合作社呼吁，请求他们到新四军区域内组织难民生产队。

　　但是，一个军队的最后试验，乃是它所得的军事效果。根据一九三九年中所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不完全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出，正规战与流动战，欧洲速决的闪电战与东方这长期坚持的持久战之间的杰出的提示。第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新四军作战十三月中，他前后接战五百三十次，参加每次战斗的至少〔多〕不过数百人，而且这战斗本身，没有一次是十分重要的。但他们的不断攻击，以及结果差不多每次都是游击队胜利这一事实却是重要的。一九三八年他们平均每天有一次战斗，在一九三九年有时一天要作战两次。

　　第二、敌方伤亡虽小，但不断增加。据叶挺估计，每天他们要死伤日军三十人，每天如此，周以继周，月以继月。第三、他们给予敌方交通线的损害，比给予敌军的伤亡还要严重。第四、最重要的是新四军得到民众组织的协助，使敌方无法巩固军事胜利，进行有效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最后，因为新四军主力的极端流动性，迫使敌方不能不维持极大兵力，以保持所有的战略据点。

　　在新四军开进其驻区之前，日军觉得只有三个联队，就可以控制那些没有组织和没有武装的民众。到了一九四○年，日军驻兵已增加到三师。在新四军开入之前，当地许多区域，都为各地傀儡政府所统治，到了一九四○年，这些伪政权只有在日军刺刀直接保护下，才能行使职权。以前小队日军可以自由在乡间路上行动，到了一九四○年，甚至在南京近郊(单此地就有自卫团七千人)，也必须有强大的护卫。

　　为着避免长篇征引，这里只就新四军出版的《战报》中随意摘录几节，因为这些正是他们的活动的生动的描绘，由此可以推见其他的：

　　(一)某某支队某部队，在进行侦察时，进攻丹阳附近敌军，击毙敌军十二人，夺获步枪十二支。

　　(二)某支队破坏金坛西面济西桥(译音)与古梁桥(译音)间公路八十八里，两桥也被毁，携回大批电话线与电线。

　　(三)某某支队便衣队在天皇庙附近埋伏袭击敌方军用卡车，卡车被毁，死日军十二人夺枪十二支。

　　(四)敌军一百二十人向大桥移动，中我地方部队埋伏，激战四小时，在我军增援之后，敌方始行退却，是役毙日军五十五名，夺枪甚多。

　　但是新四军的军事进攻，跟这军队的别的工作一样，简直没有得到军事委员会的援助，不但没有援助，而且不断阻挠该军建立自给的经济根据地，否则他们的进攻活动决不会限于此种程度。一九三九年之末，叶挺将军告诉我，新四军兵员约四万人，有枪不足二万支，部队一半以上的兵员仅以手榴弹与大刀为武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随同带枪的人一同赴战，看看是否有因死伤而掉落的步枪。到了一九四○年九月，新四军军力已有三万五千支步枪，和四百六十挺机关枪，这火力的增加主要是从敌方夺来，在战时以这样的方法增加军备，不但延缓而且代价极昂。然而不管这军队兵员的多少(大致等于中国五个整师)，军事委员会给予新四军的补助费，是每月十三万元！

　　读者也许可以想象出，这经济奇迹，以及以如此细小的款项供应如此大军及上述各项活动所需的那种献身的精神。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民众的援助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假如没有无党无派的救济组织，如“保卫中国大同盟”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这组织给新四军许多药品，医学配备，和一点技术的帮助)的支持，他们的负担甚至还要重。

　　后面我们讨论八路军在西北的成就时将继续检讨这两种战术和战略的相互作用。这里所指出的乃是新四军已把基于民众动员的长期抗战的意义，充分显示了出来。假如他能得到大后方资源的供应，假如政府能够准许他们武装和供应他们已组织起来的民众，扩大他们的作战地区，那么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富有戏剧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