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是我最崇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我一直尊他为父辈、师长。他对我更是关怀备至，近二十年的交往，使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因此，《郭述申纪念文集》下卷《郭述申文选》自1996年面世后，我就经常带在身边阅读，从开篇《写在前面的话))，到篇末《我的遗嘱》，全书40多万字我都通读了一遍。其中有些篇目，如《植树与人生》、《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加强党的建设是端正党风严肃党纪的基础》、《我的青少年时期》、《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等，我反复读过多遍!每读一次，都有不同的收获，真是百读不厌，常读常新。

　　通过系统研读《郭述申文选》，我觉得该书博大精深，是历史的明镜，育人的教材；是指路的明灯，做人的准则。书如其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尽管有曲曲折折，但郭老始终是实事求是的典范，艰苦奋斗的楷模。一句话，全书真实地记录了近70年来郭老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郭老留给党和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澴川怒潮>序》中所说：“我们是革命事变的参加者，革命历史的见证人，把自己的经历和斗争事实如实地记录下来，汇编成册，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的神圣职责。”我通过反复研读郭老的文章，深受教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理想信念永不动摇

　　我学习的第一大收获，就是郭老在漫长的征程中，不管是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情况，他的理想信念永不动摇。这给我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告诉我们，这是每一个革命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最难能可贵、使人敬佩的是他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中说：通过处理“麻城惨案”的实际行动，“我看到广大群众的力量，看到在基层工作的共产党员是坚决地站在农民一边，也看到一些国民党员在关键时刻退却逃跑，甚至暗地里支持土豪劣绅。从而使我认识到共产党同国民党有很大的不同。共产党则是真正代表工农利益的党，把共产党同国民党等同起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斗争的实践，把我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我暗下决心，要做一名共产党员。”“6月下旬回到武汉后，立即写信给省委要求重新入党。”从此，他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自觉地转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

　　这时武汉形势很紧张，“七·一五”前的几天，省委通知他参加在武汉地区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宣布，已经公开的党员立即撤出武汉，他被留在武汉继续坚持工作。他在《我革命的引路人——怀念陈潭秋同志》一文中说“我根据省委的决议，继续在农协坚持工作。当国民党改组派逼迫省农协发表声明反对共产党时，我坚决反对，并以我个人名义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强奸民意，改组省农协。”由于“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失败。在这危难时刻，仍坚定信心。他在《回忆董老》中说：“虽然革命暂时遭受挫折，但中国革命的低潮不会延续很长肘间，坚信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而且必然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当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能够透过黑暗看到光明，从而坚定必胜的信念，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这不也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吗?

　　在那个年代，来自敌人的残酷屠杀固然可怕，而来自党内“左”的危害也很惊人。郭老都亲身经历过，也深受其害，曾一度被指责“肃反不坚决”，受到错误处理，一度从军职领导一下子降到科长，更有甚者，说“郭述申是反革命，应该干掉他”。是徐海东同志拍着桌子反对：“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那就散伙吧!”这样，他的生命才得以保全。尽管如此，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理想和信念。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是如此，在和平建设时期也不例外。1948年7月1日，他在《纪念“七一”怎样做一个好的区村干部》中说：“既然自己下决心干革命，为大伙翻身，就应该把革命工作坚持下去。”1979年4月4日在《加强党的建设是端正党风严肃党纪的基础》中又说：我们要从实际出发，针对一个时期党内存在的主要倾向和问题，按照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联系实际，编成教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向党员进行党课教育。使每个党员都知道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明确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他牢记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关于“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关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的教导，经常用以勉励自己。这使我深受教育。

　　1980年2月9日，他《在中共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说：“提倡发扬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和风格。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每一个党员，特别是我们党的干部，应该具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应该具有共产主义的品德和风格，才能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奋斗。因为这是我们和其他政党根本不相同的特点。我们能不能发扬共产主义的品德和风格，是我们能不能吸引群众和团结群众的问题，是我党的建设上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又说“我们要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育。人总是要有理想的，没有理想就没有前进的动力。实现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只有树立了远大理想，我们才能在前进道路上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必要时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他还说“共产党员还必须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也不会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

　　通观《郭述申文选》全书，纵览郭老70年的革命历程，他始终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正如《写在前面的话》中所说：“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经历了革命的风风雨雨，饱受了艰苦岁月的磨练后，我由一名进步青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回顾70年来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我很自豪。尽管这条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一直是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正确道路前进的。”这一点，值得革命后来人认真学习和借鉴。

　　为人民服务宗旨刻骨铭心

　　我学习的第二大收获，就是郭老胸中装的全是人民，时时事事处处想着人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帮人民之所需。共产党执政以前，想的是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执政以后，想的是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可以说，为人民服务宗旨，他已刻骨铭心。在这方面，永远是我们的师表。

　　早在20年代，他目睹旧中国“思想之禁锢未除，智能之低下如故；自然之压迫不能抗，武人之蹂躏不敢言。听天由命，徒唤奈何；水旱迭呈，饥饿频见；虫害疾病，枕籍死亡；兵匪交加，流离载道；国困民贫，朝不保夕”情景，他恨不得“竭谋尽智，以期救此正在水深火热之同胞。”他在《植树与人生》中说：“更因黄发碧眼儿之横行无忌，为虎作伥之军阀专横，拥兵百万，农辍于野，匪盗遍地，村室为墟。外迫内乱之连续，政治经济之动摇，为构成今日中国农村之衰颓与破坏，及产量之恶劣与减低之重要因子，此为不可否认之事实。有志于中国建设之国人，决不能忘农村之破坏，即中国致命之伤，更需要穷追病态之由，而施以安全有效之疗治。”他朝思暮想的是早日改变旧中国的落后面貌，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正是基于胸怀救民志，在革命征途，不管遇上何等艰难险阻，他都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念念不忘人民是郭老的一贯思想。1948年7月1日，在《纪念“七一”怎样做一个好的区村干部》中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是替人民当长工的，我们就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好事，做好了不夸功，做错了不埋怨，百折不回。既然为人民办事，吃些苦，怄些气，任劳任怨，是应该的。”

