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农历九月十二日晚，罗炳辉同志率领吉安县靖卫大队起义，投奔红军。这在罗炳辉将军一生的历史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对我们参加起义的人来说，也是一生历史的重大转折。想起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就想起罗炳辉同志在这一壮举中的功绩和他的许多往事。

　　罗炳辉同志早年参加滇军。一九二六年参加国共合作后的北伐战争，曾在朱培德部任营长。后被编遣，到吉安任靖卫大队长，亦叫“八乡联防”。我与河南老乡王麟章也分别在朱培德部下参加北伐革命。我任班长，王麟章任特务营长。

　　一九二七年，  “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实行“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漏网一人”的反动政策，在军队中凡被认为有“通共”嫌疑或不满言论的，统统被关押或杀头，轻则遣散。王麟章被遣散后，到吉安找到了罗炳辉同志，他俩是拜把兄弟，便住在罗炳辉同志那里。我被派出差，也被五花大绑送进江西清江县监牢。坐了牢我还不明白是怎样一回事。在牢里，每天都见一些人被拉出去枪毙，我们囚牢的一些人便想：与其让他们轻轻易易拿去枪毙，不如拼死，于是商定越狱逃跑。一天，我们作好准备，我一铁棒将前来关大门的狱卒打倒，我们趁势冲出了牢门。经过许多困难和曲折，来到吉安，碰到了王麟章，他把我介绍到罗炳辉同志那里，我们三人在一起交谈后，知道是同样的命运。罗、王留我在那里，我先不干，说：“当兵得到的就是这个下场，我死也不当这倒霉兵了。”那时罗炳辉同志已经有了起义的打算。王麟章也是赞助的。罗炳辉同志见我诚实，苦劝我说：“兄弟，你不当兵有其他生路吗?象我们这些光棍汉，在哪里都是受欺压，前两年闹北伐，以为革命会成功，劳苦大众有出头之日了，哪知蒋介石翻脸，杀共产党，欺压人民。就是在他的军队里，也容不得我们，才落得这样下场。我们都是异乡人，为何聚在一起受这苦?还不都是这不平的社会造成的嘛!现在看得清楚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为干人撑腰说话，替干人打天下的。我在靖卫大队不过暂且安身，蒋介石反动派逼我们上梁山，我们不如合计合计，痛痛快快干它一场，为我们受苦人争口气，也不枉做个硬梆梆的男子汉。”王麟章也在一旁劝说我。我见他们说得有理，软下心来，留在罗炳辉同志身边了。

　　平时，罗炳辉同志处理军务。一有空时，我们就在一起聊天。从接触中，我发现罗炳辉同志虽任国民党靖卫大队长，但他对敲榨、勒索、欺压老百姓的行为看不惯。上面命令他带靖卫大队打红军，他嘴里不说什么，行动上消极应付，有时捉到红军，他给放了。那时，我不知道罗炳辉同志与共产党有无联系，从他个人品质上讲，我觉得他正直公道，铁面无私，肝胆照人，见义勇为。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互相都很信任。后来才知道他在起义前几月，就已经秘密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罗炳辉同志了解到附近县的民团和红枪会中，有不少河南人，他派我去做兵运工作，以同乡关系动员更多的人响应或参加起义。同时他还计划把吉安附近二十多个县的靖卫大队串通，争取更多的人起义参加红军。

　　我首先到离吉安几十里路的吉水县，这里有一个靖卫大队住城里，四百来人。除此之外，城里还有靖卫一队，加上住丁岗、吾江的靖卫二队、五队，又有三百来人。在吉安、吉水、永丰、夏江交界处的吉水县三曲滩，还住着国民党的游击大队，大队长叫杨必恭，云南人。我分别找到他们领头的说明罗炳辉同志的意图后，他们都纷纷表示支持。住在丁岗、吾江、水南、自沙一带的红枪会，工作较为难做，其中多数人是从河南逃荒去到那里安家落户的，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组织了红枪会，受国民党利用，与红军作对。分析了红枪会的组织状况，决定还是大胆去做工作。通过做工作，红枪会表示，靖卫大队起义，他们不干涉，保持中立。我把情况报告罗炳辉同志，他充分肯定了我的成绩，给予表杨和鼓励。

　　那时，江西省主席换成鲁涤平，他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派出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到江西打红军，派敌旅长陈光耀到吉安。因罗炳辉同志有“通共”嫌疑，在起义前几个小时，一个队长又逃跑告密，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罗炳辉同志毅然提前起义。

