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遗作

　　这是罗炳辉同志生前一份没有写完的自传。

　　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罗炳辉同志学习党的整顿“三风”文件，清理思想，向党剖露自己的心迹，着手撰写这份自传。三十年戎马生涯，艰辛劳顿，积劳成疾，当时，罗炳辉同志已忠极其严重的高血压症，但在烽火弥天的战争年代里，罗炳辉同志仍然带病主持繁重的军务，南北转战，以致写作一再中断，先后持续两年多，只写到吉安起义，最终因病转剧逝世，留下这份极其珍贵的未完成的遗稿。

　　自传忠实地追述了作者自幼饱经忧患，  不畏强暴、与恶势力坚决抗争的刚直性格，对真理与正义的渴望和不懈的追求。字里行间，倾吐着作者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充满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正如陈毅同志所说：  “炳辉同志一生都献给人民，为革命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这篇自传基本上保持了遗稿的原貌，只是从字句上略加整理，对某些段落作了节录，现刊载于后。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于安徽盱眙之大柳营师部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顿“三风”文件和资料，已经年余，反复阅读，深感意义深远。经过自我检查，觉得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需要克服，始能树立最进步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只有每个党员都不断去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而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意识，才能保持马列主义和布尔塞维克的纯洁性，才能保证我们的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把革命引向彻底胜利。因此，我愿坦白诚恳地将我各阶段的思想演变详述出来，以利于党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五月二十八日晨

　　我从儿童时代的家庭情况和社会环境谈起：

　　祖父时代是富裕的家庭，迭遭变乱和当地恶势力的敲榨剥削，到父亲成年时，便一贫如洗。祖父去世后，父亲一面帮人做零工，一面向地主租地耕种，日夜辛劳，入冬又肩担背磨做些山货生意，衣食勉强能自给，即娶母成家。自我出世后，父母更加勤苦劳动，省吃俭用兼做小生意，家境日渐富裕。我十岁后，在地主、豪绅和官吏的敲榨剥削下，家境又沦为赤贫，我仅在私塾里胡乱念过三年书。

　　社会环境极端恶劣，封建剥削手段异常苛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送财神等，佃户不仅要送礼，还要担负繁重的劳动，每年至少要替地主做三十个白工。佃户有漂亮的女儿或老婆，一旦被恶霸地主看中，即遭强抢。交纳地租时，大斗大称入，小斗小称出，说不尽的剥削花样。

　　我十岁时，日渐知道地主、豪绅的横行霸道，母亲常因生活艰难而痛哭。贫苦农民辛劳一年，往往在粮将熟、猪将肥时被地霸抢走。母亲希望儿子长大成人后，杀掉这些恶霸地主，死了才闭眼。父亲不敢说话，常骂母亲话多惹事。我见父母之痛苦惨状，心如刀刺。

　　六月二日下午三时

　　父母本想送儿读书，但因遭受不断的敲榨剥削，生活日艰，只能勉强读私塾三年。当时的政治腐败，教法陈旧，更兼年幼，七岁时开始读，仅能照书背诵，不能写用。到十一岁时，即与几个劣绅争论，劣绅异口同声说：  “这个干娃娃(当地对小孩子的一种蔑称一编者)，长大不得了。现在就这样胆大，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老子都不敢作声，这孩子真有吃雷的胆子，非弄死他不可!”我母亲听到这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大能报仇。父亲却吓着了，认为家里出了败家子，给家里引来祸灾，竟将我捆打一顿。

　　十二岁时，地主含血喷人，家里遭了一场冤枉，四面八方出钱托人消祸。我气忿地说：  “有钱塞狗洞，不如去打官司。”土霸听了，和我对骂：  “老子在这地方比任何人都要高跳三尺!”我说；  “老子长大要飞起来，把你们这些混蛋杀掉!”恶霸的走狗一拥而上，竟要打我。一个土霸说：  “胎毛未干的干娃娃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惹老子!”周围的人都劝说：  “小娃娃人小不懂事，给他父亲说。”闯了这场祸，不敢回家，生怕挨打即跑入城找亲戚帮忙告了土霸一状。传审时县官特别注意，说小娃娃好胆大，本来是我有理，但因地主有钱运动，判了个平头官司。但这场官司在全乡引起极大震动，都说：“这个小娃娃不好惹。”父亲认为得罪了土霸，对我又打又骂。母亲对我竭力保护，她虽怕惹祸，又喜儿子有为。

　　十三岁时，父亲害怕我惹祸连累家庭，又逢岳父家与土司打官司失败逃避，催父亲提早给我成亲。亲事是在我三岁时由父母订的。我虽然只有十三岁，身材却象十七、八岁，因此决定正式成婚。婚期那天，拜了天地祖宗后，亲朋男女都来开玩笑。我年幼知识太差，又羞又怕，躲藏起来，父母派人四处找寻，直到天明才把我找到。头天和我开玩笑的亲朋一接近，我就用手抵口咬，当即咬伤了四人。父母请人劝诱，派人监视，三天后才被骗入新房。结婚不久，父亲就决定分家，我想到年幼不能自立门户，又加上得罪了地方土霸，只有向外地逃跑了。

　　本地城内有一寡妇，带着两个儿子，受尽地主豪绅欺凌，儿子长大后加入反清政府的陆军。民国二年，该连开驻县城，两个儿子同来，将县城最大的土霸头子谢介臣痛打一场，家俱什物砸得粉碎。谢介臣是县官见了都要下拜的人物。县官当即乘轿子去见连长，连长不屑接见，显出陆军的威风。我觉得要复仇，能对土霸出点气只有当陆军。于是秘密地约邻居一个长我五岁的朋友刘顺祥，一同逃跑去投奔陆军当兵。跑后五天，方知父母派人到处追赶，我们躲藏着不敢露面。我从儿童时代起，最好刀枪，途中，将偷出父母之洋钱，买一支约尺余的双筒手枪。为买枪药，须先试药之好坏，因将枪药装入过多，击发时枪壳爆炸，将我推倒昏晕过去。醒后发现枪壳破入掌内，拔出后流血不止。经卖药人用草药敷上后，第六天又向省城前进了。半路遇到姐夫来追我回家，因我年幼，不能挣脱，只得横骂一场。他谈起母亲为我出走之事哭得死去活来，无奈何我只得回家。回家后，曾几次夜间逃跑都未成功。

