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模糊地知道有一些中国游击队在与敌人作战，但是很少的人知道他们已经统治的领土之广袤，更少人知道这些军队已经获得发展，虽然它们没有重庆政府的帮助，甚至自从一九三九年以来它们即处在国民党紧密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封锁之下。中国的情势颇象南斯拉夫的情势，毛泽东与朱德两位将军及其领导的中国游击队，类似铁托元帅及其部下。而重庆对他们的政策则和米海洛维区及南王彼得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施行的政策如出一辙。

　　在南斯拉夫，我们与英国和苏联现在积极地支援铁托，简单的原因是他的部队积极地与轴心作战。但是在亚洲，我们对于实际上在华北唯一抗击日军的朱毛军队，迄今尚未给予正式的承认。但中国的游击运动事实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游击队组织。今天太平洋上我海空军部队的迅速向西方前进，意味着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演变，这一演变更使我们对中国游击运动发生特别兴趣。

　　去年二月尼米兹海军上将曾宣布海军企图在中国海岸占领许多根据地，以便从那里进攻台湾和日本。香港与广州也许是首先光复的中国海港。但是轰炸机从香港与广州飞往东京和大阪仍是遥长的距离。中国距离日本最近的地方是在更远的北方，因而那里的游击队对于我们有很大的潜在重要性。

　　从长江流域到蒙古草原直达满洲南部的山川之间，成千的村庄形成人民战争的模型。它的组织者主要是由八路军与新四军所鼓励与训练的胆大有为的青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队，是在前中国红军久经战阵的老干部领导之下。这些老干部在过去延绵的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十七年中，有一部出生入死、生长发展的惊心动魄的记录。

　　曾经访问过游击区的外国观察家估计，在日军后方，他们已组织起来并给予初步训练的民兵数达几百万，这便是主要战斗部队的后备军。此外据说还有数百万各种不同的抗日救国会的会员，帮助正规军的服装、食粮、住居、装备和运输等工作，并且是正规军的耳目。正式材料显示游击队在华北已深入四五五个县，包括五二八○○个乡村，拥有的人口在六千万以上。所谓“敌占领土”的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的地区大部时间是在游击队手中。

　　将近七年以来，日军曾企图消灭这些毫不疲倦的敌人。一九三七年，八路军的正规军不到五万人，牵制日军部队仅几个师团。但是这些先锋部队，在各个方向都已发展了数倍。日军在华兵力三十五万人之一半以上及约二十万伪军，现在是被用于保护他们的设防区域，并对十八集团军进行“讨伐”战斗。最近日本军事报告称：该集团军的兵力为五十万到六十万。

　　在日军占领下的每一个省份内，这些省份所包括的区域等于法国领土的三倍，游击队区域确定地建立起乡议会和县议会。他们在根据地内建立了四个边区政府。这些边区政府在整个战争时期，除了极短的间隔时间以外，都在坚持工作。每一个边区政府代表几个接邻的省份被解放的地区。直接的与秘密投票的选举，在一切可以适用的地区都实行了——乡议会与县议会的情形几乎都是如此。

　　这些敌后政权大体上行使正常行政机关的一切职务。他们有自己的邮政系统和无线电交通。他们出版自己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他们维持一个广泛的学校系统，并且施行一种男女平等与成年人普选权的改良的法律。他们调节田租，征收赋税，管制贸易与发行纸币，举办小型工业，试办许多试验农场，发放农贷，建立粮食分配制度，并在许多地方进行造林计划。

　　如果世界上最近很少听到这些成绩，这不完全是报界的过错。在经济与军事封锁之外，在重庆还有一种严格的效率甚高的消息封锁。自一九三九年以来，实际上关于十八集团军活动的一切消息，都受到国民党宣传部的禁止。国民党宣传部垄断了中国供给海外的一切消息。

