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队从今年春季，在中国开始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攻势，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个攻势的第二个阶段，是以十一月前半月中桂林的占领而完成的。中国沿海一带，现在是完全被从大后方的主要地区割断开了。日本人已经占有了他们多年来所梦想的铁路干线，在衡阳、桂林、柳州等地区中的巨大的美国空军基地，已经落到日本人的手中去。在桂林的地区中，相当大的数目的中国军队投降了日本人。在整个一九四四年的攻势中，一共击溃了国民党的将近一百个师的军队。总括起来说，当日本人一方面在太平洋上接二连三地遭受了多次失败的时候，他们同时却在亚洲大陆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样一来，在远东方面就造成了一种战争旷日持久，和战事牺牲的数目增加的实际威胁。

　　中国失败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当侵略的力量到处都遭到失败，而日本人却能以他们在中国轻易获得的重大军事成功而自夸呢？在爱自由的许多国家的报章杂志上，这些问题是更加频繁地被讨论着。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公正的政治观察家和军事专门家，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这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中国统治阶层所施行的政策，具有着各种有机的缺点。这种政策的施行，并不是为了扩大和加强中国的军事努力，却反而是削弱和损害了它们。

　　(中略)

　　国民党中反民主的集团在军队中的政治影响，自然不仅不能加强和巩固战士的士气，反而造成了将领们的屡次的叛变，在军官与士兵中发展了有害的和不爱国的情绪。目前在中国，为日本人服务的伪军总数已将近八十万——这些军队的百分之九十又都是国民党的旧部队，难道这不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吗？而最近几年来，不是有成大队的兵士，由中国的将领和由这些将领的建议，而投降到敌人方面去的情形吗？

　　国民党庞大军队的按兵不动，以及这些军队从一九四○年起，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的逐渐的衰落，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事实，《美亚》杂志关于在中国战场日本军队伤亡的数字，远在去年就作了一个有趣的估计。看起来由八路军所造成的日本人的伤亡指数，在战场的第一年，假定为一○○，在此后三年中，即增至一七一，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中，则增加到了二一四。而同时，国民党军队的指数，至一九三八年降到八七，一九三九年降到八一，一九四○年降到六七，一九四一年降到六二，一九四二年降到三二。在战争的第七年上，由八路军和新四军所造成的日本人的死伤总数，已经达到日本人在中国总损失的百分之四二，虽然这两个军队在数量上还抵不到全中国军队的五分之一，并且他们的武器和军需，只是靠了他们最原始的兵工厂和从敌人手里抢夺过来的俘虏品。

　　据重庆的无线电广播称：在一九四二年初时，八路军就打击了十个日本师团和十二个旅团，而这样来牵制住日本在中国的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假如，此地区加上反对新四军和游击队的日本兵力，及汪逆精卫的部队，那就更明显了。就是远在一九四三年时，日本在中国的大半的兵力，是用了来反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其他民族抗战力量的。

　　自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五月间，统帅第五军的孙殿英将军，和统帅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庞炳勋将军叛国投降之后，在华北方面，就只剩了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抵抗日本人。虽然这些国民党的将领的投降，使得八路军的侧翼失掉掩蔽，但是它不仅胜利地继续打击着敌人，并且在一九四三年的九月间，它的游击部队还迎头击溃了由日本人从伪军将领的部队所组成的大队兵团。

　　所有公平的观察家，都一致地强调了由团结在八路军周围的各种民主力量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爱国精神。今年被派到延安的一位美国军事组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曾经公认了游击队的这些重大的军事上的成功。今年夏天，到过延安的许多记者，也作过关于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广泛出击的报道；并且还指出，在总反攻时，这些民主的力量，是能够给同盟国以很大的帮助的。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在一九四四年七月间写道：在华北现有五个游击区，包括五千万人口；在华中有八个游击区，拥有将近三千万人口；靠近广州的游击区，有四百五十万人口；海南岛的游击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口。只是在华中一带，就集中了九个半日本师团，和十三万南京政府的伪军，在进攻新四军和游击队。

　　从中国的民族利益的观点看起来，是应该尽一切的力量，来支持和鼓励八路军及游击队的作战，并且给它以帮助的。甚至在国民党的阵营中，所有以国家为念的人，也真正地号召这样作。可是，在同一阵营中，也有许多人是另一种想法和另一种行动。英国《新闻记事报》驻重庆的记者，在今年春天曾经这样写道：

　　“在军事领导方面，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是一个反对与共产党妥协的主要人物……假如他有可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行动的话，那么他早已就开始进攻共产党了。”

　　毫无疑问地，在重庆的统治阶级当中，有一些分子，他们是尽一切的力量，反对所有人民活力的。真正团结，又正是中国真正的复兴所必需的。在今年五月间，国共两党的谈判中，国民党中某些集团所采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