　　六月三日下午

　　回家后，父亲坚持要分家，母亲认为儿子年幼，分开不能独立操持家务，亲朋也劝告，但无效果。最后请亲朋作证，正式分家。俗话说，  “好儿不受爷田地，好女不受娘嫁衣”。今父母养我成人，就是讨饭度日，也要供养父母，从不依赖父母，要自立。分家后，我开始独立劳动，妻子年龄比我大四岁，劳力也强。当年的收成较好，都说我走了好运，加上我也做点山货药材的小生意，生活是比较好的。十六岁生一子，取名代勋。孩子周岁后，我又偷偷离家，向省城昆明出走。当时只想到离家可以替父母和地方弱小出气，决心去投陆军。

　　离家时是民国四年冬天，时十七岁。走到昭通城，遇到一个姓王的亲戚，将我带的路费骗吃光后，就不理我了。弄得没法，只得卖衣服吃饭。回到距家六十里的亲戚处，将受骗情况诉说后，向亲戚借了十五元硬洋又走。将近昭通的路上，忽然碰到年近七十的岳父，他说：  “二姑爷，还不回去照顾孩子呀?”我见岳父头发全白，流泪而言，心中很难过。但想到为乡邻报仇，只得硬着心肠离开岳父。一路风霜，终于到了省城。找陆军报名时，说我没有铺保，又不能另补。这时，无钱又无熟人，还饿了一顿饭。想起母亲有一侄儿在省城当神甫，走到教堂去探听，说距城还有三十里。立即向该教堂去寻亲求救。赶到教堂，经过门房传达，见到表兄，心里好高兴。吃了饭才问我跑出来的原因。听了后，他觉得我还是个孩子，竟有这么胆大。因省城离家有十七天的大站，的确不容易走到，本县没有几个人到过。他说我跑出来，会把大姑妈(指我的母亲)气坏，叫我在他那里住下，不要乱走，过两天把我送回去。我听了他的话，好象掉了魂，没有当上陆军，哪有面目回去。趁他叫人带我去吃饭找地点的时候，我又溜出门外，向省城方向拚命的跑，深怕被送回家。到城内天已晚了，突然碰到在昭通住旅馆遇到的一个熟人，这人姓尤，他带我到饭馆即叫弄菜、打酒、吃面，饥饿之下得吃一饱，倒是料不到的事。我把经过和他一说，他对我非常关心，并说吃饭的问题由他负责。他也赞成我当兵，说我定有高升之日，劝我不必着急难过。过了十天后，还是补不上名。姓尤的生病，钱已用完了，叫我去帮人做小工，每天找一角钱吃饭，待征兵时，再找铺保补入军队。开初，帮泥水匠做小工。抬土基时，人家抬八块，我抬四块还抬不动。第一天就把肩膀皮磨破了，第二天老板不要我做工了，我提出不要工钱，许多工人见我离乡背井，年纪幼小，都帮我说情，才准我继续做工。吃饭时，老板又说我吃得，盛饭的时候，老板的儿子打了我两棍，不准再盛。我当即夺过棍子，正欲还手，又被大家劝阻。这时泪如雨下，决心离开这家老板，宁死不愿受这种侮辱打骂。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同情我，把我介绍到别处去做工。

　　做了半个月工后，我由每天一角工钱增加到二角，肩背疼痛渐减，力气渐增。老板和老板娘见我做事勤劳，老实忠厚，要我做儿子。老板有十余万财产，但无儿继承，仅有一个女儿。我自幼不贪便宜，母亲带我去亲朋家，如果稍有招待不周，我往往吃不下饭，宁肯一餐两餐挨饿。七、八岁时，常去参加亲戚的红白喜事，数十儿童聚在一起，要向老年亲友作揖磕头，然后给钱买东西吃或给衣服穿。小孩子没有不爱钱的，所有小孩子都得了钱，我弟弟五岁亦得了钱。亲戚见我不作揖磕头，许以更多的钱并答应给花布做衣服穿，要我称呼长辈和磕头，不料更惹起我的气了，又打又骂，还用口咬人。有些人受了伤才说：“不要惹了，这是‘恶虎’，是‘散财星’。”母亲为此气得半死，她说；  “再不带这个‘报应’作客了。”这种自幼养成的倔强性格支配着我，怎肯做人家的儿子。我做工的目的是暂时维持生活，等待时机补名当陆军。

　　做了一月小工后，四处托人补名当陆军，无法补入。两月后，有人介绍叫我先去帮伙夫做事，接近军官，弄熟了才好补名。为了要补当一个陆军的士兵，只得去帮伙夫做事。苦闷地做了一月多的活，还未补上。又有人说，要去帮助马夫做事，因长官喜欢马，随时可遇见官长。为了实现自己当兵的愿望，我又去帮助炮队的马夫做事。十多天后，遇到了警卫炮兵的大队长来查马。大队长有八字胡，见我笑着说：  “这个小孩子是几时来的?”并叫我过去，问我有多大年岁，那里人，跑出来干什么?我答。  “是来当兵的。”他问我： “能否吃苦?”我答。  “当兵的都是人，他们苦得，我也苦得。”队长点头笑了笑走了，以后见着我就要谈几句话。一月多后，新兵名额来了，我才当上被补兵，每月三元银洋，伙食二元八、九角，但心里很高兴。三个月后，即考取二等兵，每月五元九薪饷。继续当了三个月，薪饷又升了一些。我当兵的六个月中，各级官长都喜欢，又未犯一点纪律。学习操练中，能吃苦耐劳，数学成绩还比别的优异。三个月二等兵满，又考上一等兵。再三个月满考升上等兵(即副班长职务)，考试制度很严格，从上等兵考取三等下士、二等下士、一等下士直到三等中士，从未脱考过。有的老兵看我接连不断的提升，虽心里有些不满，但我是过硬考来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于敌后盱眙之大柳营，天气是头伏。五月八日突生急病，严重异常，得到党的负责人的关心，经医生治好后，继又慢性痢疾、疟疾，疫症纠缠，无法参加华中局师级负责同志整风会议，内心十分不安。今日精神较好些，才找出我的历史回忆录，继续写下去。

