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同志是云南省彝良县人。一八九七年生于县城西北十多里的阿都戛偏坡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罗守清，忠厚勤朴，母黄氏，温良淑娴。他姊弟四人，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由于家道贫寒，小时只读过三年私塾。他自幼刚强耿直，不畏强暴，不甘心家庭和社会的某些专制压迫，不愿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一九一四年，十七岁就离开家庭，长途跋涉，以十二天的时间，走完了十七天的路程，到了云南省城昆明。他立志要当兵，可是，他到达昆明后，孤身无依，人地两生，当兵无门。生性刚强、不屈不挠的罗炳辉同志，经过千难万苦和周折，才遂了从军之愿，当上了一名候补炮兵。由于他吃苦耐劳，专心学习，很快就晋升到中士。

　　云南为了反对袁世凯篡国称帝窃称“洪宪”年号，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宣布独立，组织了护国军。罗炳辉同志在护国军中当炮兵，留在昆明训练。由于他在训练中刻苦学习，力求深造，课内操典，按时完成，课外还学习武艺。因此，被当时唐继尧刺佩军(即警卫部队)的大队长龙云所赏识，而被调到唐继尧身边担任随行军士。一九二○年，唐继尧被顾品珍、叶相石回滇赶走，逃奔香港，罗炳辉同志也随唐撤走，途经河口和越南老街时，罗炳辉同志见法帝国主义者虐待殖民地的安南(越南)人民和半殖民地的中国同胞，心中极为不满。到了香港，又见一群军阀余孽用刮来的钱挥霍，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则更愤慨万分，乃决心另寻一条光明道路。于是，孤身离港，回返云南，复经许多艰难折磨，仍未见丝毫光明。’后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广西桂林誓师，意图北伐，毅然离开云南，前往广西。到广西后，即投奔前护国第二军李烈钧部(属当时任北伐军滇军总司令的朱培德部)。

　　投入朱培德部后，罗炳辉同志被编入军官将校队学习。一九二三年，朱培德改为元帅府巩卫军军长兼元帅府参谋长，罗随军第一次北伐，担任交通组上尉副组长、代理组长，但组员中大都担任过连长、营长，资格比罗炳辉同志老，军龄比他长，有的以往地位也比他高。最初有的看不起他，但由于他敢于负责，不怕艰苦，许多困难都能及时解决，尤其他性格豪爽，脾气耿直，经济一律公开，做到分文不苟，赢得了上级和全组的信任。

　　’

　　一九二六年，朱培德的巩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三军，出师北伐。罗炳辉同志在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第二营任营长。随同部队转战江西。在新余与五省联军的爪牙江西督军邓如琢主力决战，获胜后，又在瑞州、万寿官一带与孙传芳联军激战，连败孙军，占领南昌，部队付出了很高代价，罗炳辉同志亦负重伤，住进了医院。

　　一九二七年三月间，罗炳辉同志在追悼陈赞贤(陈赞贤同志为共产党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被国民党在赣州的特务枪杀)烈士大会上，听到朱德同志(当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第九军副军长)感人肺腑的讲话，很受鼓舞，会后即去会见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知他是云南人，是滇军军官后，便立即接见。言谈中晓以革命大义，并讲“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  “三大政策”、  “耕者有其田”等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使罗炳辉同志顿开茅塞，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和前途。

　　一九二八年，罗炳辉同志被编余赋闲，苦闷万分。听说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已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就想收集地方散兵游勇，投奔井冈山。无奈手中无钱，无法实现。一九二八年冬，罗炳辉同志被介绍到吉安，担任县靖卫队大队长，掌管地方团防(由地方土豪劣绅雇用穷人组成的所谓防共保家武装)。大队部设在吉安市肖家祠堂。他的好友兼同乡杨必恭，当时任峡江县靖卫队长，住三曲滩。未几，罗炳辉同志又代任吉安十属联防总团长兼吉安县大队长。一九二九年春，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时，曾一度写信派人与罗炳辉同志取得联系。