　　中国千百万人民都知道这些事实，而且任何不避艰难以求了解真相的人都能得到这些事实。在曾经到过游击队区域的一小群访问者里面，没有一个人比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印象更深，而且确实也没有任何人比他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位军官就是卡尔逊上校。他和八路军的队伍在一起有好多个月，反复越过日军封锁线，最后写了一本关于八路军的有价值的书。

　　不久之后我们进行了战争，他就得到了应用他所学到的东西的机会。他被委任来组织和训练经过选拔出来的美国青年队伍，以担任特殊战术任务。他公开说他把得自中国游击队的许多思想融会贯通起来。由这个康涅梯格州牧师的儿子所领导的海军陆战突击队，现正喊着中国人的呼声，在太平洋迈进。

　　有些其他外国人士，也曾观察过这个国家里面的国家之生活。这些“留学生”(他们中间有一位以此自称)我大都交谈过。我发现了他们的印象在主要方面和我的相同。他们之中除了卡尔逊以外，尚有一位英国陆军军官，一位美国银行经理，美国医生，几位美国和英国的教授，一位比利时商人，一些传教师和六位新闻记者。他们对这些中心事实的意见是一致的。

　　游击队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广泛的致力于群众动员与群众教育的地点，进行这些工作的游击区政权已能生存并壮大起来，因为它已获得农民特别是青年的忠诚拥护。他们之中有成千成万的人已在这种很少的见诸报章的斗争中死难了。这一战斗的国家，是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最接近于政治与经济的民主的。而且这个国家有一个政府，直到现在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

　　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呢？一九三七年间，日军以开创纪录的速度横扫华北并席卷长江流域。一九三八年底，他们就已建立他们所以坚守着的防线，而且直到今天没有什么变化。与我国的普遍印象相反，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在过去五年中日本在湖南等地的小规模骚扰是想认真地并吞华西、华南另外一些大地区的。

　　随着战争的爆发，日军在颇为稳固的界线上的活动，变得相当沉寂了，而这个界线是由守备队保持的，延伸二千余英里。日本已达到他们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控制海岸，侧翼有了保护和攫得了富裕的地区。一九三九年以后，日本把力量集中于行将到来的太平洋战争上，企图把在中国所负担的兵力，减少到仅仅是警备性的兵力。阻止日寇这一企图使其无法实行的，就是在他已经稳固的战线后方的游击战的发展。

　　当日本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大部分旧军官及其军队向西退却，而其行政机构则土崩瓦解。但是在无数乡村和数百城市中，仍留在后面的老百姓却不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八路军就随带武器、教师和对人民力量的信心进入这个政治上空虚之区。

　　恰恰在日本进攻中国之前，中国红军与国民党的休战，使十年内战正式终止。北方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并被给予八路军的番号；而在东南其他红军则被整编为新四军。共产党继续领导这些军队，但是共产党答应：任何时候当中央政府改变由国民党独裁的政策，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存在和把国军的控制权移交代议政府时，共产党人也愿将他们一切军队的全部指挥权让给这种政权。

　　对于对中国的背景了解很少的美国人说来，“共产党”这个名词也许会在这里引起误会。而事实却是：在中国甚至在共产党统治区域都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制度。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前很久，共产国际就已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很多直接联系。中共变为纯粹从中国生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主要在农民中得到拥护者。这是由于中共制定了一个农村民主的纲领，而以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最后的、但被承认为还很遥远的目标。

　　中国两大党都声明遵奉已故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孙氏本人把共产党人带到国民党里。但是孙氏逝世后，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即把他们“清洗”出去。国民党一直到一九三七年都企图消灭他们。两党的分歧仍旧在于对孙氏主义的解释。一言以蔽之，共产党人说他们要一个彻底的民主革命以及各种改革包括成人普选权和立宪政府，这些改革是任何推翻封建制度的国家曾经实行过了的；但是国民党内部的主要支持是从地主那里得到的，国民党想要使旧的地主制度和大部分中国半封建机构原封不动。假如它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并给人民以普选权，那一机构就会崩溃。