　　民国七年，正在炮兵学习操练时，突然接到家信：母亲认为我当兵几年仍无报仇希望，还认为我是有死无生。加之豪绅逼我妻子改嫁，母亲制止而被打伤，终于气绝。看完信，我十分难过，当即晕倒。昏迷了半天一夜，经过同事和排连长的劝导，渐觉清醒。有的同事主张拖枪随我前往家乡报仇，我想到私自拖枪犯法，既报不了仇又会牵连他们，故决定请假，带着上级公文前往。排连长都是保定生，劝我继续发愤，他们说今后定能报仇雪恨。

　　民国八年冬，姐夫和二弟同来找我，亲人相见，喜欢极了。问及父亲时，他二人含泪说：“父亲已被县长抓去关起，生死不明。”他两人是夜间逃出的，谈及我的营长发了公文给县长，并追问打死我母亲的凶手。因县长得了地主王海云的钱，给王通风。王约我父亲去吃酒，席间，王到后园自己用小刀在腿上戳了三刀，血流倒地，大吼大叫说我父亲杀他。县里差来的人是王的姐夫，当即将我父亲毒打，并伙同王一起，把我父亲抓到县署。县长亲问禁闭，又差人捉拿我姐夫和二弟，家里被搞得天翻地覆，财产被抢劫一空。因此，他二人星夜逃往省城找我。我将此事报告营长，得营长劝导，叫我不必回家。他一面做公文去叫县长放我父亲，一面勉励我上进，今后图报。姐丈和二弟也说县里已有准备，要在路上阻杀我。于是，只好听他们的劝告，由上级去公文，又借了二十元洋钱叫姐丈和二弟持公文回家。

　　自辛亥革命后，云南滇军首由蔡松坡主持练兵，后唐继尧主持训练。军官中之一部是日本陆军大学生，多数是保定生。云南讲武学堂办得特别好，有人说比保定还好。军队三操两讲，纪律极严。征兵条件严格，装备完整，四季服装完善。讲武堂三年毕业才当见习军官，半年后才任排长。教授方法有如学校上课，三年教程结束后，数学水平相当高。对士兵进行为保卫国家民族牺牲光荣的教育。要求作战顽强坚决，与武器共存亡，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准赌嫖吸烟酒，以尚武精神为军人高尚品德，部队出征秋毫无犯。倒袁时，深得人心。以后，由于上层军官贪污腐化，部队素质、纪律渐坏。我因从小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当兵后又目睹官场黑暗，常想到父母之仇未报，深感天下受痛苦的人很多，总想改革恶习，自己不能忍受的，决不给下级气受，吃喝嫖赌至今未沾染，自己本份应得的钱不乱用，并经常周济困难的人，对不公平的人和事，敢打抱不平。所以平时不畏强势力，不捧红踏黑，自己做的自己当，不移祸他人。正派的上级喜欢我，不正派的上级打击我。不管平时和战时，我都能不顾一切的完成任务。四年期间，当兵和当班长我始终如一。

　　民国九年，本想送我入讲武学校，营长说我已受了将近五年的训练，校内课程要求，我已能达到，有的课程，如数科，校内讲授的还不如我所掌握的深，所以决定不送我进讲武堂。他为了帮我报仇，就介绍我去唐继虞(唐继尧之弟)处选随行军士，唐的参谋长是营长的姐夫，经两月后，乘机报告家事，唐说。  “听你们营长讲过，并已去过公文，再要参谋严令去公文，定能得到完满解决。”

　　不到半年，顾品珍、叶相石等反唐，军队逼近省城。两唐将我当成亲信，选作随从副官一同赴港。到港后，专司采办一切用物。出入有汽车，各公司敬奉如上宾。唐在香港有大批财物，并有人认为他是民族英雄，故在香港显赫一时。虽然我过着优裕的生活，但精神总不痛快，此刻才感到军阀救国救民之说全是骗人的。他们的奢侈豪华全是吃民血兵血，唐继尧在香港的存款甚巨，中法银行一次就倒掉唐继尧四十万。唐继尧听后当场气绝，约半小时才苏醒。而唐在日本还有几千万存款。又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中国人横行霸道，心里更觉气愤。如云南到河口，过桥便是安南，法国人统治。中国人带一盒火柴过桥，要交法洋十元，带一枚针也要交法洋十元，带把小刀更是违法。但过桥后，买枪买刀均可到中国来。我在海防关看见一个云南人由广东回滇，带一支包好的水烟袋，要上税六元。那人说，烟袋才买成四元六角，要上六元宁愿不要烟袋。法国人不问青红皂白，打了他两耳光，把烟袋抛入水中，还把人带走。

