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九四三年六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这十二个月里中共军队在华中、华北二万三千次作战的平均纪录。延安凭借这种细小的战斗型式建立起理直气壮的要求七年战功的基础。

　　中共说从一九三七年战争开始时候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共作战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次，其中大多数是小战斗。在敌人对各抗战根据地六百四十七次主要的扫荡进攻中，有很多规模相当大的防御战。在这六百四十七次扫荡进攻中，敌人使用的军队每次平均四千人，最多的时候是二十万人。

　　中共也发动过几次反攻，如一九四○年著名的华北百团大战和许多中等规模的进攻。

　　他们说，将近八年的他们和敌人作战的战果是：

　　日寇的损失是伤亡五十一万一千四百三十四人，被俘三千八百八十人，逃走二百二十二人。

　　伪军伤亡四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五人，被俘二十八万二千四百九十六人，逃走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人。

　　在战争初起的六年半里，中共缴获敌人步枪三十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七支，轻重机枪五千七百七十一挺，山炮和别的炮五百八十九门。一九四四年初，中共正规军队和装备最好的民兵差不多使用着这装备的三分之二；自从一九四四年初以来，他们大概又缴获了许多装备。

　　他们对于敌人的运输、补给，敌人占领的城市的堡垒、矿山、工厂和发电厂都给了巨大的不易计算的损坏。

　　中共领导的军队的伤亡是：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华北，八路军官兵阵亡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五人，伤二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一人；在华中，新四军官兵阵亡四万七千九百九十三人，伤七万三千八百八十六人。

　　在中共领导的军队这些战斗纪录上还须加上一个悲哀的纪录——延安方面说，自从一九三九年以来，中共领导的军队一面对日作战，一面对重庆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中各地的进攻采取自卫行动，在这些自卫行动中延安方面阵亡官兵六万人。

　　据重庆国民政府一个最露头角的将领说，国民党军队跟中共军队作战，国民党方面阵亡了三万人。他说：“他们打死我们的人比打死敌人多得多。因为自从一九三七年他们和敌人打了几仗以后，他们就再没有打敌人。他们只是打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共在敌人手里的伤亡不过几千人。我想他们恐怕甚至无法把医院里一两个受伤的官兵给你看看。”

　　这是我在赴延安之前他在重庆对我说的。

　　我尽可能透彻地研究中共的军事系统，我向许多新由前方来的指挥官和士兵打听，我向从战区来的政工人员和非共产党员打听，我向跟八路军一起工作多年的林迈可和马海德【马海德，原美籍医生，1936—1945年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和八路军卫生部工作。】大夫打听。我读了敌伪报纸上许多文章，那些文章除去痛切陈述中共战斗的倔强和效能之外，还提供了关于中共对日战术上的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

　　中共能够在敌后扩大与巩固他们的攻势地位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他们的群众组织的力量。拥有九十一万之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过是个塔尖，二百二十万之众的民兵也不过是中共为了密切联系的对日军事经济政治战而发展起来的庞大战斗力的中层。

　　这些战争中的基本动力是人民自卫队(人民抗日救国会)。人民自卫队实际上是中共控制区域里的全部居民，大约实际上可有男女队员一千六百万。

　　敌寇虽然不断进攻中共的抗日战争根据地，虽然以残酷的暴行威吓无辜农民，但是很帮助了中共把他们领导的军队和各阶层人民融合成一个密切的利害共同体。不过使这个共同体形成一个积极而有效的抗日共同体的是以民主程序选出的村、乡、县、区各级委员会有目的的领导之下的自卫队。

　　这样的各级委员会似乎吸收了各社会阶层的最能于的人——农民和地主、工人、商人和从前的国民党官吏。他们唤起了并且煽旺了人民爱国的热情和警觉。他们教给人民以原始而有效的积极的自卫方式和正规军合作，因为敌后的复杂的战争往往必需乡村单独采取主动。他们有系统地训练人民给武装部队一切可能的协助。他们使当地人民成为时常跟敌占领城市的爱国民众合作的对敌经济战与政治战的动力。

