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起，我和史太富在罗司令身边当警卫员。以后，到抗大八分校学习结束，当了侦察队长，还是在罗司令身边。淮海战役中史太富牺牲了。

　　淮南路东和路西(以津浦铁路划分)是我们的部队经常活动的地方，主要又是路东，那是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消灭窜扰我路西的敌伪顽，我们跟罗司令经常到路西打仗。

　　罗汉下凡

　　路西的复兴集、广兴集一带是我们的根据地，被李宗仁的部队占领了，对我们威胁很大，罗司令决定带部队把它夺回来。

　　一九四一年冬天，首长率老八团、十团和教导队、学兵连去打。驻守的敌人是广西军一三八师等共七个团，双方兵力悬殊。老百姓耽心地对我们说：  “这么点人打人家那么多人，行吗?”

　　战斗打响后，我们有一个团的政治处刘主任牺牲了。罗司令一听，火冒三丈，衣服一脱就要上战场和敌人拼。全体战士也要求消灭敌人，为刘主任报仇。由于罗司令能谋善断，指挥有方，这一仗只用了五个多小时，就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的兵力，缴获了许多战利品。战斗结束后，罗司令叫把缴获的棉被等物分给群众。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抗敌的斗志。路西的群众评论我们的军队是“福保神兵”，尊称罗司令是“天上的罗汉下凡”。

　　关怀备至  严格要求

　　罗司令对干部战士是十分关怀的，同时也对干部战士严格要求。到下面了解情况，他要看看战士的精神面貌。如果发现伙食不好，他就要立即把事务长叫来问情况。他对事务长说：“战士生活不好，就不能更好地打仗。”

　　十三团二营有个黄营长，打仗很勇敢，首长很器重他。有一次，黄营长带部队在战斗中不慎损坏了民房，首长很生气，撤了他的职，叫他反省检查。过几天，首长叫我去看他检讨得怎样。我回来报告说：  “检讨得好。”他叫我把黄营长喊来。周参谋长问黄：  “你知道错了吗?”黄说；  “知道，我错了。”周参谋长问：  “服不服?”黄说：  “服。”罗司令说：  “损坏民房是什么行为?”黄说：  “土匪行为。”首长见他认识了错误，又决定恢复了他的职务，要他带兵打仗。黄营长就是这样，打仗十分勇敢，一打仗就少不了他，可是他总要犯点群众纪律，先后撤了几次职。有次战斗，黄营长负了重伤。首长得到黄营长负伤的消息后，立即就赶到医院看望。首长问长问短，叫他安心休养。临别时首长还开玩笑说：  “这一下呀，我看再也撤不掉你的职喽!”黄营长说：  “首长放心，我的伤马上就会好起来的。到时候我回来，打仗中犯了纪律，你还是撤我的职吧!”

　　首长对德才兼备的干部是很器重的。我们师有个作战处长方戴阳，灵活能干，战斗前只要首长讲讲情况，他就知道要打哪里?这仗要怎样打?他根据首长布置的精神拟出的作战计划，送到首长那里，改动总是不大。有一次，罗司令和张劲夫、周骏鸣几个首长在一起提到方戴阳时，罗司令说：  “象他那样的指挥员，在我们部队要有个二、三百个就好了。”周参谋长说：  “老罗呀，你还想两三百?有五、六十也就不错了。”张劲夫同志说：“有二、三十也就好了。这样的指挥员真难得!”

　　宫乃泉同志是北京一家大医院的有名医生，是个知识分子。抗日战争中，宫乃泉同志带着个外国医生来到了大柳营。那时候，根据地的生活很艰苦，他见陈毅、罗炳辉等首长都在大柳营，就说：  “你们能在这里坚持，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宫乃泉同志还带来了很多药品，解决了我们当时严重缺医少药的状况。首长对宫乃泉同志非常尊重，后来介绍他入了党。他们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关系处得很好。

　　首长很注意军政干部的培养和提高，一部分在战斗和日常工作中锻炼，一部分送到抗大学习，为二师培养了很多人才，向全军输送了许多优秀干部。

　　抗大八分校有一个中队都是老同志、长征干部，首长对他们的要求更严。有一次，首长到八分校看大家上操，见这个中队拖拖拉拉的，就问教务长冯文华同志：  “一中队为什么稀稀拉拉的?”并叮嘱冯教务长对他们这些老同志，也一样要严格要求，不能马虎。

　　驻军休整时，首长很注意军容风纪的整顿。有一次，首长碰到特务营二连连长披了件大衣，没扣扣子。他把二连长叫住，问道：  “你那件大衣怎么样?”“不怎么样，刚发的新大衣。”“为什么披着，膀子不好吗?”“没有。”首长批评说：  “这象个兵吗?”连长马上穿好了衣服。他批评同志都是这样，只要你改了，他就高兴。他自己的军容风纪是很严肃的。春夏秋冬，不管穿什么衣服，风纪扣总是扣得好好的，从未见他披过衣服。

　　每打一仗，首长都要作战前动员，战后总结，还要作纪律检查。每次战斗，他在前头指挥，无论敌人多少，他都沉着应战，从容指挥。战斗空隙，他还和群众一起聊天，或者带领战士帮助群众种庄稼。他到部队驻地，一方面教育战士遵守纪律，一方面又征求群众对部队执行纪律情况的反映。

　　罗司令在繁重的作战和工作中，从来不忘抓我们警卫员的文化学习。他要求我和史太富每早上学写五个字，经常举他学文化的例子来教育我们，他说：  “起初，我吃粮当兵，人家什么都看不起。要学几个字真难，有时候问人家一个字，还得给人家洗件衣服，人家才告诉你。你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不学好还行吗?”