　　在香港期间，一个师长的小老婆同唐住在一起，集聚了大量钱财，她很喜欢我，要我和她一同到上海，但我坚决拒绝，其他军官都骂我蠢。

　　我决心离港回国，愿过军队的苦生活，以期能有推翻黑暗社会的机会。多次向唐请假不准，只得私自买船票，留一信便离开香港。离港时未带一钱一物，连我应得的两月薪饷也未领。

　　离港后经安南到河口，入云南境时，被边防督办拦住检查。该督办担负两项任务，一是防守边界，二是防唐继尧派人入滇活动。督查官对我的检查甚严，我火气很大，骂他们对中国人凶，对外国人怕。我干脆把被盖拉开，随他们检查。他们在一本书上看到写有“继尧”两字，于是把我关押起来，又打电话去省城。第二天，把我押上车，解到省城，送总司令部军法处。和我同室的犯人均称重犯，每日都要捉杀几人。有的卫兵还说快要杀我了，我却莫明其妙。关了半月，未提问，钱和行李都被没收。我是随唐继尧、唐继虞去港的，所以很快就轰动了省城，我的两个老长官也听说了。我原来的营长已任炮兵团长，当兵时的炮兵大队长已任少将参军，都与顾品珍和军法处长同过学，两个老长官都很器重我。他们托人到处为我说话，刘大队长还亲往军法处长处保释，这些都是我事后知道的。

　　一天，一排武装来提我。同室的人都认为轮到我被杀了。我深知，在这黑暗社会里冤死的人不知有多少，故毫无惧色。押送的武装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边一个，扭着我的左右手。到了军法处长的会客室，处长出来，要我坐，问，  “随唐公出去的吗?”我答。  “是的。”问。  “为什么要回来?”“我是中国人，香港是外国租地。送他出去是服从命令，回来是我的权利。”“回来负有唐公使命否?”“我一再请假不准，私自回来的。”军法处长又说：“你这青年血气太躁，态度强蛮，照此下去实在可惜了。你应直说，我想救你。”我说。  “冤死在你们手上的人不知有多少，我的生死亦在你们手中。”军法处长动怒了：  “你这样不识趣，敢同我胡闹，有你的罪受。”“我不是胡闹，是说直话，你不用生气。”处长对我说。  “唐公与顾公是政见不同，并不是对唐公有恶意。只要能共同商议谋滇、谋国大计，是可以欢迎唐公回滇的，顾公也是能原谅的。”“我对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一无所知，他们争夺，小兵小民该死。”军法处长又发火了，说：  “你这个青年如此胆大，连唐、顾两公你都要反对，真是自找死路。”我说：“我只是照直说，这样也犯罪，那样也犯罪，我有什么办法呢?”接着，我便不再说什么了，他以为我态度有好转，就问我。  “你认识刘安华吗，他现在在哪里?”“他是我当炮兵时的大队长，对我很器重。自到广东后，不知去向。”“我问你对他的看法怎样?”“我们大队长公正廉洁，爱兵如爱子，不贪钱财，我对他有好感。”“你对店公的看法怎样?”“唐弄钱几千万，兵血民血被喝尽，这是令人痛心的，是云南的不幸，国家的不幸。”处长点头说：  “刘安华是我的同学，他今早来我这里，他要保释你。要是你脾气不改，将来还是危险的，如果改正过来，前程一定远大。”他又说了一番如何为国家、社会做贡献的道理后，就说他已经请示顾总司令释放我，并派人带我去找刘安华。我虽然脱离了危险，可是衣物钱财都丢光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日，久旱后已连雨十余日。

　　今早大雨，午饭后想起自传已写了几年，至今没有完成，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军务繁忙。

　　二、自一九四四年五月起，突发急性胃炎，差点病故。接着又加慢性痢疾、慢性疟疾，整整拖了半年，体弱不能动脑提笔。

　　三、形势变化，华中局决定抽一部分主力南移发展，谭震林同志率五旅三个团向南与粟裕师长组成苏浙闽军区，淮南区党委由我代理，故工作任务加重。加上路西桂顽大举进攻，我军组织力量反击，这是七年来顽我最大的一次决战。因大病后未完金恢复健康，又组织紧张的反击，突于四月二十八日昏迷，人事不醒。幸得戴济民医生跑四十里来抢救，又得顺元和方毅同志的关心照顾，方才脱离危险，决心写完自传。

　　七月五日

　　天仍燥热下雨

　　在昆明脱离危险后，到老队长刘安华处住下，刘是一个具有仁义之风的人。他的老同学鲁子材旅长在出兵讨袁中阵亡于重庆，刘费尽千辛万苦把鲁的尸体运回滇公葬，并要我主持追悼事宜。追悼会结束后，刘逢人便讲，说我做事认真，精细周到，有才干有办法，经济分文不苟，刻苦耐劳。又说，如有好的训练和教导，将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军官。由于刘的赞誉，在军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有的说我品行优良，不可多得，有的更夸大的说，将来是我滇的人才等等。

　　留省几个月后，事已办毕，一些人要留我在滇。但我看到滇军政治腐败，不愿留下。正在这时，听到孙文在粤推行进步政治，准备北伐，滇军朱培德部也在那里，因此决心赴粤。同乡中有三个中学毕业生也愿同去，于是约同他们从昆明出发，准备经贵州直达广东。途中听说孙中山已在广西桂林誓师，我们又往桂林前进。道经贵阳，他们三人认为到了贵州省城，应留玩几天。他三人都是土司和大地主的儿子，从小过的是纨绔生活。刚住下，就叫旅馆老妇为他们找女人。那老妇去找了一个女人来，长得很漂亮，十八、九岁，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能做诗词，还能写文章。女人的丈夫原在重庆当营长，结婚后，丈夫接到贵州当师长的同学的信，叫他到贵州去，给他留有一个团长的位置。该营长即携眷前去上任，因带有上万盘费，结果路遇土匪，几次暴雨，夫妻失散，到贵阳时，只有女子到达，找到旅馆。旅馆人员听说是来找师长的，便借钱给她付轿夫费用。过了几天，才打听出那师长已调往四川，旅馆主人着了急，怕日久拖欠更多，竟将这女人赶出店门，送入妓院。老妇将这女人带来后，同行三人都很高兴，听了她的身世，我觉得应该帮助这个女人逃出虎口，让他们夫妻团聚，就给她五十元大洋，叫她离开妓院去找丈夫。和我同行的三人都说我是傻瓜，但旅馆中的客人都说我是个有为的正直青年。