　　一九二九年夏，中央派赵醒吾同志(原名必馨，号维香，云南宾川人，中共党员)到吉安，先去白露州阳明五中学内找到共产党员李老师取得联系后，赵醒吾即投宿市中心的大陆旅馆。此旅馆为两层楼，楼上前沿有走廊，是当时当地比较新式的旅馆。一般达官显贵、土豪劣绅，多在此开房作乐。旅馆经理帅丙兴善于经营，为人狡诈。其子帅予荣，先当工人，学习旅馆业务，善于抠克。旅馆工人黄永谦，是帅丙兴的私生子，尚属忠厚，我党正进行争取。另一工人申忠，生性机灵，为人浑厚，我党准备吸收他入党。李老师说有事时，可就近找他去做。

　　赵醒吾同志投宿大陆旅馆后，即开始做罗炳辉同志的工作。他以同乡关系和在滇军中曾见过几次面，在未来吉安之先，曾写过几封信邀约罗炳辉见面。赵醒吾同志与罗见面后，首先只和他谈些寒暄的话，直到罗炳辉同志再三问他此行的目的时，他才把话引上了正题。

　　赵醒吾同志说：“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仁人志士为解救民众，不惜洒尽最后一滴鲜血。而军阀官僚却乘机大发国难财。有的人是运用手中的枪杆子来革命，但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把手中的枪杆用来发家，用来保护土豪劣绅利益，以求致富显贵。真正立志为中华民族利益而献身的革命者，就应该把枪口对准敌人，对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当谈到民团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时，罗炳辉同志恍然大悟，惭愧地说：  “原来民团是为土豪劣绅服务，我绝不干这差事了，就是挑葱卖蒜，我也能混下去。”

　　赵醒吾同志当即肯定了他的态度，鼓励他明辨方向，为民众利益而奋斗。赵醒吾同志说：  “带民团也可以起到两种不同的作用，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为的是帮助满清政府来镇压中华人民，成为大汉奸、卖国贼，为后人所咒骂。带民团也能与人民大众更好地接近，更深知人民的疾苦。我们带民团就要能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事事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领导民众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奋斗，这才是革命的行动。”这时，罗炳辉同志也就单刀直入地问了：  “你是不是共产党?”赵醒吾同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开诚布公地说：  “我这次来，是提着脑袋瓜来的，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了，我是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托，专程来找你的。党中央觉得你具备了参加革命的条件。”接着，赵醒吾同志向他宣传了共产党纲领和最终目的，党的方针、政策。

　　罗炳辉同志通过自己几十年奔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是有希望的党，才是劳苦大众的党，才能彻底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他毅然接受了赵醒吾同志的建议，决定参加中国共产党。

　　经过一段时问的考察后，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同志和省委军事巡视员蔡升喜同志先后找罗炳辉同志谈了几次话。罗炳辉同志经赵醒吾同志的介绍，改名“罗南煌”，秘密填写了入党志愿表，加入了共产党。时间大约是一九二九年七月间。这个走遍天涯，寻求真理的穷苦人民的儿子罗炳辉同志，在经历了许多苦难与磨炼之后，终于找到了人民的救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投入了党的温暖怀抱。

　　时间稍久，罗炳辉同志的爱人杨厚珍同志知道了他的一些活动情况后，既耽心他的安全，又支持他的行动，杨说。  “我看近来各方面送来的‘赤化’分子，你都释放了。有的还给他们饭吃，离家较远的，还给他们路费，穿得破烂，还给他们衣裤……，你说：‘天下穷人是一家，要替穷人找出路’，我听了很钦佩，我能给你什么帮助?”罗说：  “几天来，我和赵谈问题时，我发觉你暗中替我们放哨，这不就是给我们进步事业以很大的贡献吗?”杨说：  “你进步我很高兴，但我希望你随时要多加小心，说话、行动都要时加谨慎，我愿你为穷人做J出一番事业来。”杨厚珍同志对罗炳辉同志这一心照不宣的谈话，罗炳辉同志亦感觉到自己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已被其爱人识破。看她的思想和行动，她也是倾向于革命的。罗对杨说：  “人活着要有志气，一切昧天良、害民众的事绝不能做，人还要有勇气，认为是真理而与民众利益攸关的事，就要勇往直前，见义勇为，坚决去做，做出个水落石出，才能罢休，更要有骨气，敢于为真理挑重担，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斗争到底，至死不变!”

