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和成钧同志受中央派遣，从延安来到武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当时叫长江局)的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罗炳辉等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也就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罗炳辉同志。

　　不久，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的投降卖国路线，使得日寇肆意进逼，大后方的武汉处于沦陷的边缘。为了抗击日寇，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罗炳辉同志奉命到新四军工作，我和成钧同志也接受命令随罗炳辉同志前往。

　　罗炳辉同志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我和成钧同志分配到四支队八团。一九三九年七月，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五支队，罗炳辉同志兼任支队司令，以后继任新四军二师师长、新四军副军长。在这期间，我一直在罗炳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进行战斗和工作。罗炳辉同志卓越的指挥才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九、十月间，罗司令率支队三千多人进入淮南津浦路东，在来安、半塔集、自来桥、张公铺、’议涧和竹镇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组织抗日力量，对日伪顽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建立根据地的初期，顽固派勾结地方的一些反动乡保长，对根据地进行干扰破坏，有的制造军事摩擦，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挤走我军。为了激励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打击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罗司令决定攻占来安县城，振我军威。于是，我们和日伪顽在争夺来安的战斗中展开了相持不下的几次拉锯战，最后打下了来安。攻陷来安，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士气，当地老百姓象过年节一般地高兴，他们把罗司令带兵三打来安城的事迹编成故事、顺口溜四处传扬。

　　第一次攻打来安城，是在我军刚建立革命根据地不久。那时，日伪顽企图乘我军初来乍到，立足未稳而一举消灭我军，在此关键时刻，罗司令当机立断，下决心打这一仗。通过这次战斗，狠狠教训一下日伪顽。战斗之前，我军干战对日伪顽的罪恶行径就忍无可忍，命令才颁，广大干战便摩拳擦掌，情绪十分高昂。战斗一打响，我军健儿势如猛虎下山，长驱直入，所向披靡，打出了威风，来安战斗首战告捷。这次战斗打得狠，解决问题干净利索，平时穷凶极恶的几百名鬼子和伪军，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之下，犹如丧家之犬，逃出来安城。我军轻取来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为了巩固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我军由罗司令率领从来安作战略转移。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和汉奸王国六(当地群众叫他“亡国奴”)的伪军共四百多人又偷偷摸摸进了来安城。他们对我军实行报复，竟然在离县城十多里的百石山埋伏下来，妄图对我们搞突然袭击，歼灭我有生力量。

　　罗司令根据侦察得到的情况，对敌我双方作了认真的分析和比较，提出了争取主动，趁敌主力隐蔽在外之机，袭击县城的作战方案。他指出，敌人虽然占据着地主豪绅的深宅大院，但他们对周围的情况不熟。而我军则可依靠人民群众和本地战士，深夜拆去城墙，从暗道中进入敌人心脏，给它来个中心开花。大家对罗司令的分析都很佩服。紧接着，罗司令对战斗作了详细的部署。当我军对来安县城发起猛烈攻击，一举攻占来安县城之后，埋伏在百石山的敌人慌了手脚，方知进了罗司令设下的圈套，被杀了个回马枪。这就是二打来安。

　　一九四○年夏，正值麦收时节，鬼子出动二百多，伪军出动一千多向来安进行大“扫荡”。敌人准备了大量的运输工具，趁夜间冲进来安，抢夺粮食。我军立即得到老百姓的报告，加上部队派出去的情报员所掌握的情报，我们对敌人的动向进行密切注视。

　　罗司令当时住在簸箕湾，他根据掌握的敌情，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布置战斗任务。命令我们八团一营从城东北角下水道进入城西，二营攻占城东的老油房；成钧同志所率十团攻占城东南水口。罗司令部署的作战方案十分周密，三路队伍犹如一个三角形，将敌人紧紧地围在正中。

　　我根据罗司令的布置，总结了前两次打来安的经验，领着部队鸡犬无惊，悄悄地进入了下水道。摸进城后，前边的战士捉到一个伪军岗哨。经过审讯，掌握了日军、伪军的住地及兵力分布、武器装备等情况。我安排了两个连对付日军，一个排在齐家岗作为机动接应力量。我带两个排继续侦察敌情，以便对全营的战斗作出较为正确的指挥。