　　那天夜里，天黑沉沉的，罗炳辉同志命令紧急集合，全大队五百来人集中后，他说：“今夜有紧急任务，全队出发，快速前进!”起义队伍开始了急行军，一路经值夏、陂头等地到新圩，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和李文林等负责同志已等候在那里，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刘士奇同志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冒着生命危险起义参加红军，我代表赣西南特委对大家表示热忱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士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穷人闹翻身求解放，英勇作战!”刘士奇和其他同志讲完后，罗炳辉同志热泪盈眶，代表大家表示了决心。

　　会后，战士们把国民党的帽徽撕掉，换上了红军的领章帽徽。起义部队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同志任团长，王麟章任副团长。苏区人民热烈欢迎我们参加红军，召开了欢迎晚会，演剧唱歌，唱《送郎当红军》和《十骂蒋介石》，晚会上群情激奋，气氛十分热烈。

　　起义不久，罗炳辉同志率部在赣江边打第一仗。南昌派出一个警察大队到吉安，住在水东防守和监视红军的行动。那时红五团活动在陂头一带。罗团长说：“这是国民党安在我们身边的一颗钉子，要坚决拔掉它。”一天上午，罗团长率红五团悄悄地包围了警察大队，他大喊一声“杀!”就带头冲向敌阵，战士们都跟着他冲杀过去。敌人被杀得鬼哭狼嚎，只顾逃命。可前面是滚滚奔流的赣江，后面是红军，敌人走投无路，除击毙的外，全部当了俘虏，四百余名警察无一逃脱，这一仗打得很出色，震动了南昌，老百姓争相传颂。苏区群众纷纷慰劳，他们把好吃的东西送给罗炳辉同志和部队，领导机关也给予他们表扬和奖励，罗团长说：“我们才当红军，没有做出啥子贡献，领导就给我们表扬奖励，今后要多打几次胜仗，感谢领导对我们的表扬和奖励。”

　　接着，罗团长率红五团三次攻打万安县。该县在赣州方向，离吉安二百四十里，属吉安府管，有城墙保护，难以攻入。第一次攻打前工作不够深入，群众受反动派欺骗宣传，说红军红眉绿眼，吃小孩，受骗的群众很害怕我们。因未得群众支持，第一次打万安城进展不大。

　　总结第一次的经验教训，罗团长派人事先侦察敌情，深入群众做宣传发动工作，让群众了解我们，帮助我们。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红五团又攻打万安，我军英勇顽强，攻进城里，两百来人的警卫团招架不住，只好逃跑，罗团长一面命令追击，一面安抚群众，令我带部分战士砸开监狱，放出无辜被害的乡亲。被害乡亲哭诉反动派残害他们的罪行，当他们知道我们是红军时，万分感激地说；“红军真好啊，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些年轻人当即报名参加了红军。

　　红五团打下万安后即撤出，敌人又占领了万安，于是第三次攻打万安。那时已经寒冬腊月，大雪纷飞，返回陂头经东固九寸岭时，面临悬崖峭壁，已无去路，罗团长带头滚雪坡而下。

　　一天，罗团长对我们说：“毛委员从福建来了，大家集队请毛委员讲话。”我问：“哪个毛委员呀?”团长说：“毛泽东呀!”这个响亮的名字我已经听到很久了，都说朱毛红军了不起，早就想见到他了。听说毛委员要讲话，我又惊又喜，迫切地等待着。我心里想：毛委员是个大人物，大概是坐轿子来的吧!穿的也一定很好。我站在排头第一，正想着，突然罗团长喊：“立正!现在请毛委员给我们讲话。”原来毛委员站在我背后，他高大魁伟，走到队列前，我才见他穿的黄棉衣背后有两个洞，还未来得及补好，裤子也补了疤，穿的一双胶鞋也快烂了，梳着一个大背头，显得很清瘦，全然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但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特别明亮，一看到这情景，惊奇得我伸舌头，瞪眼睛。我万没想到这样一个大人物穿的竟跟普通战士一个样。这时我才深切感到：共产党、红军上下一致，官兵一致，长官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真是名不虚传。

　　毛委员声音清晰而明亮。他说：“同志们，知道你们起义，到红军来了，我们很欢迎，很欢迎呀!你们辛苦了，据说最近还打了不少胜仗，你们不错，是值得称贺的。”接着又说：“我们红军很苦，每天吃五分钱的伙食，穿的也很差，大家是见到的了，反动派卡我们的脖子，人民群众也很苦，我们只有到敌人手中去拿。”毛委员问：“大家怕不怕苦?”一片响亮的回答：“不怕苦!”“能不能战胜困难?”毛委员又问。又是响亮的回答：  “能!”

