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一天，天高(天长、高邮)办事处在天长铜城召开“民兵演习比武大会”。这次会议规模宏大，参加大会的民兵、干部和群众，不下十万人。

　　大会共开三天，白天演习比武，晚上由全县各乡镇农村业余剧团会演。广场上搭了两个戏台，唱“对台戏”。哪个戏台演得好，观众就多。

　　我这次是带领民兵剧团来演出。剧团刚成立不久，人数也不多，总共只有二十人。演出的戏是我创作的地方戏曲《大互助》  (后改为《生产互助》)。那天晚上，我们的戏刚演完，就听剧团的同志对我说：  “后台有人找你。”

　　到后台一看，原来是罗炳辉师长来看我们。我向罗师长敬礼汇报后，罗师长满面笑容，和蔼地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住不放。他还向我介绍了站在他身旁的范长江同志。

　　介绍完毕，罗师长亲热地问我多大年纪?什么地方的人以及我的家庭收入及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他又问我：  “你这个《大互助》剧本写了多长时间?”我说：  “写了二十多天。”

　　“啊!”罗师长表现出惊奇的神情。接着就对剧本发表了看法：  “剧本写得很好，人物形象逼真，唱词生动，通俗易懂，观众喜欢看喜欢听，是一幕成功的戏。”他又说。  “演员也表演得好，有几个演员的演技还比较熟练。”

　　他也直率地指出了一些缺点：  “第一，剧中没有民兵。没有民兵保家卫国，互助就互助不成，就没法在这里演戏，第二、顽固地主应改为开明地主，因为我们要争取中、小地主和开明地主抗日嘛，要体现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第三、剧中人毛二杠、王小溜夸张得有点过份，有几旬台词也有点小毛病，需要改一改。”

　　提完意见，他谦虚地对我说：  “我是带兵打仗的，对戏剧是外行，说的也是外行话，你可听可不听。”接着他又指着范长江同志：  “长江同志是内行，他明天跟你谈谈剧本修改意见。剧本修改好，到我们师部演出，演给我们的战士看看。”

　　罗师长除了同我谈话，还亲自接见全体演员。对每一个演员都握手问候，亲切地询问每个演员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担任哪一个角色。所有的演员都很激动，表示以后要苦学苦练，把戏写好演好。

　　第二天一早，天高民兵总队部政治部主任何成同志特地跑来找我，说：  “下午罗师长请民兵英雄、神枪手、劳动英雄吃饭，叫你参加。”听了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又有点紧张。我觉得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怎么好意思和英雄模范一起吃饭呢?”

　　宴会设在县委会里。我去见罗师长和范长江同志，遇到李世农同志，他向罗师长介绍我的情况，师长听得那样细致和认真，边听还边记在他的日记本上。

　　当谈到我编写的那个剧本时，罗师长又提了一些补充的具体意见。甚至连哪一段唱词要配哪一个调子都一一谈到。他说，毛二杠两次打老婆，都配“哭小郎调”不够恰当，第二次打老婆是否可另改一个调子。最后谈到剧本里农民的形象问题。他认为剧中这个中农的两面性表现得不够充分；贫农钱五应该是互助生产中的积极力量，但剧本中看不出主人翁的态度，没有份量；李抗属的形象也比较呆板，没有生气，毛二杠和王小溜以及新式富农杨玉明的形象是成功的。

　　范长江同志也给剧本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我真佩服罗师长惊人的记忆力和对剧本提出的中肯意见。

　　我和罗师长以及各条战线上的英模人物在一起吃饭，心情特别激动。尤其是罗师长和范长江同志的真切帮助。

　　有一天，我正在修改剧本台词，罗师长悄然来到我身旁。我的钢笔没有水了，罗师长见了，立即从他的袋里抽出一支大号金星笔递给我。当我修改完还给他时，罗师长说：  “送给你了，希望你多创作些为战士和群众所欢迎的剧本。”

