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确地认识到解放区是抗战的关键之后，便从解放区着手。它对延安只是采取不认真的进攻，因为新民主主义抗战的力量并没有什么中心，而在于老百姓已增强的意志、组织和信心。攻占边区只会成为日本自己战线后面又一个伤脑筋地点。此外，这还会消除共产党部队和国民党后方之间的唯一共同边界。这条边界对日本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是一条磨擦线而不是合作线。这条线牵制住许多军队，不断发生危及中国团结的事端，保持着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仅剩的希望。

　　解放区在经历了珍珠港事件前的大扫荡战役后有了一段喘息时间，日本则进行重新组合准备发动新的战争。他们不是躺下休养创伤，而是收回他们失去的一切，并把边界进一步向前推进。采取了协调配合的局部行动，尽可能阻挡日军撤向太平洋战线，并且向每个战士说明了这个目标。

　　这些都是为了使盟国能有一个巩固自己防务的机会采取的“牺牲行动”。当盟国在东南亚的阵地不经一击垮了之后，日本采取了报复行动。它没有把军队从华北撤走，相反还增派了军队。随之发生的战斗是一场为了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八路军暂时被全部赶出冀中。设在晋东南山区的司令部本身被包围，参谋长左权牺牲。官兵伤亡很多，老百姓死伤更多。日本人凶暴地故意把毒气压送进老百姓躲藏的山洞和地道。解放区的官员很肯定地认为他们还散播了淋巴腺鼠疫。由于没有科学设施，无法证明这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敌人过后许多地方出现了这种以前没见过的疫病。

　　与此同时，日本人的政治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杀一儆百的恐怖行为如“巩固和平秩序”和“三光”【“三光”，即烧光、杀光、抢光。】之外，又加上了最初于一九四二年末在长江中游一带实行的新办法“清乡”。这个办法是日本人和他们的傀儡汪精卫的新创造。这是仿效国民党在十年内战时发明的那种活动，但是许多细节却加以发展了。

　　新四军司令陈毅向我谈起了什么叫清乡。他解释说，“敌人改变了把部队铺开到我们整个地区以便象以前一样达到最大程度恫吓和破坏的做法，而是派大量驻军加上许多伪军、官员、警察和特务渗透到指定的小块地区。他们驻扎三个月，逐村‘清理’，审问每个男女儿童，以搜寻我们的便衣游击队、民兵、地下工作者、伤员以及总的说来任何帮助过我们的人。”

　　“在这三个月中，谁都不能离开，每天要点名。曾经同我们打过交道的‘危险分子’被处决或监禁。表现出爱国情绪的‘可疑’分子受到管制。日本人的走狗和那些被认为‘无害’的人，则发给良民证，使他们虽没有免于受辱，至少可以免于惩罚。”

　　“你们怎样对付这种情况？”我问道。

　　“主要是靠军事行动，”他回答说：“我们动员我们所有的部队，打击不论远近的敌人的每一个可能的薄弱点，迫使敌人重新把力量分散开。与此同时，我们把土生土长的游击队的小股武装小组派回遭到清洗的地区，隐蔽在树林、灌木丛和比较勇敢的农民的家里。这些人晚上出来，袭击最可恶最活跃的伪军，因为这些人了解当地情况，没有他们，敌人无法工作。武装小组同老百姓接触，告诉他们我们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干。这样的活动收到双重效果，使汉奸害怕而采取磨洋工政策；使老百姓感到，尽管敌人大量集中，但我们仍然在那里打击压迫他们的人。”

　　“因此，清乡的做法开始失灵，”陈毅继续说，“敌人在头半个月或一个月一切似乎还能随心所欲。然后，敌人的一部分军队就不得不撤离去应付其它地方的告急警报。于是，伪军就越来越害怕。然后，我们的老百姓便比较大胆，团结到游击队周围袭击小股日军。最后，向伪军士兵开展广泛的政治攻势，那时，如果情况顺利，他们已接替了大部分日本驻军。我们的农民大胆地告诉他们，正如他们亲眼看到的，新四军是不可征服的。农民问他们，作为中国人，为那些连他们也保护不了的民族敌人效劳能有什么好处。”

　　“到第三个月时，我们已能够开进较多的游击队。伪军开始整批整批倒向我们。我们的正规军也回来了，敌人又得一切从头做起，而且处于不利状态，因为老百姓已经看到他们垮过一次。”

　　9．解放区反攻

　　要是有什么人以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对政府军的溃败感到高兴，那就想错了。在日本人大进攻期间，我一部分时间在国民党中国，其余时间在延安和晋绥地区。那里的反应既愤怒又忧伤。

　　一方面是正规战线后面的人民渴望打胜仗，另一方面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强烈向重庆提出新要求，希望准许他们去支援。八路军主动提出派他们自己的部队去河南战场，新四军则提出去湖南。虽然他们难于从自己的地区抽调大量部队，但他们觉得即使是派去几个旅也会使情况大大改变。他们的人身体好，训练有素，懂得怎样动员民众抗战。经验证明，他们能够边战斗边扩大实力。