　　气氛很活跃。毛委员面带笑容继续说：“同志们，蒋介石反动派同帝国主义串通一气，不消灭红军他们不解恨，蒋介石要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就偏要生存，偏要发展壮大。我们还要打仗。现在，有个国民党的唐云山独立旅跟在我们屁股后头追，我们走他们也走，我们停他们也停。这个祸胎迟早要给打掉。这个旅原属冯玉祥部下，北方人，个子大，能打能拼，吃面粉，吃不惯包谷大米，爬山不行，地形又不熟，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足以消灭他们。”继而毛委员转为辛辣的讽刺口吻说：“他们在我们后面跟了这样长一段时间，也很辛苦了，叫他们休息休息，快过年了嘛，让他们也好好过一个年，然后再去迎接他们……。”战士们在队列里不敢放声大笑，却有不少悄悄地笑了。下来后纷纷议论毛委员的话讲得好，句句讲在战士心坎上。

　　不久，红五团与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合并为红四团，罗炳辉同志仍任团长。短短时间内，罗炳辉同志连任旅长、纵队司令等职，直至一九三○年伍仲豪同志牲牺后，他继任红十二军军长。

　　自毛委员那次讲话后，我被调进办在上福田陂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分校。先当助教，后当教员，教军事常识，练瞄准、刺杀。毛委员兼任校长。李天柱同志任教育长，后由陈奇涵同志继任教育长。

　　一九三○年春，毛委员、朱总司令亲率红军攻打唐云山，罗炳辉同志所部从一个方向进攻，打得英勇顽强，将唐旅包围在值夏附近的一个山头上，除击毙的夕卜，一千多人当了俘虏；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唐云山化装逃跑了。全歼唐旅，军威大振。这是吉安起义后罗炳辉同志率部参加打的第一个大仗。

　　罗炳辉同志任十二军军长后，在毛委员、朱总司令统一指挥下，几次率部参加了打吉安，击溃陈光耀、邓英等部，战功卓著。

　　那时，红军中的游击习气还较严重。罗炳辉同志任红五团团长后，曾集队讲话，要求战士集合迅速，持枪立正，头不偏斜，帽不歪戴，扣好钮扣，不敞胸露怀，蚊虫叮咬，身不动摇，目视前方，洗耳听好。待罗团长讲完后，一个来自红军游击队、学生出身的参谋长接着讲话。他针锋相对地说，难道打仗时要先立正站好，作了这些要求才开始打么?我们红军不需要这样多约束。团长好气又好笑，同志们听了也觉好笑，这哪里象指挥打仗的样子。在他看来，罗团长要求的似乎仍是“白军”的一套。罗团长说；“军队不要纪律能行吗?毛委员、朱总司令还为红军制定了个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没有纪律，就是乌合之众，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没听说不要纪律的军队能打胜仗。”后来，他找朱总司令谈了想法，朱总肯定了罗团长的做法是正确的，批评教育了这个参谋长。

　　几次反“围剿”期间，我因在红军学校和工作调动频繁，在罗军长身边的时间少了。只知道十二军在几次反“围剿”期间打了不少漂亮仗。

　　长征前夕，罗军长已经是九军团的军团长了。我因负伤住院，罗炳辉同志来看望我、安慰我，对我说：  “我们最近要出发了，去开辟新的地区，你安心养伤，听从组织安排。”我流着眼泪说：  “军团长，你不能丢下我呀!我要与你们一道去。”罗军团长说：“你的伤还未好，昨个走得动呢?如果抬着你走，牵累战士，你也不忍心呀!同志，就安下心来吧!”罗军团长说得那样亲切，那样诚恳。从称“兄弟”到称“同志”，他把我领上革命道路，我同首长熬过了多少日日夜夜，有多少难忘的往事啊!现在要分手了，我怎么不难过呢?我真想放声痛哭，我强忍着泪，默送军团长走出病房。此后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华南一带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我又有幸到新四军，在罗炳辉师长领导下工作。日寇投降后，罗师长北上山东，我们又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