　　自卫队队员在军事行动上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他们是军事情报组织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工作得很好，中共总是倚恃自卫队预先得到敌人移动的消息。自卫队员做一般的后方勤务和运输工作，他们抬伤兵、送水、做饭、送信。

　　所以中共领导的正规军和民兵里的战士愿意参加战斗行动与否是完全自由的。这是和国民党军队不同的。因为国民党不能用民主的作风跟人民做朋友，国民党不能动员和组织人民给军队以最大的帮助。

　　自卫队队员也可以变成战斗员。许多自卫队员志愿参加战斗任务，最强壮、最积极、最适于参加这种志愿任务的都收罗到青年抗日先锋队和模范小队里，这两个组织是由民兵构成的。

　　民兵的军事教育似乎是很认真的。这项军事教育由正规军里特别训练的干部担任，他们训练民兵步枪射击，掷手榴弹，置放地雷和一般的游击战术。因为民兵不只是协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友伴，而且是他们的后备兵，只要一个正规军单位必须补充或扩编，训练良好经验丰富的新兵随时随地都可以由民兵里动员。

　　大部分民兵似乎都急欲参加正规军队。倘若八路军和新四军无限制地接受合乎正规军条件的民兵志愿请求，八路军和新四军要比今天的大几倍了。

　　但是中共抑制住不大考虑经济的因素而专事扩充正规军的诱惑，这是中共在一般政策上所做的最聪明的决定之一。使太多的民兵离开本乡本土变成正规军人就意味着农民劳动力和粮食生产的减少，同时意味着维持正规军的农民负担的增加，那也意味着把正规军扩充到可靠的食粮供应的限度以外，威胁了正规军人的营养水准，破坏了军民关系。

　　延安对于经济一向给予最大的注意，延安认为经济是健全的军事政策的基础。重庆就没有这样。显然，只有到了一九四五年，蒋委员长在日寇攻占美军机场时所遭受的屡次惨败的影响之下，才知道一支数量庞大而营养不良的军队，比起一支数量微小而营养良好的军队的价值实在低得太多了。

　　“胜利要倚靠九分的精神力量，只倚靠一分的物质力量。”这是蒋介石常说的信条。在抗战这些年里，他似乎尽倚赖道德的劝告——对他的士兵和官吏，对“自私自利的地主”，对囤积居奇者，投机倒把者，对一般的人民，都采用精神的劝告，而不采用充分的经济作战努力所需的必要的物质手段。

　　延安也很知道爱国的精神的重要性——忠于职守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共领导的军队和一切平民干部中的教育和成就发生了主要的作用。中共推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只是为了创造扩大军队和以最大力量参加盟国对日最后陆地攻势的物质的先决条件，也是为了以满足军民的要求来提高军民的精神。

　　现在中共所以能够从民兵里大量吸收正规军人，就是中共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积极努力的有增无已的成功。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兵力在一九四四年春季共有四十七万五千人，到了一九四五年初便增加到九十一万人了。延安的军事领袖们确切地告诉我，在同一期间，民兵从一百十三万增加到二百二十万，民兵里有若干大的部分将渐渐合并到正规军里。

　　这儿有个特色——就是中共领导的军队由吸收民兵而壮大起来，和国民党领导的国军因一九四五年过迟的军事改革而淘汰了一部分营养不良风纪败坏的不合格的官兵一事正相对照。

　　八路军和新四军有两种战斗员。一九四四年春季，他们四十七万五千人之中有十三万一千人组织成特别游击支队，其余的三十四万四千人都是正规部队的第一线战斗兵。这两种战斗员没有多大区别，他们都是指挥部能够随时随地利用的专任的富有经验的战士。

　　几年来的斗争似乎发展出这两种正规军与其地方辅助队——民兵及自卫队——之间经济而有效的配合系统，以一个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单位，在任何地方必须采取攻势或守势行动时候，便自然得到比它自己实际人数多好几倍的力量。