　　我开始学写信时，不知该怎么写。我想了个办法：首长的信件很多，他看后我就问他还要不要。他说不要的我就一张张糊起来，共糊了八十多张，我要写信时就从上面拣些来用。首长看到后，批评我“不动脑筋”，说我“投机取巧”。但是见我学得很认真，他又高兴了。他批评史太富：  “你要象‘黑皮’(我的外号)一样嘛，他肯学习。”我当侦察队长时负过几次伤，他每次来看我，总要问我学习有没有进步，希望我在战斗间隙抓紧时间学习。

　　严于律己

　　罗司令在战斗、工作和生活中都非常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

　　凡是他参加指挥的战斗，他都走在前面。为此，大家非常关心他的安全。我们住在半塔时，刘少奇同志到过那里。以前我没有见到过他，不知道他就是刘少奇，他当时化名胡服。一个科长领他进了外岗后，他就独自一人走到院子里，见我就问：“小鬼，你们首长呢?”我说：“在睡午觉。”少奇同志问：“可以进去吗?”我见他穿个大褂，头戴白盆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回答说：“不可以。”刘少奇同志听说“不可以”，就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当他走到首长门口时，我对他说：“到那边去。”刘少奇同志说：“在这里不行吗?”我说：“不行。”首长在屋里听到我们讲话的声音后忙问：“什么事?”我进去将情况一说，首长立即穿好衣服出来。一见面就给刘少奇同志敬了个礼，这下我才知道是个“大人物”。我给刘少奇同志泡好茶后，首长就叫我到院里，屋里就留下他俩交谈。

　　刘少奇同志在半塔住了几天，临走前开了个会。会上，刘少奇同志对首长说：“我希望你不要打一个小仗也非要到前线去。”接着他讲了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牺牲的情况说：“战斗都要结束了，敌人一颗流弹，我们就牺牲了一位高级将领。”又对首长说：“这是我的建议，不是批评你，临走再说一次。”

　　我们刚到路东时，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生活十分困难。供给靠国民党，我们的粮食是六合的洪家流供应。他只给我们黄豆吃，真没法。战士们吃什么，首长也吃什么。后来搞了自己的根据地，情况才逐渐好起来。

　　冬天大雪满地，首长也只穿双草鞋，套双布袜。他的衣服都是补钉重补钉的。后来他身体不太好，方毅同志请地下党给他搞了件大衣，左说右说他才穿。

　　在金湖黎成镇，我们都发了新帽子，因为他戴的帽子尺码大，供给部没有给他特制，叫我们找裁缝师傅来给他比着做。我到镇上请了个裁缝师傅来，那个师傅一见首长就直哆嗦，不敢走近去量尺寸。首长一见笑着说：  “来吧，量量尺寸，不量怎么做。”那位师傅还是站着不动。首长说：  “我们是新四军嘛，又不是军阀。司令员也是人，怕什么?”师傅见首长很和气，不紧张了，量了尺寸走了后，首长说：  “你们怎么说我是司令员?就说我是马夫，他就不紧张了嘛!”第二天，师傅送来了帽子，首长很高兴，留他吃了饭。我们两次给师傅送钱去，师傅都不肯收，左讲右讲，说明我们部队的纪律，他才收下了。

　　罗司令自己不喝酒，教育我们也要少喝酒。他对我说：“不要学喝酒。喝醉了就要误事，说不定脑袋还要搬家呢!”

　　罗司令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但他始终不抽烟，只是战斗结束时，他用望远镜把整个阵地看了一遍，见开始接俘虏了，这时才往地上一坐：  “卷烟嘹!”我们立即递支香烟给他。只要他要烟抽，我们就知道战斗胜利结束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罗司令对家里的人要求很严格。有时张明秀同志工作回来，我们见她满头大汗，给她打盆洗脸水。首长发现后，就告诉张明秀同志，要她自己去打洗脸水。

　　在党内，罗司令和我们两个搞内务的警卫员是一个党小组，史太富是党小组长，首长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党员，遵守纪律。我们有什么意见都敢直接给他提，他虚心接受我们的意见。党小组每星期召开一次民主会，都是在室外开。有一天晚上，到了开会时间，等了好一阵还不见首长来，我们到屋里找他，他正在看文件。史太富说：“首长，开党小组会呀!”他一听忙说：  “对、对、对!”他放下文件说：  “是不是这样，这里没有人，我们就在这里开吧?”史太富说：“不行，还是到外面去开吧。”首长便说；“好，还是老规矩，到外面开吧。”

　　一次民主会上，我们给他提了个意见，说他性急，有时发脾气火气太大，这样会伤害同志的自尊心。首长一听连忙说：“是呀!我这个脾气要改，一定改!”

　　罗司令在山东逝世后，全军战士都痛哭流涕。我们经常在首长身边，一旦见不到他慈祥的面容，听不到他诚恳的教诲，更是悲痛欲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