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身居高位的与或者是负责的中国领袖们，竟期望那些知道中国最近几年来历史的人们，会相信这种毫无根据的责难，这几乎是令人难信的。甚至梁博士也很明了，中央政府在那一时期中对游击军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不会产生号令一下就立刻可以配合军事行动的事情，特别是在游击军没有保证他们不会成为中央军进攻的目标的时候。这种进攻在过去类似的情况下是经常发生的。如果这是那些负责草拟国民党对华北游击队之政策的人们的态度的话，那么只有一条路能使中国的同盟者利用华北游击队所坚守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那就是采取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所采取的政策。在对南斯拉夫的问题上，政治上的考虑终于被军事上的需要取而代之了。

　　虽然在华北敌后作战的军队，是组织最好的与最大的军队，但他们绝不是中国唯一的游击军。日本发动猛攻力图堵住汉口与广州间的最后一个缺口，以及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上的前进，使得在中国东南部作战的游击队具有新的重要意义。因为这地区人民能被动员进行积极抵抗及援助登陆友军的程度，对将来盟军沿华南海岸的任何作战的胜利，有着极直接的影响。

　　我们对这些游击队的活动所知道的，不如我们对华北及西北游击队活动所知道的那样广泛，但有一件事实是我们已确知的。尽管他们经常遭日军的“扫荡”与中国政府的敌对行动，但他们仍进行抗日，并坚持继续进行教育人民参加抗战的工作。在湖南与江西省——从前中国的苏维埃地区——有长期的游击战的传统。现在很多游击队的领袖都是从前的红军。他们当红军一九三五年向西北进行“长征”时留在后面了。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在项英领导下的这些红军部队，尽管中央政府再三企图消灭他们，但他们仍保持其组织的完整性。一九三七年九月，项英与何应钦将军签订了一个协定，结果从前的共产党军及其很多拥护者都编入名为“新四军”的中国武装部队。新四军的军长为叶挺将军，副军长为项英，担任在长江下游两岸敌占区组织游击队的任务。

　　《美亚》杂志在前几期里，曾描写到新四军胜利地进行这一任务，及有效地得到其战区里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然而，新四军得到人民的拥护与从日军手中收复国土的这一胜利，使重庆当局感到苦恼，而于一九四○——四一年冬命令新四军从其作战区退到黄河以北去。经过许多争论后，新四军执行这些指令，但后卫部队(包括军部人员，医务队及伤兵在内)还未过河时，便遭中央军袭击，结果遭受严重伤亡(特别是干部方面)。项英阵亡，叶挺被俘，而新四军被重庆政府正式宣布“解散”。然而实际上新四军仍继续扩大其对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几省的日军作战。最后游击队控制了拥有约二千五百万人民的一个地区。

　　新四军的军队与游击队跟八路军的军队与游击队一样，他们的军火与供应品的供给必须依靠他们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以及从上海及其它敌占城市偷运的物资来维持。虽然有双重封锁的阻碍，这些游击队在牵制华中大部分日本占领军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作战伸展到上海、南京与汉口城郊。而且，人们都知道若干分散的游击队，仍在长江以南的江西、湖南、浙江及其他地方作战。虽然他们的装备很不好，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便是他们得到本地人民的热烈拥护。倘给他们极适度的物资及技术上的援助，他们便能组织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进行骚扰日军及阻止其巩固对华中及华东、华南的控制，这似乎已是很清楚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