　　在稍具规模的军事行动中，正规军要在战线上对付敌人的主力，因为正规军的装备最好。比较装备轻小的特别游击支队是对敌人截击、欺骗和诱误或袭击侧翼的专家。民兵困扰和伏击敌人小部队，埋置地雷，从事破坏工作，协助维持情报的联络，在当地给正规军带路。

　　加强与改善正规军、民兵、与自卫队里老百姓之间的合作，是战区各地这三个组织的政治和军事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

　　正规军人不但由他们的政治委员训练成一个给民兵与自卫队看的“模范抗日战士”，而且训练成给全体平民看的“模范抗日公民”。

　　正规军的若干单位，特别是民兵的若干单位的军事上的素质似乎很不一致，因为他们的军事训练虽然大致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许多障碍，他们的训练便有的不能如期进行。

　　第一，训练的时间很少，甚至战斗停顿时期都是如此。民兵在基本上是生产者，甚至正规军也因为他们作战的战区的贫困，和延安注重人民捐税负担的减轻，也不得不从事许多生产工作。

　　不论正规军人驻在什么地方，只要驻个相当时候，便领导农民开垦荒地，帮助农民耕种和收获，这样是为了补偿敌人的行动给造成的许多村镇的人力、家畜、工具和食粮的损失，正规军人必须纺制农民或小纺织厂所用以生产正规军人所需的布匹的线。他们必须时常帮助从原始的矿坑里挖掘煤铁来供给为数不多的制造手榴弹、地雷和原始的炮的小兵工厂。

　　所以训练必须在既没有军事行动又没有紧急的生产工作时候实施若干小时、若干天，或者若干星期。军队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倘若不是急行的话，往往在路上实施战术演习，在战斗或生产工作的间歇时候也是如此。军队里似乎有种真正为了成就而进行的竞赛精神，这种精神使每个部队都热心尽量学习和实践。

　　另一个障碍是训练装备的缺乏，特别是弹药缺乏。常用的射击演习就是跟敌人的实际战斗。一个刚从前方回来的青年指挥员对我说：“倘若你有弹药而且想演习射击的话，你顶好是向敌人演习。因为敌人多得很。”

　　相当大的一致的编队训练是很难的，因为正规军的各单位大都散布在广大的区域里，而且时时刻刻在准备进攻或防御。但是这种训练还是必要的，因为许多分离单位的联合作战，时常在广大区域里的地方性战斗的蔓延过程中发展起来。

　　所以在战斗之后就紧跟着采用最大可能规模的“事后”讨论方式。参加了这些战斗的各单位举行会议，任何参加会议的人——军官、士兵、甚至民兵都有批评的自由。

　　团部、旅部和师部都特别努力对指战员给以高等训练。指战员们差不多都是行伍出身。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县的“抗日大学”【抗日大学，应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每年训练从前方来的指战员数以千计。其中有些是专受教育民兵，甚至领导民兵的训练的。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战员们及士兵们都须把相当部分的闲暇时间用在军事政治和文化教育上，他们似乎都以很大的热情来学习。从我在国民党封锁线两面所见的来判断，延安军队的常识，实际的智慧和敏感，及识字的水准显然比重庆军队高得多。

　　中共领导的军队所面临的日本堡垒系统之庞大真是不易想象的。敌人试图保护他的四千六百四十英里的铁路和中共战区里的三万五千英里公路的一部分；因为中共在敌人的铁路和公路各段活动着。一九四○年的三个月的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破坏了华北各地敌人铁路二百八十英里和公路八百八十英里，于是敌人看到中共对他的生命攸关的交通线的日益增长的危险。

　　从那时以后，日军便用多少万强迫劳动者在大量军队的“保护”之下扩张并改善他们的堡垒。甚而这种扩张与改善的工作都成了跟中共斗争的事。因为中共攻击许多据点，时常解放强迫劳工者，然后跟他们一起破坏他们刚才修建起来的东西。