　　由贵阳出发，经古州入桂，沿途土匪横行，危险重重。到了桂林，直找朱培德，他是滇军北伐军总司令，把我们送赴军官特校队。民国十一年，孙文在桂林誓师北伐。特校队分为交通、设营、侦察、给养、运输、作战等组，每组百余人。我被分到交通组，组长是少校参谋李鑫许，我任副组长。由桂林乘船，经梧州、三水、广州、韶关、南雄、大庾、赣州。出发时，组长就病了，全由我负责。组员中许多人资格比我老，任过连营长的不少，最难指挥。但我靠着自己的体魄强健，吃苦耐劳，经济上清白，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刁难。沿途找的民夫，我都给他们解决吃饭、住宿等问题，甚至连吃烟和茶水等具体问题都解决得较好，故没有开小差逃跑的，他们对我也十分亲热。到赣州后，我正准备发给民夫的部分工资和盘费每人百余元，同组的军官却去恐吓民夫说，罗组长补发欠数是收买你们，要骗你们去南昌。待我去付款时，民夫已全数跑光。我想到这些人出了二十多天的苦力，在这炎热的夏天回去，路费一文没得，心里分外难过。可是那些军官却很高兴，叫我拿出三分之一平分，其余三分之二归我，我坚持上交军需处。他们见我态度坚决，就对我进行威胁、恐吓：  “你要不要命?”我觉得没有必要和这些人争执，就把钱全部交给他们去分，我分文不要。

　　七月二十日

　　久雨连绵不停，农民受水旱蝗灾，军民食粮将受影响，热雨不知几时止。我决心将传记继续写完。

　　北伐军到达赣州后，先头部队已占领万安县。此时，广州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逃上军舰。已入赣之北伐军回师讨逆，粤军许崇智、李福林两军经南雄沿大道向韶关前进，至周田即与陈军对战；滇军朱培德与赣军迎回韶州之帽子峰与陈军对战。陈军坚守阵地，讨逆军进攻困难，苦战十余日只攻占次要阵地，主要阵地则无法突破。朱培德唯恐广东许、李两军与陈军相互勾结，就派我前往两军任参军官，主要是去了解两军有无变化企图。我们一行五人，均系单独交代任务，由少校参谋翟向允(云南讲武生)负责。到许、李部后，待如上宾，发给特种通行证。我们可以随意到任何部队和前线去参观，借以了解双方战况。

　　在前线，我观察了一段时间，那时战斗已持续了二十八天，双方极度疲困。叛军陈炯明有火车来往运送物资，还有广州作为大后方；讨逆军则因缺乏运输而弹药缺乏，给养困难，战地附近连笋根都已吃光，遍地浊臭，加之体力消耗太大，如无援军和弹药给养补充，将无法抵抗叛军之进攻，且有失败之危险。我对许崇智提了上述看法，并请假回部队见朱培德，许亦望我回去说明困难。当时没有无线电、有线电，就连传骑也没有，我徒步走了七十多里地，见到朱培德，将所见情况一一汇报，朱认为我见解很对。他说，湘军陈喜佑部两日内即可赶赴增援。一旦总攻，便会拿下韶关、英德，攻取广州甚易。因陈部有内应，加上我们外合，即可全胜。并鼓励我，要我回去慰问许、李，带去总攻密信，因朱培德是前敌总指挥。第二天，我就赶回许处，两天后湘军已到，守军心情喜悦，巴望迅速换防，精力已集中在后撤上。我很耽心在换防时，没有准备而遭到敌军出击。

　　湘军到后的第三天，即分到前线各阵地去接防，接防军队尚差百余米才到达防地时，许军忙于撤出，部队大乱。敌军已将火力对准许、李阵地，乘混乱之际，开始猛攻。许、李军如潮水般涌退，尽管许崇智等亲自指挥重机枪督战，败军又向两翼溃逃，指挥全部失灵，连高级军官也只好随兵退走，船上载的弹药无法卸下，军官太太们有的投河，有的逃跑，哭声遍野。

　　我见大势已去，许、李部和湘军都已溃不成军，而滇军也有遭敌歼灭的危险，我应不惜任何牺牲，奔回滇军阵地。时问已是下午四时之后，但无一人前往。临时找到一个随军做生意的云南人，只好约他一起走。当夜，我们渡河绕道经仁化县向韶关前进，三次经过匪区。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时，和我同行的人已经疲乏倒了，我也难以支持，草鞋己破，只好赤脚向滇军总司令部帽子峰前进。下午三时半，到了总部，共徒步走完一百九十里路。见了朱培德时，已不能讲话而晕倒。朱叫医生打针治疗，两个小时后，方渐苏醒，但脚已不能动弹。我将许、李两军与陈军交战的情况报告后，朱培德面色大变，流下眼泪说：“败向哪里为止呢?”我说：  “很难收拾。”

　　朱叫我暂时休息，他立即召集各混成旅长开会，要我去报告战斗经过。最后决定撤兵向湖南，当夜全部后撤。到第二天早上，退路已被陈军截断，幸而陈军只有一个先头团，很快被滇军击溃，大部队迅速通过。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于临沂休养中

　　我因星夜长途快速行军，劳累过度生了病，又经星夜撤退转移，途中数次和阻击之敌战斗，病况越发沉重，幸朱培德随时关心，并乘他的马，又得李鑫许参谋真诚照顾，方能随军到湖南益州。休息了十余天后，病已好。朱为了培养我，要我任连长。但到团时，改为中尉排长，因为他们都是逐级提升的，认为我提拔太快。部队向广西桂林进发，进攻桂林城。广西守敌梁华堂率十余个“司令”守城，兵卒万余人。我们从东迫近城门，用火将城门烧着，烟雾一起，从城门两面搭梯爬城。城门烧倒，我率众越烟火冲入，衣服和眉毛都被烧去。东门被突破，迅速扩大战果，当夜占领全城，我立功受奖，并在桂林休息月余。

