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这场战争中，预料整个中国将会以很高的速度经历许多发展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阶段可能是不寻常的。因为许多措施是在实现和平后，或在其它状况和危机支配下，继续采用的纯“战时”措施。而在一个时期内正在进行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任何一个国家，将会发现它出于国内事务的考虑而参战，几乎要比出于国际关系的考虑而参战更为重要，这也仍是千真万确的。

　　分析中国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用——分析其中任何一支军队的作用——是一个要比记录它的组织编制和军事战绩复杂得多的问题，必须先从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具体问题谈起。

　　要达到此目的，同时不与其它更为深刻的分析相抵触，中国的具体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一是，半殖民地的地位将中国置于所有从属国不可避免的争取自由的伟大运动之中。这场运动将怎样和何时在某一个国家获得胜利，当然是无法预计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帝国将走上分崩离析的道路。从被统治的状况下解放出来是中国人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二是，由于获得独立，需要团结和力量，因此中国必须结成一个爱国主义的整体。许多世代以来，靠鱼肉人民来维持的贵族官僚统治阶级，正如在每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一样，不得不进行抉择，要么是顺应新形势，要么是自取灭亡——换言之，要么和平地消失，要么在暴力中灭亡。农民和小人物们，由于他们的社会作用和为数众多，必须承担振兴中国的责任，使中国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能在国际上居于真正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地位。三是，中国当务之急的首要任务是战胜日本侵略者。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特殊贡献就在于，他们把这些重大任务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是把政治和社会任务与军事任务分开，而是在军队的领导下，把三者融为一体。由于“抗日”毕竟是当务之急，因此把顺序颠倒过来，对以上三方面任务逐一加以解决，将能收简化我们的任务之效。

　　八路军基本上是重新整编的管辖边区的共产党军队。边区现由七个地区构成，分别是：山西东北部地区，河北西部和察哈尔【察哈尔，旧省名，1952年撤销。】南部的三个地区，以及河北中部的三个地区。而新四军则如项英副军长描述的那样，是由“分散在江西、湖南、福建、广东、浙江、安徽、湖北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新四军集结在长江下游地域，以安徽为基地。

　　上述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对这些地区的地理形势未作透彻的分析，客观事实已经表明，日军不得不在华北驻扎十八个师团，相当于日军总数的三分之一。虽然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国两支规模最小的军队，但仅在一九三九年四月——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月份——他们和日军作战即达二百五十三次(占中日双方军队交战总次数的百分之三十点七)；缴获步枪七百三十四支(百分之二十二点四)，机枪一百零一挺(百分之四十一)；俘虏日军七百一十六名(百分之六十七)。八路军所在的特别行政区晋察冀边区和新四军聚集地区京沪杭三角洲，构成了整个抗战中的两个战略要点。晋察冀边区之所以成为战略要点，是因为日军通常都是从中国北部山区发动进攻的，在这里击败日军，可打乱其整个侵华计划。至于京沪杭三角洲，则是因为日军在第一步的计划受挫后，便要把其进攻的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平原地带。

　　两支军队的突出功绩是，他们在日军精心策划的“闪击战”的中心地区，从日军手中夺回了七十余个县。这些地方不仅构成了对侵略者的胁腹之棘，成为自身发展壮大的基地，而且是中国政府管理地区内最稳定、最昌盛，组织得最严密的地区之一。历史较短的新四军由于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现由顾祝同将军的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和供应。尽管如此，新四军的实践给予这一地区的人民和中国中央军事当局的教育是十分重大的。新四军在日军大规模攻势的中心地区成功地建立起的游击区，正在迅速发展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区。

　　这两支缺乏装备，困难重重，在整个中国最重要的地区进行作战的军队，设法担负着几乎相当于中国三分之一军队的作战任务。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步的，这个问题把我们直接引向我们分析的第二部分。我们往往易于把一支军队仅仅看做是传统上不关心政治的武装力量的集合体——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只会相当机械地执行政治和社会领导人的命令。法西斯军事独裁国家更多地是把军队用作手而不是用作脑，用作警察而不是用作有政治自觉性的部队。