　　一九二九年九月的一天，吉安县长彭和游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说：“本市美而美照像馆是共党的联络机关。经理王仿鲁、技师王昌明以此作掩护，学徒王辉祖是共产党人……”当即准备夜间逮捕王辉祖同志，罗炳辉同志知悉后，即要杨厚珍同志去美而美照像馆通知王辉祖同志。杨走到鼎记印刷局门前，即与王相遇，杨以眼色相示，将王引进一小巷内，告以其事，王回馆后即告辞而去，得以脱险。

　　不日，又有人密告，吉安市国民党党务委员会成员兼吉安报馆编辑龚初伯是共产党员，县府密令逮捕。罗得知其情后，亦要杨厚珍同志前去通知，龚即免遭逮捕。

　　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的一天，赵醒吾同志又从南昌到吉安，下榻大陆旅馆，住下后当即去罗的联防总团部会罗，谈到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决定在湘鄂赣普遍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改造军队。组织决定，要立即组织一次以吉安为中心，以峡江杨必恭为协同，以各县可能争取的民团为配合的赣西南农民武装大暴动。由我和罗炳辉同志总负责。并说：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第十一周年纪念日，我们可以在那天举行暴动。

　　罗炳辉同志当即一面就靖卫大队整理内部，加强革命教育，大讲孙中山的革命宗旨，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大政策以及“耕者有其田”相号召，一面与三曲滩杨必恭大队长取得密切联系，并派人到各县去游说。

　　那时，除苏维埃区域外，都是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赣西南也不例外，自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红军主力第四军下井冈山，开到赣南闽西发展新区，打击敌人。此后，除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彭德怀、黄公略两部的队伍外，各部都已暂离井冈山，开往湖南。湘赣白军还一再围攻井冈山，井冈山周围的各游击区，亦遭不断的蹂躏。

　　一天，驻吉安的湘军四十八旅旅长陈光耀召开维持地方治安的军事会议。副旅长、县长、公安局长、各县靖卫队大队长、旅参谋长、驻吉安的一百四十三团团长、旅副官主任以及旅军法处处长等都参加了。会上，陈光耀讲了些极其反动的话，最后决定，要将吉安共产党的嫌疑机关一律封闭，严加检查。即便错捕三千，也不能漏网一个共产党，凡嫌疑者一律拘捕，晚上九时戒严，十时开始检查。

　　会后，罗炳辉同志沉着冷静地走回家去。他立即将此情况告诉杨厚珍同志后，两人便分头通知大陆旅馆、第五中学、美而美照像馆及刘士奇等接头地点。可是去了大陆旅馆几次，赵醒吾同志不在，只得告诉申忠，要他等赵回来后，他俩在晚九时前速到大队部一谈。若九时赵仍不回，叫他就急速离开。八时已过，刘士奇同志才到罗炳辉同志家中。罗告知今旅部开会情况后，要他即速通知各暗点注意防备。刘士奇同志通知后，各秘密点安全撤退。

　　南昌方面，情况也很紧张。中共江西省委机关那时已遭破坏，抄出的文件中有“罗杨两部，要加强工作……”等语，同时，当地某小报亦出现：  “赵某往来策划……罗杨有异动……希吉安当局予以注意”的消息。

　　反动当局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妄图扑灭这股革命烈火。

　　驻吉安的敌人，对大陆旅馆早有监视。当晚约八时半，赵醒吾同志即回旅馆，申忠同志未及告知，敌人密探即将赵逮捕，旋即将申忠也一起带走。

　　罗炳辉同志侦悉赵已被捕，当即和杨厚珍秘密离开吉安，带着大队部少许人员托词下乡剿匪，去到新圩、值夏，整顿队伍，宣布起义，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起义时间大概是一九二九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因叛徒告密，起义时间提前，准备工作远未就绪，起义时无法带出他县可能争取的民团，但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能够从强大的敌人营垒中冲杀出来，投奔革命洪流，已属十分可贵，对反动阵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事后得悉，此次大检查、大逮捕，敌人只搜查到一些普通文件，但却逮捕了七百多人，其中大陆旅馆少东家帅子荣和工人黄永谦、申忠，学校教员王开文、学生赵勉，美而美照像馆的经理王仿鲁、技师王昌明等人均被捕，除赵醒吾、申忠被杀害外，其余的以后被陆续释放。

　　罗炳辉同志起义后，被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同志任团长。后来，独立第五团和独立第四团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六军第二旅，罗炳辉同志任旅长。一九三O年一月，二旅扩编为红军第二纵队，伍仲豪同志任纵队司令员，罗炳辉同志任副司令员。未几，伍仲豪同志因病住院，病愈归队途中，在安福被AB团杀害，罗炳辉同志接任纵队司令员。