　　罗师长对我的鼓励，是我终身难忘的。尽管我文化水平低，但我一直在刻苦学习，没有忘记为战士和群众服务这一教诲。

　　剧本修改后，剧名改为《生产互助》，在军部演出时，罗师长特地赶来看。看完后，他说：  “这一稿改得好，政治性加强了，艺术效果也比原先好了。如果能够加上反顽斗争的内容就更好。”

　　罗师长对人和蔼可亲，我在他面前也无拘无束。我说：“师长，一个小戏只能反映一个主题，如果写生产互助推动了生产发展，又加上反顽斗争，就会冲淡主题。假如需要写反顽斗争的剧本，请师长提供素材好不好?”

　　罗师长高兴地说：  “明年春天你跟我一道去津浦路西，在战士中生活一段时期，看看新四军是怎样打广西军的。这方面的材料，在部队里多得很，生动得很。”我立即表示：  “明年春天一定跟师长到路西写反顽斗争的剧本。”

　　之后，我们剧团一直在外演出了一个多月，出来时，气候尚暖，棉衣没有发下来，计划在军部演出完毕后回去领棉衣。没料到寒渐侵袭，气温下降，我和副团长王培风、指导员王毅商量。决定不到师部演出了，明年开春再去演出，并将商量结果，电话报告师部转罗师长。

　　剧团刚开完早饭，罗师长派人送信来了，要我们当晚赶到师部驻地大柳营礼堂演出《生产互助》，不得有误。

　　我向师部来人说明剧团的困难，还谈了两个女同志生冻疮不能在雪地走路的情况，请转告师长。吃中饭的时候，罗师长亲自来了，警卫员牵来了两匹枣红马，马上驮的全是棉衣、大衣、棉鞋、军帽、’皮带和绑腿等物。

　　罗师长一进大门就抓住我的手说：  “团长同志，你们提出的困难全解决了。”他用手朝门外一指：  “你看，棉衣、棉大衣、棉鞋全送来了。生冻疮的女同志可以骑马走。和你商量决定的演出时间一分钟也不能改变，战士们正等着看你们的戏。”听了师长的话，剧团的全体同志都受感动，心里热乎乎的。大家纷纷收拾行李，立刻出发。

　　同志们穿上了新棉衣，披上大衣，生冻疮的女同志还穿上棉鞋，骑上了马。捆棉衣来的一根背包带也是罗师长给我留作纪念的。

　　罗师长对我们的关怀，使我们力量倍增。大家冒着漫天的风雪，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师部进发。天刚黑时，我们赶到了大柳营。慌慌忙忙把饭吃了，演员们愉快地化装，其他人员积极布置舞台，按时给战士们演了剧。

　　第二天，罗师长让我们剧团休息。晚上还把我们剧团团部的几个同志找到他的家里作客。他边吃饭边了解演员们的反映，他问大家冒着风雪来演戏有没有意见。王指导员说，大家都很高兴。罗师长也高兴了，他说：  “民兵剧团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嘛，对于兵来说，没有什么叫艰苦，即使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应该在所不惜。”

　　听着师长的话，我觉得脸在发热。昨天我对自己要求不严，一种内疚之感油然而生，于是我说：  “师长对我们讲的话，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比你请我们喝酒还要高兴。”

　　罗师长马上接过来说：  “谈纪律和喝酒是两回事，需要喝酒的时候就喝吧。”说着他端起酒杯，叫大家“喝，喝，喝。”罗师长平时是很少喝酒的，但这天晚上的情绪很好，他也喝了酒。我们都陪师长干了一杯。

　　罗师长对我的谈话，我是牢牢记在心里的。他送给我作纪念的东西我也珍贵地保存至今。直到罗师长家乡的同志来征集文物，我才献给他们。

　　我还记得一根皮带的故事。那是一个冬天，我们的演员在台上演戏，我在台下听取对演出的意见，感到有点冷，就拾起一根草绳拴在腰间。罗师长看到以后，就叫警卫员去拿一根皮带给我用，这根皮带我也献给了罗师长家乡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