　　然而，八路军和新四军从一开始，在其组织中就基本上体现了民主的特征。一九二七年，国民党中断与共产党联合之后，共产党唯一的安全保证就是组织武装抵抗。由于红军缺乏军需补给，同时由于许多国民党地方官员不得人心，共产党通过动员广大民众参加军事防御计划，有效地组织了武装抵抗。从此，红军发展成为地方民众全面的最高组织形式，而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武装力量集团。红军作为这一最高组织形式，不仅能够与民众相结合并同民众打成一片，而且作为站在政治斗争前列的农民的代表，还承担起领导、教育、组织民众的任务，同时红军本身又是民众的一部分。

　　由于采取了这一政策，红军领导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不彻底的措施没有任何作用。军队要么会变成一支中国旧军队那样的雇佣军，要么经过彻底的教育，使之在地方上具有主动性，赞同并执行与战争进程相适应的综合发展的政策。在这后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可从以下事实看出：首先，无论是离开家乡参加历史性的“长征”的人，还是在项英领导下保卫前红色根据地及其人员的家属与财物的红军部队，都能服从命令，没有发生反叛事件。其次，红军部队成功地完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即从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国民党作战，转到不单方面宣传为社会主义奋斗，而是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共同抗日。首要的事实是，这两支军队并不是旧的军队，而是已经武装起来的、纪律严明的、有组织的中国农民。

　　在新的形势下，八路军和新四军仍然实行了原来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唯一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尽管如此，参军的志愿者必须由过去同他们熟悉的人作保证人。未来作战的战术和过去的经验教训，都交给每个战士仔细制订和讨论。政治部，及其派往所属各部队的代表，构成了这两支军队的生命线，所取得的效果也是双重的。一方面，部队本身是中国武装力量的“重要支队”。在晋察冀边区的救国运动组织，下设农民、工人、妇女和青年救国组织，所属又分成若干特别职能团体——例如，在工人中，就分有运输工、纺织工、木工和矿工等团体。正是这个广泛的群众组织网，不仅可在当地迅速组织武装抗日斗争，而且可以成为连结军民、社会与政治各个方面活动的桥梁。正如《新华日报》刊登的柯寒(译音)的文章中所写的：“这些组织招募新兵给因战斗伤亡而减员的部队补充人员，并动员民众支援本地驻军。他们协调民众的活动以满足战争的需要，并协助政府动员物力财力。这些组织还慰问士兵，帮助医治伤员，照顾现役军人家属。他们同时努力增加生产，坚持日常经济工作。”正是这些组织团体形成了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中心，也是把这些团体的第一种特点与第二种特点连接起来的环节。这第二种特点就是士兵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同以往的截然不同。对农民来说，八路军战士是一名使节，他们既告知农民当前的作战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扩大某个军阀的个人权力；也是一种告诫：人们将把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衡量、判断中国其它军队的标准。这些士兵纪律严明，渴望参加教育与组织活动，彼此亲如兄弟。他们改变了农民们的态度，并给农民提供了抵御侵略战无不胜的唯一形式——人民自身能将各处变为埋葬侵略者的战场。以上做法以及边区政府的民主化、大众化的体制，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着他们新型的战争所依靠的组织方法概要。

　　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呢？从最重大意义上说，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已将长期坚持的民族复兴的要求付诸实践。国民党内反动派和亲日派的反对最终未能得逞。他们为取得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唯一体制提供了形式和内容。他们把战争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战略方针，已为中央政府非正式地承认为行动指南。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中国人民获得独立和受人尊重的希望，在于加强这些农民团体的团结和提高文化、物质水平——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因自身力量和摆在他们面前的艰巨任务，以及缺乏训练有素的干部，而受到了限制。

　　虽然有着这些局限，八路军和新四军仍是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显然，对待他们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态度，成了衡量国民党官员们是否诚心诚意的最准确的晴雨表。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已失去了他们的特性，或者象不甚了解情况的观察员易于说出的那样，共产党由于与一个民主的组织联合，已丧失了共产党人的基本特征。他们始终坚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但他们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只能建筑在全民团结和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基础之上。在世界存在着对抗和背叛的现阶段，中国是努力争取获得民族解放的人民的光辉榜样，而在这场斗争中，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大公无私，所做出的贡献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