　　进攻韶关之讨逆军失败后，粤军许崇智向福建退却，滇军经湖南向桂林。在桂林与滇军杨希闵联合，又攻占广东省，请孙中山回粤主持大元帅府。朱培德部改编为“拱卫军”，作为孙大元帅的卫队，我任连长。后接命令，要我连开往兵工厂，我任护厂队长，扩大为四个连。当时靠收地方各种税收作兵工厂的开销，私人收入约有七千余元。我总想把金钱用来扩大军队，不想发财和挥霍。我虽年轻，但未沾染赌嫖等恶习，且反对此等作风。

　　北洋军阀吴佩孚令方本仁部攻粤，方部进攻英德后，我军因兵力不够，将我由兵工厂调出代理营长，率部开到英德加入战斗。在一星期的战斗中，我部伤亡过半，自己轻伤两处未下火线，更受长官器重，叫我指挥另一个营。此时，敌人同样伤亡重大，我方增援部队赶到，敌人无援兵，并被我三面包围。我只身入敌营说服敌人投诚，不料被扣，差点送了性命。

　　我对敌方晓以国家民族之大义，指出中国人不应互相残杀，应把枪口一致对付帝国主义。我的劝说无效，反被敌方押解走了。方军败退后，将我带到赣州禁闭，时值民国十二年五月底。禁闭九月，苦不堪言。民国十三年二月，杨如轩投降吴佩孚，到赣运动滇军，我由狱中给杨一信，杨电方本仁将我放出。与杨会面时，杨待如上宾。当即委我任营副兼连长。部队到吉安，又遇朱培德部北伐失败退走的部分队伍，我到官兵处慰问，分别给以川资。因许多都是我过去的同事和部下，我用了二千余元，设法送回广东。我回赣州后，杨部发生兵变，将我弄走。我从乱兵中逃回见杨如轩，杨对我非常信任，因其他贪污腐化之军官仇恨我，秘密暗示我离开。我随即化装小商逃难，离赣入粤。

　　民国十四年夏天到粤，见了朱培德，朱对我依然器重，委任少校副官职务。不到两月，委以征兵主任，不久又委任警卫营营长。

　　民国十五年夏，我又出师北伐，由广州出发，任营长。经醴陵、萍乡，在新余两天与邓如琢主力决战，双方伤亡均大。击溃邓部后，进到高安、草山、万寿宫一带，又与孙传芳决战，击溃孙部后，进入牛行车站，取胜，进入南昌时已是九月以后了，我营仅剩八十余人，还是打得好的。我受了点轻伤，但因身体好，在南昌休息，部队作了补充后，继续向安徽、南京前进。我们过芜湖，到达采石矶。至南京后，部队即开回安庆。

　　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我军即回南昌。朱培德原依靠武汉方面，后又倒向南京方面。大革命失败，国共分家。贺(龙)、叶(挺)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解决了朱培德在南昌的部队。

　　朱培德倒向南京后，积极推行“剿共”的反动政策，在江西的部队都转入“剿共”。我在自己的驻防区域内，反对贪污腐化，主持正义公道，虽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却仇恨我。同事中的中级军官也仇恨我。我身无半文，只赢得各县送来的一些德政匾和对联等纪念物。

　　到民国十七年冬，朱培德的部队搞编遣，李友彬等中级军官捏造我的十大“罪状”，主要说我是共产党。我借此机会离开了朱培德的军队。到上海时，差一点坐“华兴轮”坠海，因乘船前遇一友人拚命留我，才免遭不幸。当我看到《申报》报道“华兴轮”触礁沉没的消息后，才觉得自己是“拣得活的”。在广州住了一段时间，直到民国十八年春，据说第三军已离开江西，我才怀着对江西人民的深情回赣。许多被遣散的人员听说我回来，都纷纷来找我，希望谋条生路。想管吧，经济上无法维持，不管吧，又不忍心。只好将女人的首饰等物去换钱，并借了几百元银洋去办硝磺，除税收外，可有几千元的好处。不料又因官僚豪绅轻视离职军人，我气忿之下打了劣绅，引起县长及地方绅商的反对，为此损失了一千六百元。县长是原从粤出发时的一个连指导员，我见他官架子摆得很大，当众骂道：  “你是什么东西?”光棍碰权势的结果，只好是逃之大吉，待机再作打算。

　　自从脱离队伍起，在南昌、上海、广州遇到许多旧朋友，他们都说我坦白直率，敢说敢为，有骨气，爱名誉不爱钱，可能会导致将来讨饭过日子。并对我说，如果照此下去，于我害多利少。我觉得他们出自好意，但我回答他们：一个人不一定要军刀大马成为资本家；只要人格在，抬葱卖菜都是人干的。他们中间，不少人用钱如粪土，个别的混得个地方官，就不认我这穷光蛋了。他们弄钱的手段是肮脏的，没有谋到官以前，把自己的老婆女儿推出来应酬，一旦事情如意又洋洋得意不认人。我当面骂这种人是无耻之徒，引起了他们对我的仇恨。一个县长公然对我谈他当县长的诀窍，他说：  “做县长要会做公婆，又要能做阎王和老虎，还要能做小媳妇才行。”他还给我解释说：  “对豪绅地主要做公公婆婆；对工农劳动者要做阎王和老虎；对上司和军队要做小媳妇。”我对他说：  “你不如死了还好一点，何必过这种无耻的生活呢?”