　　夜间十二点，战斗打响了。我们的轻重机枪齐发，手榴弹、炸药包在鬼子的火力点上开花。我们在炸药包里放了较多的硫磺，投向敌阵，易于燃烧。还将这种炸药装入竹筒，制成土雷管，再在竹筒外面包上破布或捆上稻草，上面浇上桐油。这种土雷管既爆炸又燃烧，转眼问敌人的营房已成一片火海，只听到鬼子在烈焰中鬼哭狼嗥。

　　我赶到老油房罗司令的指挥处，向他汇报火攻鬼子的战况，并提出准备黎明前撤出战斗，以防鬼子增援的想法。他听了很满意，并说：  “一个指挥员不但要坚决执行命令，还要根据随时变化的战斗情况，机动灵活地决定变化后的战略战术。”

　　这次战斗消灭了鬼子一百多人、伪军二百多人，余下的日伪军没有捞到一粒粮食而慌慌张张向滁县方向逃跑了。

　　这次战斗就是三打来安，又称火烧来安。这三次攻打来安都是罗司令亲自指挥和部署的。三打来安后，敌人慑于我军的威力，不敢轻易来犯了。我军驻扎的马集、施家集、水口、雷官集、大英集东南边到四号墩等地区日益巩固壮大。

　　皖南事变后，罗炳辉同志先后担任新四军二师副师长、师长。为了团结抗日，我军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再三劝阻，希望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以抗日救国为重。但是，他们不改故辙，一意孤行，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肆意挑起事端，制造摩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军只得奋起反击。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国民党桂顽一七一师一个加强营和安徽保安第八团、第十游击纵队等各一部，侵占我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广兴集、周家岗和大桥等地，企图迫使我抗日武装退出路西地区。进犯大桥镇之敢是一七一师五一一团第一营四百余人和定远县大队近四百人，定远县政府工作人员三百余人，总兵力为一千一百余人。敌人到大桥后，到处修筑工事，层层设防，且占领了有利地形。武器装备有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和掷弹筒等。驻守大桥之第一营系桂顽主力之一。营长韦岗是血债累累的反共分子，因“剿共”积极和反共有功而被其主子赐为“反共先锋”，备受反动战区司令区汉年赏识。定远县的顽县长兰荣甫兼任县大队长，也是与人民为敌的顽固分子。

　　罗师长又把争夺大桥镇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团。张云逸副军长说：  “这是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歼灭战。你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指示，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罗师长接着说：  “你的对手是一颗钉子，较难对付。打蛇要打七寸，我们要抓住敌人的致命点，狠狠地打。”

　　我们的对于是顽固透顶的反动头子，因此这场战斗一定要当作攻坚战来打，而且一定要打胜。根据太平集会议拟定的作战方案，我们对敌人实行南北夹击。战斗是在夜间打响的，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下午才结束。开始时，战斗进行得很艰苦。敌人利用坚固的工事和配备精良的武器据以死守，我军处于攻势，加之装备差、弹药缺乏，所以伤亡较大。我及时调整兵力部署，选择敌人阵地的薄弱点，集中力量勇猛冲锋，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聚集在大庙里的敌人慌做一团，企图突围逃命。我们立即用机枪封锁庙门，并使用掷弹筒向庙里发炮。第一炮就结束了反动头子韦岗的狗命，敌群顿时象无头的苍蝇乱了阵脚。我乘势又连发数炮，庙里的敌人伤亡更重，余下的匪兵都争相拼命突围。就在这时，我们的手榴弹、炸药包不断在敌群里开花，战士们一鼓作气冲入敌群，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挥动大刀和抡起刺刀劈杀敌人，敌人除击毙外，全部当了俘虏。我团以少胜多，一举夺下了大桥镇，完成了师首长交给的战斗任务。大桥攻坚战结束后，师部对参战部队作了嘉奖，发给我团奖旗，授予“铁锤子团”的光荣称号。

　　我解放区军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宣布无条件投降。坐山观虎斗的蒋介石乘机下山摘取胜利果实，密令日伪不向我军投降。我军根据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为日寇投降一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命令，对盘踞在韩庄车站的一个日军中队和驻韩庄镇的伪军一个师予以消灭。这一任务又交给我们团完成。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我接到陈毅军长的电话。陈军长身系重任，通常情况下是不会直接打电话给我的，我想一定是有重要军务。