　　一九三○年初，中央红军和赣西南特委召开“二·七”会议。罗炳辉同志在会上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他们均称赞他是一心追求真理的起义将军。

　　一九三○年，大约是五月间，第二纵队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罗炳辉同志任军长，谭震林同志任政治委员，谭政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随主力攻打长沙、南昌，不克，后攻打吉安，消灭了吉安国民党军，占领了吉安，在吉安扩大了红军，补充了部队。

　　罗炳辉同志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有着许多的光辉事迹。现再就三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几件事，作一记述。

　　一九三一年秋，蒋介石不甘心于一、二次“围剿”的惨败，重新集结十倍于我的兵力，向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敌人兵力雄厚，装备优良，从四面八方，紧围数层，逐渐缩小包围圈，把工农红军压缩在粤赣边。敌人认为我已是瓮中之鳖。殊知中央红军在朱总司令、毛总政委的率领下，调动敌人，诱敌深入，引敌上钩，在中央苏区周旋自如。我击溃南面敌人陈济棠部之后，趁东西北三面蒋介石嫡系军队正在观望之际，命令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同志，亲率三十四、三十六两个师，由粤赣边界的水口地域出发北上，灵活巧妙地穿越围我之敌的空隙，行程数百里，插入敌人空虚的后方乐安、崇义地区，利用无线电以各种代号联络，造出直取南昌的声势。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南昌，指挥前线各路“围剿”红军的部队，城内十分空虚。闻说这一消息，蒋介石慌了手脚，误认为我红军主力已突围扑向南昌，乃仓促调回各路“进剿”军往救南昌，使得前线大乱，正在敌人仓惶撤退中，朱总司令、毛总政委运用自如地指挥着各路生力红军，狠狠打击敌人。敌人三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罗炳辉同志巧妙的穿插敌营，调动敌人兵力，对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起了杠杆作用，受到军委的嘉奖。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成立了红九军团，罗炳辉同志任军团长。经广昌战斗后，掩护七军团渡闽江北上抗日。行抵离福州二百多里的闽江南岸樟湖板重镇，缴获敌炸药、食盐等四万余斤，由于敌人的残酷封锁，此时苏区正缺这些物资。因离福州近，有敌人重兵把守，难以雇请民夫搬运，罗炳辉同志和政委蔡树藩同志带头挑担，带着队伍，把盐和炸药运到中央苏区。

　　一九三四年十月，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罗炳辉同志率领红九军团担任着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北上的艰巨任务。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意欲北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渡江不成，军委毅然决定南下乌江，乌江北岸又被国民党军六个师紧紧咬住，难以摆脱，若进行强渡，我主力红军，则有遭袭击之险。为了让主力红军安全渡江，中央决定，把九军团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过江，必要时给敌人以重创。

　　红九军团善于打游击，罗炳辉同志有“游击专家”之称。

　　一九三五年三月间，在黔北马鬃岭接受军委暂留黔北牵制敌人的光荣任务后，红九军团开始单独活动，佯装主力红军。这时九军团实际兵力只一个团稍多一点。可却巧妙地把尾追中央红军主力的六个师敌人兵力吸引到自己这边，使我红军主力甩开敌人，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在我主力红军渡江之际，正处敌人包围之中的红九军团所在地区，南有乌江阻隔，东北有偏岩河环绕，西被敌人重兵紧逼，在这样三面临水，一面遇敌的险恶环境里，罗炳辉和全体指挥员，沉着冷静地与敌人周旋于金沙、遵义、湄潭地区，拖住敌人，调动敌人，消耗敌人士气与兵力，掩护主力渡过乌江。