　　尤其是湖南，许多老红军都有个人感情。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湖南人。不少指战员的家属还在湖南农村和城镇里。一九四四年中，延安的人谈论起无线电广播的关于那里的战斗的消息，比讨论延安主管地区的局势发展更活跃。当我同八路军一二○师传奇式的师长贺龙谈起湖南吃的败仗时，他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虎那样咆哮起来。“内战期间我在湖南各地打过仗，”他说，“在长沙一带打过，在大小湖泊里打过，我一个团把国民党整整一个军牵制了好几年。现在，国民党在那里人数上占优势，武器比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好，还有盟国飞机。但他们却让日本人打进来了。狗崽子。狗崽子。”

　　延安对这次极其紧急的非常情况的另一种比较有组织的反应，表现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纪念抗战七周年发表的口号中。解放区的每个村里都宣读了这些口号，并且书写在墙上。有这样一些口号：

　　向全国人民、前线的军队、反法西斯盟国——美苏英——致敬。

　　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处在危机之中。同胞们！起来保卫西南和西北。不让敌人夺取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

　　要求重庆国民政府改善全体军人的待遇和教育，加强纪律和战斗素质，打退敌人！

　　要求国民政府保护自己后方可以增强抗战力量的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

　　要求国民政府放松封锁，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同其它军队一样的薪饷、装备和物资，派他们到河南和湖南去粉碎敌人的包围封锁与进攻！

　　要求国民政府释放被俘的新四军和其他所有被关押的爱国者；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给人民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准许所有抗日党派团体合法存在并加强他们的团结。

　　要求国民政府取缔投机、垄断、囤积居奇；发展农业、鼓励私营工业的积极主动性和有益的商业；采取措施克服经济危机，为全国的战时经济奠定健康的基础。

　　各解放区的军民！配合正规战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扩大游击活动！加强民主和合作生产！为在反攻中发挥先锋作用做好准备！

　　沦陷区的人民！你们获得解放的日子不远了！继续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斗争。做好准备起来支援抗日反攻！

　　全体人民都要支援在华战斗的盟国军队。保护盟国飞行员。支持盟国在莫斯科、开罗和德黑兰作出的打败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决议。全国都要为反攻作好准备，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统一的跻身于民主和平世界的新中国作好准备。

　　这些口号并非仅仅是空话。除了向重庆提出具体的合作建议之外，甚至还同封锁部队联系，如果反共堡垒西安遭到进攻，如何采取联合行动保卫。军事当局和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都非常详尽地讨论了如果要求他们提供援助时，他们究竟怎样援助。

　　我当时亲自听到的民选代表高森山在边区参议会上的发言，充分说明延安本身的人民的情绪。高在讲话时转身对着墙上的蒋介石画像雄辩而直率地说：“我要对你说几句，委员长。你曾经宣称，只要还有任何中国人被奴役，你就觉得好象自己被关在监狱里一样。我们在边区有同感。我们不多说，但为此而努力。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为你争面子。如果全中国都产生同样的结果，你的荣誉就会更大。这里和其它地方有亿万人民想帮助你成为真正的四大国之一，一个强大的民主的中国的伟大领袖，而不是仅仅出于礼节。

　　“这难道也犯罪吗，蒋先生？要是不给予人民权利并鼓励他们工作使我们能赶上其它国家，中国怎么能进步？难道你喜欢你的追随者是一些拥有许多奴仆的一事无成的二流子和寄生虫吗？这是亡国之路。我们要帮助你，帮助我们自己。你应该感谢我们，为什么你反而要打我们呢？”

　　虽然关于实现战线之间合作的建议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结果，但是各解放区已转入进攻。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攻势是自从一九四○年百团大战以来所有根据地的第一次协同进攻。如果两条战线合在一起看，这是自从一九三八年台儿庄战役以后中国最大的一次攻势。但是在形式上仍然是由各自为战的游击行动所组成。由于解放区部队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使之仍然被迫避免进攻大城市和日本的重要中心。

　　这次攻势的一个目的是在尽可能多的地方牵制住敌人，从而支援了正规战线。第二个目的是摧毁敌人在华北和华中的碉堡网，把尽可能多的日本人从碉堡里赶出来，瓦解他们的助手伪军的战斗意志。第三个目的是扩大沿海解放区，为盟军登陆提供方便以取代国民党提供的方便。在前面已经说明过这种登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被认为是可取的原因。

　　在各地都展开进攻的同时，所有根据地都进入总动员状态，为肯定要随同盟国全面反攻来临的更大规模战斗作准备。在盟国全面反攻来临之前，可能还要对付另一挑战。如果日本人把国民党彻底打败，那么新民主主义将是全中国剩下的唯一抗战中心。不仅是自我克制的条例规定使它无法试图扩大到国民党留下的真空地区，而且没有能力在全国各地作战将无异是自杀。

　　整个一九四四年，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不断扩大，从“优秀的”民兵中吸收新兵，这些民兵由于以前有良好的基础，这时成了极其重要的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那年的三月，各解放区正规部队的总人数达四十七万人。到夏末时达六十万，秋末达八十万。

　　但是，最最不可思议也许是对这些事实的了解程度，是在其它地方所从未见过的。东京的大报《朝日新闻》的军事评论曾在河南、湖南战役前夕写道，“我们的主要敌人目前是共产党部队。我们在华北的交战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仗是同他们打的。重庆的军队已丧失斗志。我们的华北驻屯军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煽动民族觉悟和寻机决战的共产党人。”与此同时，在重庆的中国自己的政府继续否认解放区的存在。重庆的新闻检查不让自己的人民和盟国世界的公众知道敌后斗争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