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的抗日根据地一如华北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典型。让我们综合地考察一下与新四军的始末有关的华中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创始时只有游击队一万二千人，后来便渐渐成长至拥有十八万经过训练的穿制服的正规军。他们扩张他们的保护圈，将他们的华中活动区的六千万人民中的三千万由敌人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在这支军队全生命的六年间，经过了一万七千五百余次的战役；反抗了敌人所发动的一百二十次的扫荡战；杀死并杀伤了二十四万多的敌人及伪军，并且更俘虏了三万四千多敌伪。他们的卤获品有十二万四千支来福枪，二千六百挺机关枪及一百门炮。他们的损伤是：被杀官兵四万五千人，受伤六万五千人。

　　照重庆当局的说法：新四军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安徽事件【安徽事件，即皖南事变。】以来便不存在了。当时的真相至今还是令人茫然不明。可是共产党说：“新四军从中央政府最高统帅部得到了由长江北移的命令，我们忠诚地接受了这个命令，但是，我们却意外地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一万名左右的新四军不是被杀便是被活捉了。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新四军公然地被解散后，残余的部队便回到延安听命。延安当局从新四军的将校中选出代理总司令。他仿照八路军重新又组织起新四军，“我们继续对日本及盘踞在我们后面的中央军进行反抗。”

　　下面是蒋委员长关于安徽事件发表的谈话：

　　“新四军的违抗军令，攻击友军甚至于暴动及怠业等恶行，必须加以制止。这完全是彰明军法的措施。除此之外，根本没有政治势力范围及党派关系等问题混杂在内。

　　“一九四○年十一月最高统帅部命令新四军北移到某某指定地带与敌人作战。新四军不但不听从命令，坐视良机错过，更恣意南下，实行早已计划妥当的动员，竟擅敢于白昼间袭击四十师指挥部。这种公然的叛变行为，便是以军法解除新四军武装的原因。政府于去年曾自重地固守盟约，要求新四军更改素不服从军令的错误，但是新四军却顽强地固执着他的恶魔路线，以致最终走到不可收拾的状态。事态发展到绝对需要采取积极行动的地步。我自己觉得非常悲痛与羞耻，因为部下的错误与失败须归罪于指挥官，我个人对这个不幸事件感觉有责任，你们无论谁都不该感觉欣悦。你们要想起‘新约’【新约，即基督教的经典《新约全书》。】中‘四百九十次宽恕’的教训。新四军已超过了这个‘宽恕’的次数了，假使我自己不愿犯忽视我国幸福的大罪，那么这里便再也没有饶恕新四军的余地了。”

　　当我与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谈话的时候，陈军长反驳蒋委员长的谈话说：“那都是胡说，哼！事实正是相反。究竟是谁先杀谁？究竟是谁先打谁？请你想一想，以我们的劣势军队，我们敢于白昼间袭击一个足以消灭我们军长亲身统率的一万最精锐部队的强大军队吗？混蛋！”

　　(中略)

　　一九三七年日本开始侵略战争时，困在山里的陈毅与他的游击队才因国民党的讨伐军撤退北上而得到了解放。陈毅与他的同僚请求参加国民党一起抗日。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他们才得国民党的同意。于是，散布在华中八省的数万游击队中的一万二千人被承认编成新四军。新四军遵守重庆政府的命令，沿着长江集中在上海及上海——南京地区。重庆政府允诺在华中赤区解决土地问题，允许共产党参加地方政府并补给新四军抗日。

　　陈毅坚决地说：“国民党破坏了所有这些诺言，我们请求抗日完全出于自愿。否则我们很可能仍自由自在地留在我们的根据地里不分青红皂白地牵制国民党军队。”

　　当新四军由长江地带移防时，长江一带的守军都不允许新四军入城。可是，相反地却有很多人从城里逃出加入新四军。照陈毅说：新四军很迅速地就增加了十万左右的生力军。但是，他们却被严命不许增加数目。他们虽然于一九三八年到了南昌并在该处设了司令部，但是，重庆政府却没有叫他们开赴长江前线的真意。当年七月他们终于到达了上海、芜湖及南京地区。他们从南方开到长江的军力是八千人，其余的四千人渡过长江到达了芜湖对岸。