　　当我红军主力灵活机动地甩开敌人，浩浩荡荡向南前进渡过乌江的时候，红九军团立即由金沙之马鬃岭向东偏北经自腊坎、南北镇、龙坪场方向行动。军团和各团均以各种代号发出电报，一面派人调查经湄潭、凤岗去湘西北的路线；一面要地方在此线上多准备粮草，大有欲与二、六军团会师的模样。二、六军团亦离开湘西，向黔东前进，指向印江一带活动，以配合我红九军团的行动。这一行动迷惑了敌人，敌人又误认为我系红军主力，要与湘黔边的二、六军团会师，仓促调兵遣将，绕道截堵。待敌人前面布置截堵，后面追兵将接近我红九军团时，罗军团长发挥他那游击专家的才能，带领红九军团又转向西北之松林、芳台、芝麻坪方向，诱使敌人误认为我：又企图北渡长江，欲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人又赶紧调兵驰师北堵。此时我红军主力渡江已将完毕，乃命令我军星夜行动，于次日早十时前赶到沙土，准备过江。这时我红九军团离沙土尚有二百余里，加以天雨路滑，又是黑夜，殊难行动，但我军士气高昂，疾速行军，克服种种困难，于次日上午十一时赶到了沙土。

　　沙土是金沙(原名打鼓新场)的一个小市镇，离乌江边还有三十多里路，我军派去渡江点联系时，我军主力的后续部队即将渡完，但西面敌人周薛纵队，从大定、黔西一带向东蜂拥而来，有截断我红九军团之势，而渡江的主力红军已将浮桥砍断。罗军团长闻此突变，一面要我供给部派员即速在沙土市场收买红布，两尺以上都要，不一会已将市面上的红布收买一空，总共有三、四十丈。接着又让供给部缝纫班将所买来的红布撕作三尺以下的小块待用。一面命令部队迅速做好两餐饭，准备吃一餐带一餐；一面派出侦察员，了解四周敌情变化。

　　饭后，约下午一点多钟，便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方向穿插过去。约下午七点行抵老木孔，我正准备宿营时，突与敌人黔军遭遇，我军主动后撤，撤到离老木孔十来里的丘陵地带。罗炳辉同志商得新到任不久的何长工政委的同意，召开了一次会议，有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同志、参谋长郭天民同志、各团团长、政委以及军团部作战科长、侦察科长等人参加。会上，罗军团长说：  “我军这次行动，业已充分暴露给敌人，现敌人黔军就逼在我们后面，若要摆脱此敌，必须再来一次急行军，但外围敌人已靠近我们，尤其是周薛纵队，对我们的威胁很大，恐难以冲出重围。我们处在这一形势下，只有与敌决一死战!”各团长均同意罗军团长的意见，愿和敌人血战到底。黄主任立即表示同意，何政委因新到任，对部队情况不熟悉，但亦表示当予敌人一击。唯参谋长郭天民同志提出几点；一、我军此次单独行动，其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安全渡江，现任务已胜利完成，就该很快摆脱敌人，用尽快的速度与主力会合；二、孤军作战，是兵家所忌，我们不能明知故犯，自找苦吃；_三、现敌人数倍于我，众寡悬殊，断难取胜。况周薛纵队东进，离我不远，战斗打响，势必增援黔军。黔军虽弱易打，但决不可能一瞬间就能解决战斗，将他击败。一旦周薛纵队增援上来，弱敌亦将成为劲旅；四、我军唯一任务，在于行动，假若一战而胜，伤员亦无处存放，若战而不胜后患大矣。

　　罗炳辉同志进一步分析了敌人情况和我军士气，再把地理条件及敌我力量加以对比，最后说：“老木孔这一仗必须打，打的理由根据是；一、据调查，当面之敌是贵州军阎柏辉彰、犹国材的部队，地方习气很重，平时训练极差，官兵都有吸大烟的习惯，故称他们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一天要过三次瘾，战斗力弱；二、我军士气高昂，干部团结，都要求打一仗；三、敌人精神萎靡，人人怕战，且武器不良，又无重火炮；四、这里地处丘陵，灌木丛生，易于隐蔽，地理条件，对我作战极其有利；五、连日来，日夜百多里的急行军业已多日，不能再连续拖下去；六、敌人已靠近我军，但是贵州军外围全系中央军，若我舍此弱敌不打，钻出去必遇强敌，则更难应付；七、现敌人兵力虽强于我，而我可找其弱点，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一点既破，余则破之；八、周薛纵队，虽系劲旅，但他从远道而来，且过去多和我打过交道，较量了若干次。现他已变得处处小心，时时慎重了，且他离我较远，我可以用疑兵之计摆个迷魂阵来牵制他，不让他按时参加战斗。”