　　当日本侵略中国时，两党至少在民族主义上能够获得一致意见，这对于中国是一件幸事。于是红军就接受蒋委员长的军事命令。一九三七年红军被派到华北战场上去。可是他们并不如华北军阀的军队那样在日本进攻下垮了，相反，他们在前进的敌人后面屹然站立，并改进了自己的阵容。他们派经验丰富的游击队领袖和政治组织家深入北方各省，很快就从由城市逃出的难民巨流中获得可贵的增援。这些难民是学生、工人、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有教养的男女，他们属于非共产党的政治上的小派别和长期遭受中国和日本政权压迫的人。由于群众的参加，八路军的步兵威力大增。

　　一九三九年时，他们的据点已变得极其不可轻视，以致日军被迫对他们发动全面的攻势。日本人自那时起每半年都在这样做着。

　　第一个完全在敌占区内的游击队政权，建立于晋东北的山岳中，而现在这个政权已包括北抵热河或内蒙古的地区了。另一政权(它的首府在晋东南)它领导解放区的作战，而这个解放区现已绵亘三百余英里，越过河北、山东而达黄海。在上海以北还有以苏北为中心的边区，由新四军控制。不久以前在汉口以北的山区也建立了边区政府，该边区包括皖鄂边境及河南的南端。

　　用以组织人民的政治与军事方法，是仿效共产党现在所据有的在后方的唯一根据地而来的。这个根据地座落在黄河彼岸，面对日本堡垒的原来的边区，它包括陕西北部和甘肃与宁夏两省的一小部分地区。这个政权是抗战以后成立的，由旧的苏维埃政府改组，放弃“阶级战争”并承认抗日的拥护民主的党派与团体是合法的。普选权扩大到十八岁以上的公民，私人企业和公营工业与合作社同样受到奖励。

　　这个中国游击队之母的首府是陕西的延安。我曾在两个不同的情况下——该地政权改组以前和改组以后——都参观过延安。我在现政权建立后最后一次访问它时，发现它已大大改变了，因为中国任何部分，都没有比这整个边区动员得更有效。在七年中，延安政府已在世界上一块最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上建立了文明与繁荣的社会生活。

　　这里已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而且设立了四个专科学院，有一个公共卫生处，好几个医院和许多工业合作社，农民已新开了六十万英亩荒地。这个区域吸收了十余万难民。成千成万的青年，步行数百英里到延安去学习。鸦片烟已经禁绝，娼妓和儿童奴役有效地被禁止了。没有一个乞丐，二流子被改造参加工作。每一个乡有它自选的乡参议会，县也是一样，而边区政府本身自一九三九年以来即举行选举。

　　在黄河对岸日军防线的后方，组织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自然比在延安困难得多，但是一般地说目标却是相同的。乡与县的参议会几乎在各处都进行工作，各乡被集合成为县的选举区，而在这些选举之前要举行会议和辩论，选举是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同时还有罢免权与否决权。

　　敌后各边区政府也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每一个人都有被选的自由。虽然华北共产党掌握军权，但它承认其他若干党派。陕甘宁边区就有国民党的官吏，而在晋察冀边区政府中现任副主席就是国民党员。

　　中国游击队的目的，是建立一切党派的统一战线，因此共产党限制其党员在任何由选举而成立的机关中，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据曾经漫游大部分游击队地区的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说：这个独特的政策已被认真有力地付诸实行了。其目的在吸收地主与商人到政府里去，而最重要的是在贫农和工人中培养政治领袖。

　　可是在群众团体中，在领导上却没有这种限制；而且这些团体是游击队的力量源泉和生命。它们包括农民、工人、青年和妇女联合会与协会。每一种团体的会员数达数百万人。这些团体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自卫军、民兵、青抗先——朴素然而是基本的军事训练的团体。