　　我带兵的时候，常给士兵讲：  “当兵的薪饷，只有父母、兄弟、妻子可以吃。因为当兵的人，在烈日炎烤下或冰天雪地里，尤其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军饷如果被长官吃了，买房子要着火烧，买田要着水冲，讨老婆生儿子没有屁眼。”士兵听了高兴得鼓掌，营团以上的军官听了恨不得吃我的肉，说我是共产党。事实上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共产党的主张。他们这一说，倒使我逐渐倾向共产党了。大革命时代，军队里的政治人员是共产党员，国共分裂后，工会、农会、士兵委员会均受摧残，证明这些组织是共产党领导的。这些使我渐渐认识到共产党才是彻底革命的组织。

　　离开硝磺矿以后，日夜苦闷。一些编遣人员因生活无着，又混到民团中去了，吉安的县大队中就有许多过去的旧部人员。吉安的绅商派代表到省城，请我去维持地方安宁。很客气地说，委屈我前往吉安任靖卫大队长。同时又接到金汉鼎电报，请我即刻回吉安，有要事相商。金是赣、粤、闽边区“剿共”总指挥，在吉安召开绥靖委员会，改组地方团队。金之所以要我去吉安，一是金喜欢沽名钓誉，想讨好地方；二是金的周围有许多人知道我在第三军的历史，在金的面前提到我，所以金做了个顺水人情，请我到吉安。到了吉安，委我任八乡联防改编的靖卫大队长，下属四个中队(即四个连)，共六百余人，四百多支枪。

　　就任以后，我即对靖卫大队进行整训。经两个多月的整训，这支队伍很象一支精干的正规军了，金汉鼎和地方绅商都很称赞。在整训过程中，淘汰了一些不够格的人，安插了许多被编遣的官兵，这些人都是大革命从广东出发经过许多战争锻炼的，战斗力很快增强了，但地方豪绅却反对我安插这些人。我告诉他们，要安定地方，就要这些亡命徒去拚命。他们说，虽是我的苦心，但不宜过多。

　　靖卫大队经过整训后，奉命往北，执行所谓‘‘剿匪”任务，所到之处，人皆逃避一空。而回忆北伐我带兵经过的情形，那时人民对我的队伍是很亲密的，我想，这是为什么呢?再看四处环境，到处是共产党的标语，这些标语很合人民的要求，我开始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有一次捉到一些农民，地方豪绅认为是“万恶的共匪祸首”，非杀不可。我问一个农民：“为什么要追随‘共匪’?”他答：“饿死、受剥削死，反正总是死，不如随共产党为穷人的利益去拚死!”他的话引起我对幼年生活的痛苦回忆，于是给这些被捉的农民每人一元银洋，放他们走了。地主豪绅认为放了祸首，对我产生了怀疑，派人监视我。凡是捉到人就在报纸上登载，给我施加压力，但我仍然将捉到的农民放掉。

　　地主豪绅找县长与我谈话，还召开了有各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县务会议，要我报告放人的道理。我说：“我的行动是为地方安宁计，你们知道，所有的人都逃避了，这些人都是匪，全数杀完，田地由谁来耕种?诸位要不要吃饭?何况这些人是杀不完的，只有越杀越多，恐怕‘剿’不着他们，诸位就要被剿着了。我既然不行，请另选人接替。”当即有一部分人称赞我说得对。

　　一部分人始终在暗暗反对我，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我当时对共产党的主张根本不懂。在此期间，忽然接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寄信人是赵醒吾，云南人，北大学生，原与我同过事。我当时认为他为人公正，头脑清楚，很看得起他，与他的交情甚厚。他在信中说，办民团要为国家民族谋利益，弄得不好，就可能象曾国藩办民团，成为封建地主的帮凶。还谈了一些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

　　我接到此信时，心绪烦乱，又遇值夏、富田等区的豪绅地主数百人，向吉安驻军旅长陈光耀请愿，说：“罗大队长按兵不动，任意纵匪。”陈光耀的参谋长召我去，责怪于我，我当时气冲斗牛，忿怒地对他说：  “请你派兵去清剿!”想到自己在国民革命中九死一生，到今日还要受各种各样的气，说完就走了。找到陈光耀，他说，逃难到吉安来的人，内中有不少共产党分子，要格外注意。又安慰我一番，并说了他的参谋长不对等。这时，又接到赵醒吾从南昌来的信，除了谈及前信的内容，还特别强调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指出工人失业，农村经济破产等，但我始终未弄清他属哪一个党派。

　　那时农村到处在闹革命，我又被派到乡下去“清剿”，在实际中看到军阀官僚的腐败，劳苦大众的痛苦，我开始倾向于重新革命了。

　　在乡下又接到赵醒吾从吉安寄来的信，说要和我面谈。我因公务在身，只好给一回信，由队副带上回信并送上一百元零用，还说明自己初上任，如有需要，以后还可资助。赵收到信后，仍然不断地来信，均称要等我面谈，并说这次不谈，以后会面就困难了。于是，我抽身到了吉安。

　　和赵醒吾面谈了三天，心里猜想他可能是共产党员。到第三天晚上，他突然对我说。  “我是冒着杀头危险来找你的。”我说：  “你是共产党员?”他说：  “是的，生死均在今天。”他又接着说：  “我是党中央派来找你的，中央认为你有条件参加革命。”我说：“共产党主张工农劳动大众的真正解放，我是同意的。”赵问：  “国共两党哪一边的势力大?”我答：  “当然是国民党大了，党、政、军、经济等一切大权均在国民党的手里。但广大的工农拥护共产党，共产党的潜力是大的。国民党象一座大洋房子，工农大众和共产党是墙脚，只要墙脚一动，大房子就会倒下来。”这天晚上谈得很兴奋，临别时，赵醒吾对我说：  “过两天另有人来找你谈话。”我表示愿意接谈。第三天来了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谈了约三小时。我谈的多，他谈的较少。这个人刚走，赵又折回来对我说：  “这个姓刘的说，你懂得很多道理，还说你很勇敢。”我问姓刘的是什么人，赵支吾不答。

　　第二天，刘又来找我，还带来一个姓蔡的。又就昨天谈的问题谈了三、四个小时，大家谈得很投机。第三天，赵醒吾对我谈了入党的手续和条件，我请求加入共产党。赵又和我谈了两次话，以后就由姓刘的秘密给我送来一张表，我到屋里一看，才知是入党申请表，上面还附有注意事项等。我秘密填写后，交给姓刘的。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叫刘士奇，姓蔡的叫蔡升喜，赵醒吾的化名叫达生。经他们三人介绍，一星期后，通知我：省委已批准我为正式党员。从这时起，我才知道刘士奇的党内职务是赣西南特委书记，蔡升喜的职务是省军委书记。入党这一天是民国十八年七月九日。