　　罗军团长陈述的理由，对大家有充分的说服力，于是都同意与敌一战。何长工政委、黄火青主任都分别亲往各团作战前动员。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认真地作了战斗准备。大家吃得饱饱的，武器擦得亮亮的。部队各级干部还对战前准备工作进行了反复的检查。指战员们枕戈待旦，静静地埋伏在老木孔附近的丘陵里，按军团长的布置，准备随时痛击前来之敌。

　　到达老木孔的敌人是贵州军阀犹国材部队，是一支有名的双枪兵部队。他们的反动军官腐败无能，平时军纪不好，部队纪律不严，行军起来稀稀拉拉的。

　　红九军团在此一带利用有利地形埋伏了一夜。第二天拂晓不久，即见敌人整整过了一个团，随即又过去一个团，我军各团见敌人过去就想打，请示罗军团长，军团长说：“时机不到，让他们过去。”战士们于痒痒的真想打他个落花流水。但军令如山，大家只好忍耐住激动的心情，一直望着前面两个团的敌人过去。接着，敌人的指挥部上来了，其中驮马很多，当中还夹杂一些坐轿的、骑马的、抬滑竿的、背背篓的，吵吵嚷嚷，铺天盖地而来。罗军团长沉着镇静，亲临阵前，掌握要隘，观察敌人动向。正当大家屏息静气的等待消灭敌人的时候，敌人指挥部已进入我射程内，离我隐蔽部队仅几十米。罗军团长一声令下：“打!”刹那间，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敌军中鬼哭狼嚎，只见敌人纷纷从轿里、马上、滑竿上滚下来，抱头鼠窜。未几，满山遍野都是敌人的尸体和武器弹药。前面已过去的两团敌军，已被我截断，不能前来增援，后面的敌军三个团也被分而治之。敌人指挥部就这样被我军一锅煮了。柏辉彰、犹国材夺路而逃。

　　歼灭敌指挥部后，另有一小股敌人，潜到我军指挥所不远的地方，一个当官的看着罗军团长又胖又高的身材，便大叫道：  “那是个大官，抓着、抓着、抓活的!”但敌人喊叫声未落时，我埋伏在罗军团长身侧的侦察连、特务连已用强大的火力把这股敌人彻底消灭了。

　　老木孔战斗打响之前，罗军团长同时还布置迎击周薛纵队的迷魂阵，阻止周薛纵队及时增援黔军。罗炳辉同志命令第九团申副团长，率领该团第八连全连健儿和由全军抽调的三十多名司号员，携带从沙土买来的红布做成一百多面大小红旗赶到周薛纵队必经之路的山林中设置疑兵。罗军团长详细地交代了任务。何长工政委、黄火青主任反复作了政治动员，并鼓励他们把此次迷魂阵摆成功，并要他们坚持到下午四时。

　　申副团长到达目的地后，即行勘察地形，分别指定各个疑兵的位置，做好联络暗号，选定指挥位置，并派出侦察员侦察周薛纵队情况。

　　拂晓，只见满山红旗，在森林中忽隐忽现，四处号音，此起彼落，俨若有千军万马埋伏此间。约上午九时，侦察员回来报告，周薛纵队已浩浩荡荡以常备行军的序列，向着我摆迷魂阵的山道前来。未几，只见周薛纵队徐徐前进，到达我设疑兵的山前，发现红旗和号声确在此山，但用望远镜嘹望，却不见人的踪影，周薛纵队鉴于红军作仗惯用打援战术，即命部队原地休息，但闻远处传来密集枪弹声，却不敢轻举妄动派兵增援，只是派出几批侦探到我军控制地区，全被我军捉住。数小时过去了，老木孔战斗已取得胜利，周薛纵队才将部队由常备行军序列改为战备行军序列，冒险向我前进，申副团长说，下午四时已过，估计老木孔方面战斗已结束。便命部队有秩序地撤退。

　　老木孔战斗胜利结束后，中央又一次嘉奖九军团。

　　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我红九军团由云南东川的因民、落雪地区渡金沙江后，经过四川南部的宁南、普格披沙、布拖等小凉山彝族地区时，侦察员带回三名彝族猎人。这些猎人性格很强悍，他们到来便席地而坐，视我们如仇敌，经过通司(翻译)说明，我们是红军，是为各族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并把我党的民族政策向他们作了宣传，他们见我们说话和气，纪律严明，对人很亲切，他们心中的气才逐渐消除。罗军团长、何政委、黄主任等还亲切的招呼他们吃酒吃饭，他们见罗军团长生得魁伟，提出要和罗军团长比枪法。他们先后对着三百多米远的目标，各打一枪，都能打中，显得非常得意，要罗军团长打。这时恰值空中飞来一只孤雁，罗炳辉同志举枪击发，只见枪响雁落，猎人们无不举出大拇指来称赞罗军团长的好枪法。

