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米兹将军视察新近克复的马绍尔群岛归来，谈到这一基本战略时，是完全坦白的。他说，他认为“唯有从中国的基地才能击败日本”。他的目的是“使陆军和空军进入中国，这样才能使事情发动起来”。他接着又说：“我们将设法在中国登陆，可能在那里就在那里登陆”。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几星期前，空军总司令安诺德将军在给陆长史汀生的报告里，也表示过这样的意见。安诺德肯定的说：中国“在未来的可能中”是“我们对日空战的最有效的基地”。

　　(中略)

　　为了最后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国需要远较现在为多的军队。有些军队是有用的，而且对着日军，但是他们要由防御进到反攻，就需要更多的装备。有些是因中国内部的政治而死僵着的，中央军中最精锐的一支军队，约有五十万之众，配置在边区——共产党的军队的根据地作军事封锁，由胡宗南将军指挥。该军装备和指挥官都是特别精良的，在最后对日反攻中，可以是有力的一支部队。但是运用它，就需要中央当局与共产党领袖之间的不同意见有政治的解决。

　　如果能达到这一政治解决，就可以充分利用中国陆军中另一支部队——就是中国共产党军队本身，来作全面反攻。这些军队不停的在华北各省以及扬子江流域的许多区域内对日作战。他们确实的力量有多少，尚未被人知道。去年夏天，当内战危机威胁时，共产党领袖曾表示过他们有五十万的军队来对抗任何进攻。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的正规部队，除在装备上较差些，在组织上与指挥上和中国军队最精锐的部队相等。与正规军配合作战的游击部队，数量比正规军还大得多。他们指挥得力，纪律良好。他们能发挥最大的军事效果。

　　但是在对日本反攻之前，一定得先在中国建立强大的空军。中国战场上的空军基地，可以建立在打击日本主要工业中心的航程内。这一事实，更增加了创立空军的必要。这已经在开始顺利地进行了。在中国，今天美国的十四航空队正渐渐地伸展其作战的范围，不论在战术上支持中国陆军方面，以及在战略上轰炸敌区及供应线方面。虽然据安诺德将军说，战略的轰炸还只进入预备阶段。他告诉史汀生：“我们不打算把从亚洲的空军作战停留在游击战的阶段上。日本的海运也好，工业也好，都将无法避免我们的轰炸。”

　　目前第十四航空队的基地局限于扬子江以南的地区。它的战略轰炸的范围包括缅北及越南、泰国的大部分、海南岛、香港与台湾。虽然范围颇广，在最高战略的效果上，仍然是太偏南方了。上面列举的诸目标中，只有台湾有些重要一点的工业设备，基本的目标远在北方——日本、朝鲜和东北。如果集中的轰炸要炸到日本帝国的内圈，则华北空军基地是十分必要的。例如，从山东的胶东半岛某些部分，或者从扬子江入海口以北江苏的沿海地带，长距离的轰炸机可以袭击大部分的日本工业中心地带。

　　八路军的部队及其辅助的游击队占领了山东内地的很多地区，其中包括山东东部的胶东半岛。而新四军正在扬子江河口以北的苏北滨海区作战。这些事实并非示意第十四航空队马上就可在那些地区建立空军基地。空军根据地必须有安全的出入和供应路线，而且一定要有能够抵御大规模袭击的陆军防守。但是华北共产党所据守的广大的地区应该在推进对日本经济中心的空战中，予以充分的利用。

　　在考虑这一方面可能性的时候，必须明白华北军事和行政的一般状况。黄河河曲以东直到滨海的整个区域，像蛛网一样地密布着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安坐在日本据守的主要铁路与河流交通线之间。从黄河到海边之间五个主要的游击队的行政机关，统治着绥远、察哈尔、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和江苏的广大的地区。这些游击区的居民的确实的数目不得而知，但估计大概在三千万到四千万之间。

　　游击队的总根据地是在黄河西面的边区，其首府是陕西的延安。边区包括陕甘宁二十多县，居民约二百万。十八集团军的总部，主要的教育机关及训练学校，医药中心的一部分以及中共主要的军政领袖都在那里。边区没有被日军占领。共产党的“正规的前线”延伸在黄河河曲沿岸，即边区的东部边境。

　　我们已认识或迟或早，当我们对日作战有进步时，在华北必须要建立空军基地。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立刻可能做的是什么呢？边区对日本的侵入，是有安全的防卫力的。在开始空袭日本的内圈方面，边区占有战略的地位。从该区的基地出发，华北的大部分是在空军的有效轰炸范围之内，可以袭击供日本焦煤的主要部分的开滦煤矿的主要设备，同样也可以袭击运输大量煤、铁砂、棉花、盐、五谷至天津、青岛以及日本北部海港的一部分的主要的铁道。如果有两个条件实现了的话，那么在边区建立空军基地应该是可能的。这二个条件乃是十四航空队要积集充分的供应品，以及开放对边区的封锁；这封锁现在阻止人们进入边区，甚至连外国观察者都不准通过。

　　在边区建立了空军基地之后，就需要向沿海推进，经过山西、河北、山东，在那些省份中增设基地。在最后的分析中，这方面的军事问题只是加强该地区陆军，使足以防守那些空军基地而已。在华北各省作战的游击队的有效性，减少了这一任务的困难。在选为空军基地的关键区域，供给游击队以一些步枪、机关枪及轻山炮，就能迅速地保证有充分的防守力。租借法案的军需品如能供应到华北的大部分地域，可以使当地游击指挥部方面转入反攻，以严重地困扰日本占领军。但是这样的办法，又一定得等到封锁问题解决以后才行。

　　在开罗会议上面，似乎曾提出过，必须解决中国内部的某些政治问题，作为对日全面反攻的先决条件。

　　有一个记者在报告开会情形中写道：“参加会议者认识到，在开放中国作为对日直接进攻的基本根据地之前，蒋委员长与共产党之间内部的不合，一定得先予克服。”这以后，重庆来的消息没有肯定的说到底有没有向解决问题方面有些进展。但是人们都相信政府代表与共产党代表之间在进行直接交涉。我们要回想到抗战初年，在敌对集团中，是有一个共同合作的协议的。此后双方都控诉对方违反协议。但如果给双方以足够的压力，则与最初大抵相同的协议是可以重新规定出来的。这种压力很可能从中国的盟国来的。因为明显的，原来可以当作中国自己的内争来看待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到太平洋战争的性质与时间长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