　　“你是吴公吗?”陈军长幽默地问。

　　“我是吴华夺。”

　　接着，他向我布置了任务，他指出：蒋介石在停战问题上玩弄阴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因此，我军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于不愿向我军投降的日伪军，必须坚决消灭。并命令我部坚决消灭韩庄日伪军，把推进韩庄的国民党五十七军一个师赶出去。

　　罗师长根据陈毅军长的指示，当即作了军事部署。他说：“这次战斗的重要性，陈军长已经讲了，你们必须抓紧时间，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战斗要速战速决，只能胜不能败。”罗师长就是这种作风，历来干脆果断，从不喜欢讲价还价。

　　韩庄素有战略要地之称，它直接控制着微山湖，是进入山东的天然屏障，鲁南的重要门户。韩庄和台儿庄都是驰名的古战场，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把敌人消灭在韩庄，战斗是艰巨的。

　　从下午三时接到电话到夜问八点投入战斗，当中仅有四、五个小时的准备。我把任务向各级干部传达之后，群情激奋，斗志高昂，大家坚决保证：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在十二时前打下韩庄。

　　为保证战斗顺利进行，我命一个营用两百公斤炸药炸毁了运河大桥，以截断敌人的增援和堵住敌人的逃路。随即带两个营直冲韩庄镇。敌人尚未摸清我兵力，已被突如其来的猛冲猛打消灭了有生力量，等到敌军开始还击时，已被我团和配合作战的兄弟部围得水泄不通。这次战斗一举歼灭日伪驻军和顽军一个师，生俘敌团长两名，缴获辎重武器无数。一部分企图逃跑的敌人也因大桥被炸而纷纷坠入运河身死。

　　当我们正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罗师长带着朱绍清、高志荣同志来了。一见面就说：“打得好啊，打得漂亮。你是怎样部署的?”

　　我将战斗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罗师长高兴地说。  “你们给我把这个桥头堡拔了功劳不小呀!”他又说：“我们占领韩庄，就守住了山东大门。”他对我们这次战斗，从接受任务到全歼敌人只用了不到九个钟头非常满意。

　　部队之所以敢打敢拼，连战皆捷，是与师长平时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分不开的。他常说：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在师长的带领下，二师的练兵运动从未间断。罗师长尽管身体不太好，仍然坚持到操场检查训练情况和参加操练。部队比武时，他将马克辛重机枪提起来，象举柴块一样连举几十下，端起来可描二十分钟。罗师长还能在一百公尺内举枪打鸡蛋，三、五十公尺内打麻雀。如果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是不会有这样神奇的功夫的。

　　罗师长要求部队在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狠，练兵时则要求个人技术精益求精，射击尽可能做到百发百中。在练习射击中，战士们一端枪就是半小时或者一小时，在枪上和肩夹下放石头，苦练耐力和持枪平稳。埋伏训练时，蚊叮虫咬不能动，待敌静如山，杀敌猛如虎。越沟涧、过独木桥无论多么艰险也要一往无前。投掷手榴弹，不仅要求投的远，更主要是投的准。练劈刀，要求舞动有声。练刺杀，要求出枪快，做到稳、准、狠。侦察摸哨要求没有响动，出其不意，抓住敌人。

　　对干部，他要求更加严格。他认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关键在于干部。有时在战士和群众面前，对干部进行公开表扬或批评，奖惩严明，决不护短。要求干部做人民群众的“牛”，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明确规定干部的职责范围，强调各级干部必须人尽其责，决不允许任何人玩忽职守，即使是政工干部也要熟悉军事，加强军训，否则不能指挥打仗。罗师长常对干部讲：  “‘强将手下无弱兵’，有什么样的将，就带出什么样的兵。一支队伍有无战斗力，就看带兵的人是否吃苦在前，以身作则。”

　　罗师长常对部队进行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传统教育。他要求一个战士就是一个单位，在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即便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和敌人拼到底。他说：“一个革命战士，死在战场上是光荣的。”同时，他又慈父般地关怀每个干部和战士，切实地关心他们的疾苦。他常去探望伤病员，慰劳部队。在战斗间隙抓紧生产，改善部队的物质生活，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只要一有战斗，罗师长命令一颁，全师干战就奋力向前，夺取战斗的胜利。

　　罗师长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余年了，但他对党的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他一生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心中，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