　　大约是一九三五年的五、六月间，红九军团在过了泸定桥后，随主力一、三、五军团前进，当主力进入天全时，蒋介石已在天全河一线设重兵把守，水深流急，不能徒涉，河上铁索桥全被破坏。天全东面的名山、麓山也均有重兵驻扎，再东面的雅安、荥经一线为川军十多个团防守，南面是大渡河，河南岸的石棉、河北岸的汉原等渡口，均为敌占领，西面大渡河上的泸定桥亦将为敌人占领，西北的天全城有川军三个团沿河防守。我主力红军处此狭小地带，人烟稀少，不仅无法周旋，即一日三餐亦难以保证。唯一的出路是突破天全敌人。

　　红九军团在此四面楚歌，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候，罗炳辉同志毅然决然地率领七、九两团健儿，从夹金山南麓渺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中翻越两千多米的高山，披荆斩棘，开出一条路来，悄悄地插到天全河北岸敌人背后，给敌人来了个突然袭击，狠狠地教训了敌人。在翻马鞍山时，罗炳辉同志满身大汗，突遇倾盆大雨，到紫石关后，便觉得头昏，周身发软，不思饮食。继而更是精神恍惚，昏睡乱语，但仍念念不忘行军作战，不住地说着：“你团赶快由左边冲上去!”“不可失掉战机!”“军委的命令，是全军的出路!”何政委见此情景很着急，卫生部部长吴清培急忙带着医务处主任蒋耀德和副主任许德赶到，经检查，高烧四十一度，患重感冒，为防止其他合并症，先注射了退烧针水，并嘱咐静养三天，要司令部卫生员好好看守。这时，情况紧急，只好由战士以担架抬着继续前进。罗炳辉同志于心不忍，执意骑马，自己紧抓马鬃，人在两旁护行，遇到上坡下坎，隘道陡路时，便下马偏偏跌跌地步行。在疾病缠身，异常艰难的情况下，罗炳辉同志依然不放松指挥作战，直至将敌人全部击溃，我红军主力及中央纵队、军委纵队架桥通过天全时，罗炳辉同志方才放心。军委嘉奖了九军团，誉九军团为“战略轻骑”。

　　一九三五年仲秋，中央红军在经过千难万险后，胜利地翻越了雪山，快要过完草地的时候，张国焘贼心不死，继续搞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乘着一、四方面军在草地胜利进军的时候，张国焘指使左路军及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脱离中央南下。后遭到敌人袭击，只好退回蕃民区域等待红二、六军团到来，一起北上。殊知出了草地，他又私自指挥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和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往西开进。及至先头部队开到甘肃西面的张掖、酒泉一带，遭马洪宾、马洪逵等马家地方军的袭击，渡河部队全被打散。很多同志被俘后，受尽种种虐待，很多同志还处在马家军队的包围中。这时，我党中央军委已由保安移至延安。这些被张国焘送到马家军铁蹄蹂躏之下的红军战士，日夜盼望党中央和朱总司令、毛主席派出部队解救他们。中央深体其意，于一九三六年初，决定派援西军去援救他们。援西军以刘伯承同志为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为政委，罗炳辉同志为副司令员，以红十八和红三十二两军(此时，红九军团已改编为三十二军)为基础组成。援西军本拟开赴张掖、酒泉现场，直接援助我受难红军，殊知，张国焘指使红四方面军靠近张掖，酒泉的部队，按兵不动，以致红五军团招致严重损失，在黄河以西的四方面军部队，也免不了受五马匪军攻击。我援西军开抵黄河东岸时，侦悉过河的红军全部失败而停止前进，只好在黄河沿岸进行援救。其问，救出了许许多多红军战士，使他们安全的到达延安，重新投入党中央温暖的怀抱。

　　当援西军胜利完成任务归来时，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关向应、副总指挥肖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参谋长周士第亲切接见罗炳辉同志并举行了一次有意义的会餐，以示慰问。这次会餐，正赶上“五一”节，给节日增添了热烈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