　　入党后，党给我的任务是：  (一)绝对灰色。  (二)利用我在旧军队中的关系，多派同情或支持我的旧部打入靖卫队去。  (三)我的部队里，由组织另派人去工作，我不直接与派入的人员发生关系，如果发生了问题，我照一般情况处理。从此，我就完全接受党的指示，忠实地进行工作。

　　自入党起，对士兵的讲话加强了，有意识地启发他们的觉悟。我还把自己的全部积蓄一千多元，给士兵每人买一件毛衣，又买了三十多支长枪、四支驳壳枪充实队伍。由予我以靖卫队为掩护，党的工作得到顺利发展，尤其是城市党组织的建立，吉安的成绩很大。各县及四乡组织均有很大发展，凡地方报告共产党活动情形，均通过我，一方面通知党，另一方面向当地机关解释，麻痹敌人。由于个别同志对秘密工作的原则不够注意，致使地方官僚对我产生了怀疑，幸而大部分人不相信我与共产党有关系。直到南昌党的省委被破获，文件内发现“罗、杨两部”等提法，才对我的怀疑加剧。

　　形势在逐渐恶化：一是我们组织内个别人的警觉不够，二是反动派加紧残酷搜“剿”。

　　突然接到湘军陈旅长召我开会的通知，到会者有伪县长、公安局长、旅参谋长、驻吉安的黄团长、旅副官主任。会议由陈光耀主持，关闭楼门，一切马弁副官均令远离。

　　陈光耀在会上讲了几点：  (一)今天这个会，关系到吉安的安危，到会人员要负责保密。  (二)赣西，尤其吉安一带，共产党活动最烈，奉上级密令严格“剿”办。  (三)  “剿”的办法，首先在吉安清查户口，凡有可疑人员都要捉起来，有可靠绅商具保方能释放。捉来的人，找几个庙宇和祠堂禁闭。(四)使用队伍的时间，到十二点(即零点)才给营长知道，准备队伍。二点开始运动部队，才让连长知道。部队警戒好之时，四点钟后才让班排长和士兵知道，全部断绝交通。  (五)组织检查队，分五个组作为总的领导，分别由参谋长、团长、县长、靖卫大队长和公安局长担任领导工作，以下再分小组。

　　会议开到晚八时，离开旅部，我即匆匆去找特委书记。找到十点钟还没有找到人，弄得我大汗淋漓。正着急时，特委书记刘士奇来了。他开口就问：“有什么紧要事，找得这样急?”我说：  “真把人急死了!”找到秘密地点，我把会议情况给他谈了以后，他离开时已是十一点了。由于提前作了准备，特委和区委无恙。到拂晓后，捉获所谓“嫌疑犯”八、九百人。到十二点后，刘士奇跑来说，我们的同志被捉了两个，并要我营救。我即刻写了一个字条，说明这两人是误捉的，看管的人见了我的条子即将两个共产党员释放了。有些民团头子对我的监督严密，我借故他们带错了路，向陈光耀请示，以他们“通共”，杀了两个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

　　从七月入党，逐渐有风声传闻我是共产党，连老婆也说我是共产党。朱培德仍有信来，要我回队，说将另有重用。而这时，朱、毛红军已由井冈山退出开往福建，力量不过两千余人。彭、黄红军又远在湖南，不过千余人。二、四两个红军独立团在赣西南，新近失败了几次，力量也只有几百人。各部之间的消息又不通，红军当时处于极度困难中。到了十月底，形势更加险恶，各方面都谣传“靖卫队赤化了”。地方绅商怕我的部队真正赤化，故提出要我把部队开到城里整顿。我当时在吉安城内，部队在下面，于是我提出要他们发点款才能去带部队，他们马上拨了三千元。我乘机离吉安去值夏驻地，集合可靠分子，又请刘士奇同志来讲话。陈光耀派来监视我的一个黄埔生，是副官，在我这里住了一个星期，被我打发走了。但此后两星期竟找不到特委的下落，因吉安曾破获了一个党的组织。又过了两天，忽然曾三同志来见，方知特委向北路转移。曾三同志还转给我一封特委的密信，因药水冲洗后方见其内容：  (一)目前敌人已实行更残酷的进攻，并破获了几十个重要机关，被捕去的同志都知炳辉同志，一旦个别人招供，会造成危险和损失。  (二)反动势力正走向崩溃的边缘，革命在向前发展，党的任务非常艰巨。赣西南党的任务是要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三)党希望炳辉同志高举义旗，准备起义。党正号召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署名是特委。

　　接到特委密信后，我即开始集中部队，并秘密把城内的武器弹药和款项等运出。各队人员中都加入可靠的骨干，对来往书信也严加检查。还对驻军进行侦察，随时注意敌军的变化情况。在靖卫队中天天讲革命问题，讲工农的痛苦，讲军阀官僚和地主资本家的剥削等等问题，逐渐启发了士兵的觉悟。

　　十一月十一日，我检查到一封地方绅商署名给第二队的秘密信。内容说：罗大队长已赤化，望注意并顾及地方，请救民于水火等语。查出此信后，我日夜防备不测。十四日夜四时许，二队中士来报告：队长带着两个人一点钟就走了。形势的发展，迫使我采取紧急的措施；把可靠的队伍全部武装集合，对全系地方反动力量组成的第三队则实行徒手集合，当即把枪缴了。集合后，我将二队长昨夜逃跑和地方绅商对靖卫队不相信等情况向大家讲了，并鼓励大家走革命起义的道路。绝大多数都表态，愿跟大队长生死在一起。

　　条件已成熟，我即提出与东固红军联合的意见，征得大家同意后，部队立即出发。途中又侦察到敌人已派一个团追击我们的情况，我率部急行，当晚即到达新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