　　这些游击队领袖对一切这些团体之所以具有掌握力以及军队的士气之所以特别旺盛，与其说是由于什么政治宣传，不如说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守纪律与民主的作风。花旗银行的霍尔先生(他是一个最近从游击队区域回国的美国人)说：“游击队领袖为什么取得农民的信仰？除了用他们自己的忠诚、强烈的爱国心、专心致志于实际民主、对于老百姓的信心和他们所不断用以鼓舞农民行动与负责的不断努力以外，简直别无他法解释。”

　　毛泽东是这一青年十字军的公认政治领袖。他仍旧是两袖清风，一文莫名。卡尔逊上校把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描写成一个这样的人物：即他“具有罗伯特·李氏那种慈祥，格兰特的那种坚韧不拔和林肯的那种谦虚。”(按李氏和格兰特乃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两位著名将军【按语为《解放日报》编者所加。】)

　　武装的民主

　　十八集团军中没有一个人是在战争中挣钱的。指挥员与战斗员们每月只发八块钱作为他们的私人零用。官兵是过着同样的生活，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军服。他们并与农民共甘苦。这并不是象甘地【甘地，印度民族运动领袖。】所实行的那种禁欲主义，他们都喜欢更丰足的生活，但问题是要使每块钱与每碗饭都要为抗日战争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中，那些热心的爱国者们激发了人民的热忱。但和政治上的改革同时进行的，还有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改革。关于妇女方面，象一夫一妻制、法定年龄的婚姻自由、免费教育及十八岁的人便有选举权等法律的施行，获得了惊人的反应。据说在游击区妇女团体有三百多万会员。很多妇女已被选为乡与市参议员，大量的年青女子负着各种政治上与军事上的责任。在一切巩固的游击队根据地，广泛地建立了初级学校，教育是免费与义务的。

　　篇幅不容许对支持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作详细的描述。基本的改革是地租的大大减轻，收税主要是征收公粮，且公粮的数目经常保持日军所征收的数目的很少百分数。消费、商业及工业合作社到处都有，据林迈可教授报道，这些合作社的数目，仅在山西便有四千多个，在冀中便有五千家。

　　游击队组织的成长，是每一步都经过难以想象的困难的。日军曾派了几千大小规模的“讨伐队”去对付他们，终无法摧毁他们的军力。日寇已抢劫及焚毁了成千成万的家庭，奸淫妇女，屠杀无辜的市民，造成一种恐怖，目的是为了消灭一切抵抗的思想。但游击队经常找到办法克服日寇这些战术的破坏士气的影响，而这一工作的进行并不是没有遭受象苏联那样艰苦的牺牲的。现在日军不能控制沿华北铁路与公路线他们守备队范围以外的任何乡村，这是真的。他们的设防据点已大大增加，现在只有用极大牺牲的代价才能占领这些据点，这也是真的。

　　游击队领袖们有时因为他们不经常进攻敌人强固设防的大据点而受人非难。这样批评常常是基于不了解他们的情况而来的。缺乏军火工业是基本的弱点。这种弱点不能以作战的机敏与相机行动而完全克服。虽然八路军与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有着迫击炮、机枪与步枪相当好的武装，但他们经常缺乏弹药与高度爆炸弹，结果他们必须选择这样的战斗，这种战斗能够很快结束，并会使他们缴获的供应品多于他们所消耗的东西。如果与扎在安全的大后方，并获得盟国重大援助的其他中国军队的不积极作战相对比，那么他们的战斗便会使人深深感动。

　　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曾对我说：“我们是鱼，人民是水，我们就在这水中游泳。”只有巧妙的使用他们的两个主要的优越条件——地大人众，他们的部队才能有力量。成千百万人民支持他们，这就是他们增加战斗的机动性的基础。