　　日寇在中共战区里所控制的铁路沿线和他们主要城市的前哨的周围建造的堡垒系统是这样的：

　　又宽又深的防御壕沟约七千英里。周围建有壕沟、地下避弹室和地道的构筑精细的砖建的强固据点和营舍在一万处以上。封锁用的墙壁和铁丝网障碍物数以百英里计。

　　但是中共继续他们的成功的攻击。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他们在华北和华中各战略区域一共破坏了铁路三百三十六英里。他们攻陷并毁平了好几千处营舍和强固据点。日本打算用这个庞大的堡垒系统进行攻势，把这个堡垒系统作为窒息和消灭中共的堡垒网，但是中共粉碎了敌人的这种企图。

　　日寇及其傀儡非但没有能够夺回中共控制的区域，反而实际上被困在他们交通线沿线和大城市周围的狭窄的地区。差不多敌人每个强固据点和营舍都不断遭受围攻，驻防的敌军时常感到补给特别困难之苦。中共哨兵监视着日寇用以迅速增援到受威胁的营舍的在战略地位上每英里的壕沟。中共的情报系统比敌人优越得多，中共能事先得到敌军一切移动的情报。当地民兵单位的发展，加以中共正规军队的机动，把他们一般的防御力量大为改善了。

　　敌人的堡垒大部分的设计是为防御手榴弹和步枪的攻击，比机关枪更重的武器是防御不住的。所以只要中共能从盟国得到比较小量的高度爆炸物和巴组卡时候，敌人的这些堡垒便无法防守了。

　　但是纵然没有这种供应品，当盟国最后对日陆上攻势开始时候，中共也能给敌人交通线以巨大的损害。因为到那时候，为了使敌人的战略铁路和公路不止于中断几天或几个地方，中共牺牲大量的人和他们为数不多的弹药是合理的。

　　中共在不断地战斗，他们不但困扰敌人——他们所得多于所失——应付得过敌人不断的进攻，而且由于准备最后的反攻，坚持扩张他们领导下的领土而改善了他们进攻的地位。

　　我在延安的时候，中共显然在详细计划着反攻。华北、华中各战区的主要将领大部分都在那儿。他们报告他们的进展，和毛泽东、朱德及延安参谋部商谈。他们琢磨并调整他们的计划。在他们之中我遇到使我认为是具有非常性格、能力和知识的人物，而且我发现他们给了别的外国人同样良好的印象。

　　(中略)

　　陈毅将军把华中抗战根据地为了盟国对敌最后陆上攻势所做准备工作的良好的进展做为谈话的主题。他说：“新近我们得到许多实际而且甚至更潜在的力量。我们的正规军离上海不过四十英里，离南京不过二十英里，离汉口不过三十英里。我们的便衣游击队的活动离这些城市更近了，几乎到了能够看见城厢的地方。我们在这些城市里边的组织是强大的而且正在准备……”

　　倘若延安的军事领袖们服从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命令把八路军保持着“核准”的三师(共四万五千人)的数目而没有一个民兵，倘若新四军果然服从了重庆的解散的命令，……倘若动员敌后民众所必需的政治经济改革没有实行……那么结果怎样呢？

　　结果是今天在华北、华中就不能有抗日战争根据地。……敌人就能充分控制了现在大部分在中共手里的广大的资源，……日寇几十万大军就能调走去对付盟军。……在广阔的区域里对于盟国的最后陆上攻势不能予以武装的支援！……抗战根据地里九千万居民就不能得到抵抗日寇压迫的保护，也不能得到现已开始的社会的进步。……

　　我记得在欧洲什么地方——我相信一定是在奥匈帝国【奥匈帝国，1867年根据奥匈统治阶级间的协议在奥地利帝国基础上建立的二元帝国。奥皇兼为匈牙利国王和帝国元首。】，对于在战地未服从命令而打击敌人获得了显著的成功的军官奖予高级勋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袖们——纵然犯了不服从命令之罪——也配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获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