　　他继续说：“其实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事实上已放弃了这个地区。这块地区已成为土匪及统治地方政府及人民的傀儡的天下。我们穿着很象日本军服的黄卡叽制服，误认我们是日本人的老百姓们手拿着太阳旗老老实实地出来跪在我们面前。他们发觉我们不是敌人的时候，他们真欢喜极了。我们马上开始与敌伪及地方土匪作战。那年底，我们的军队便增至三万人，这应完全归功于我们的扩大游击战。汉口沦陷以后，日本军一向是看不起中国军，所以他们对我们也不加注意。因此我们得以机会突袭敌人。我们有时以巧妙的埋伏将敌人的整个连消灭。亲眼看见我们奏功的老百姓们争先恐后地来参加我们。他们特别对于我们士兵的纪律感到满意。我们的军队严禁向老百姓强取任何东西。在我们行军时，我们一定先与当地的长者打个商量，然后才令军队驻扎过夜。我们的军队把屋子打扫干干净净，而且在我们离开以前把各种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放回原位。由是观之，那么有很多人要参加我们的队伍还算什么稀奇吗？我们欢迎所有要抗日的积极分子。我们以抢自敌人的武器把民众武装起来，把他们训练成国民兵。随着我们军队数目的增加，我们愈觉得局促于南京附近的小地区的困难，我们的活动被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束缚在这块小地区里。此外敌人更开始对我们倍加注意，以劲旅对我们的过量大集中发动攻击。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将兵力散开渗透到敌后为妙。我们的这种行动，大概就是我们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间的第一个症结。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严令我们集中留守在指定的地区里，但是，这个区域很明显地就是敌人攻击的脆弱目标。正当这个时期，降敌的国民党军队一天比一天多。在这些降敌的军队中有袁佐培直接指挥的在上海——南京地区活动的直属××的忠义救国军。忠义救国军的一部分马上加入了城中的傀儡，其余的停在城外的村庄里。由于他们把他们的军队分成两部分，所以他们能两面工作，全线无战事地活下去。可是，重庆政府却命令我们新四军至少在十天内非作战一次不可。但是，每当我们袭击城里的伪军时，××便骂我们说我们打他的军队。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继汪逆精卫的建立傀儡政府，有五万名××系军队在何应钦指挥之下投降于日本。一九四一年李长江麾下的五万名又投降于敌人。我们新四军必须与这些叛逆者作战。这群新傀儡熟悉当地的地形，所以我们与他们作战时吃了很多苦头。”

　　事虽如此，但是，新四军在恶劣的条件下仍继续生长，作继续扩张他的势力与活动圈。安徽事件以后，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指派陈毅代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同时共产党更决定：新四军受延安朱德总司令部的最高指挥。

　　日本军采取了各种各样对付八路军的战法与新四军作战。敌人时常在秋收后，也就是当五谷剩在平原上很少，甚至于没有掩护新四军的东西时，才发动扫荡战。“坚壁清野”战术，就是用以根绝新四军，使新四军失去躲藏的地方的战术。日本军说：“扫荡战好象是梳头，而‘坚壁清野’却是剃头。”

　　陈毅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象大力士似地始终不停地在斗争着。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补给我们作战必需品的后方根据地，所以我们必须经常地发挥主动的能力，寻觅敌人的弱点，为着抢夺武器及给养而打敌人。加之攻击是最好的防卫啊！当敌人集中而我们感受重压时，我们便暗中散去。因为我们的武器落后，弹药缺乏，所以我们主要的是在夜间用大刀及手榴弹作战。我们更向敌人作宣传战呼喊战及优待俘虏。一方面游击队与新四军在上海、南京、汉口等长江沿岸大城市的城边活动，他方面则正规军在距这些城市平均一日的路程内保持着根据地。他们握有上海以北约六十英里的沿海一带及距南京城二十英里距汉口三十英里等地区。大反攻开始时，我们将成为收复这三个华中最主要的大城市的先锋。”当然，他并没表示新四军自己便可能或将要作这件大事。他说：“由于我们缺乏武器与配备，所以我们所能作到的最大限度便是与敌人纠缠不休地打下去。为着把敌人一下子就打出去，我们需要国民党中央军的全面的合作与协力。此外我们更需要同盟国海陆空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