　　如果十八集团军不被重庆剥夺一切援助的话，他们能完成更多的战绩，且全华北的敌人将更陷入被包围的状态中。

　　一九三九年，重庆政府对游击队活动的迅速增长感到惊骇。官员们曾对我说：这种行动是“非法的”，只有国民党才有权利从日本手中收复失地与政权。一九四○年初，重庆军袭击新四军，企图解散它【应为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大概只由于中国、特别是外国舆论的不利影响，阻止了在那时重新发生大规模的内战。以后重庆对十八集团军从未发过饷，因而该军不得不建立自己的财政税收制度。

　　同时重庆最精锐的军队正封锁游击区，使其不能与大后方取得联系。这些军队包括委员长所指挥的第三十七、三十八集团军在内(按还有胡宗南的三十四集团军【按语为《解放日报》编者所加。】)。这样一来，这些军队便不参加抗战了。

　　为了反对这种奇特的现象，孙中山夫人在最近一个异常公正的声明中提出抗议【指宋庆龄1944年2月8日发表的《致美国工人们》。】。她警告说：“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还在猖獗，这一事实的证明，就是一部国军被用来封锁游击队区域，农民备受压迫，真正的劳工运动仍付阙如……有些人正准备着摧毁陕北游击队根据地。”

　　重庆外籍记者愤懑已久，因为他们被禁止参观华北战场和被封锁的地区。他们对重庆发言人询问关于孙夫人的声明。当发言人否认声明中的非难时，就有十位记者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准许他们参观延安，以便亲自去调查研究一番。蒋的答复是：“当时机到来时”，他们一定可以去。

　　中国的政治前途是中国自身的问题，美国人不愿干涉中国的内政。战争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干与，同时对国民党予以援助，但是战争也可能逼迫我们重新考虑这一政策。

　　华北根据地对我们的重要性会日益增加。不过假如我们必须支持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进行内战以便到达华北根据地，那末收效必甚微小。国民党曾在这个冒险行为上化了十年功夫，甚至由于利用我们的轰炸机与战斗机，但是结果他们是失败了。他们也曾发觉他们的对手今天比过去更不可侮，而且没有人知道：苏联一旦把目光转向东方时，对此一冲突将作何感觉。

　　到进攻日本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重庆能顺从代议政府的思想，并重新建立与中国另一大党的合作，我们也许会迅速增加整个华北与满洲的抗日战争的速度。经过空中运输把大量军火、炸药、帮助游击队破坏日寇交通的技术专家以及各种物资，送到解放区，迫使日军在华守备队增加两倍与三倍。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即使甚至以他们现有的力量，游击队都可以保持在山东和江苏的飞机场，使我们穿梭轰炸日本的轰炸机可以在那儿下落添油。要是有人推想这种可能性曾在开罗会议上讨论过，也是很自然的事。

　　据那时的电讯说：“该会议认识到下列事实：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间的内部分歧必须先加以克服，然后中国才能开辟为直接进攻日本本土的主要基地。

　　正在变化中的国际情势似乎日益不利于中国那些又要企图“消灭”政见不同的同胞的人。最近的消息指出重庆的官吏现正寻求一种妥协基础，而且在这种基础未出现时，可能开始与来自延安的共产党代表们开始谈判。我不相信蒋委员长现在愿意承担大规模自相残杀的内战的责任，以致失掉他在国际上的威信。尽管他受某些将领的压力，但他已声明他将以“纯粹以政治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他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必定已小心注意邱吉尔支持铁托元帅的宣言。

　　邱吉尔首相说：“我们所遵循的最稳健和最安全的方针，就是：要毫不冲动地根据任何党派对德作战，并从而减轻盟军负担的意愿与能力的考验来判断该党。现在不是由于主义的不同去偏袒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时候。”

　　有些人认为我们很久以前就应该把同样考验应用于中国，只消把上面引用的一段话更动一个名词就行，那就是以“日寇”代“德寇”。同时，重要的抗日军在华北的作战效能仍被轻视。我们仍然与有助于我们的千百万同盟军隔绝，日寇则因取得时间和增加力量而得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