　　“是替人民当长工的。”这话说得多实在、多深刻，深深触及我的灵魂。回想自己工作的时候，口头也常讲是人民的勤务员，其实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的长工”。甚至有时还把主仆的位置搞颠倒了，不是把人民当主人，往往是以仆人的身份，凌驾于主人之上，仆人向主人发号施令。更没有做到“为老百姓办事，做好了不夸功，做错了不埋怨，百折不回。”也没有做到“为人民办事，吃些苦，怄些气，是应该的。”他身为领导干部，心系人民群众，始终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真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1982年5月8日，《在商洛地区老红军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动情。他说：“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同志流汗流血，有很多人牺牲了，他们已经为革命付出了生命。我们是革命征途中的幸存者，我们想到他们，心里很难受。他们没有完成的任务，没有实现的愿望，要我们来承担，要我们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来承担。我们投身革命就是为解放全人类。我们今天有责任教育后代承担前一辈没有干完的工作，没有实现的愿望，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共产党是干革命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也是我们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这不只是口号，而是要切切实实贯彻执行这五个字。”

　　郭老所讲的“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标准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学习《郭述申文选》中的“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对于我们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通过学习《郭述申文选》，字里行间，在他身上，使我看到了什么叫共产党人，什么叫人民公仆，怎样为人民服务。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不懈的人生追求，以强烈的事业心和忘我的敬业精神，干实事求实效。要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勇于实践，勇于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真正做到当一任领导、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群众、建一方文明、保一方平安。这样，才无愧于人民的公仆。

　　无私奉献终身不渝

　　我学习的第三大收获，就是郭老的终身不渝的无私奉献精神。他胸中装的只有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唯独没有他自己。读《郭述申文选》，其中记载的有两件事，使我感动至极。

　　第一件事，是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失利，我们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形势异常危急。危难之际，郭述申挺身而出，主动和刘士奇、徐海东等在英山县土门潭开会，分析形势认为：“敌人必然要派重兵到鄂东北‘追剿’红四方面军主力，因此，我们要向皖西地区活动，以牵制敌人，并掩护两万多名干部、群众和伤病员安全转移。为此，亟须统一组织，统一领导，加强武装斗争。会议根据中央分局指示，成立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刘士奇、徐海东、吴保才、王建南等为委员。并将聚集在金家铺一带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统一编为红二十七军(亦称东路军)。10月2日，在金家铺的河滩上召开红二十七军成立大会。刘士奇任军长，郭述申任政委，吴保才任副军长，江求顺任政治部主任。全军辖七十九和八十一两个师，共1500余人。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政委王建南；八十一师由军部兼师部。红二十七军成立后，经历了大小战斗数十次，歼敌近4000人，转战10多个县，行程3000余里，有效地打击了敌人，配合了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保存了数千人的武装力量，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后来，红二十七军与鄂豫皖省委会合，省委决定撤销鄂皖工委和红二十七军番号，恢复皖西北道委，郭述申从党和革命的利益考虑，丝毫不计较个人的名位得失，完全服从省委的决定。这是多么高尚的风格啊!

　　第二件事，是1933年他任皖西北道委书记，领导红八十二师坚持斗争。重建的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北返鄂东北途中，于10月2日过潢麻公路时遭敌阻击。省委书记沈泽民和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率大部队夺路而走，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的后续部队被截于路东，后折回皖西北。在危难之际，郭述申就和徐海东商量，再组建一支部队坚持斗争。10月12日，皖西北道委在南溪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兼政治委员，全军2400余人。红二十八军组建后，节节胜利，重创来犯之敌，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形势很好。就在这时——1934年4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另以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和八十四师一个营及六(安)霍(山)第三路游击师，改编为新八十二师，约1000余人，由皖西北道委领导坚持斗争。郭述申又是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省委决定。

　　从以上两件事实中，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以党和革命的利益为重，什么叫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和革命的利益，什么叫无私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对郭老来说是终身不渝的。残酷的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建设时期仍不改初衷。

　　1979年4月14日，他在《加强党的建设是端正党风严肃党纪的基础》中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为着民族的解放，社会的变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奋不顾身同敌人殊死战斗。”他要求大家要发扬过去战争年代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无私奉献精神，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我们不少的领导干部都到了‘花甲’、‘古稀’之年，有的将近80岁了。同志们不应该只考虑个人的后事，而应该把一切心血倾注在党的事业上。在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上，却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满腔热情地去教育和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我们老干部要为革命鞠躬尽瘁，把党风搞好，把党的事业搞得兴旺发达。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就对不起曾经同我们一起战斗而早已牺牲了的革命先烈对不起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的教育和期望；对不起自己的光荣历史；也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

　　在谈到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时，他又说：“要问一问：自己符合不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在新的长征路上，你有没有为党和革命事业献出自己一切的决心?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个共产党员，包括党的负责干部，都应作出明确的回答。”

　　对革命先烈的献身精神，他是经常讲，反复讲。1979年6月，他在《<邓雅声烈士及其遗著>前言》中说：“让我们共同地从中学习他的坚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革命品质，刻苦求知的勤奋精神，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贡献给人民，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1982年5月18日，他《在商洛地区老红军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说：“共产党员要起模范作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军队里，我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共产党员没有这种精神，怎么能领导群众。…‘我们过去军队打仗为什么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能以少胜多，把国民党800多万军队打垮，取得全国的胜利?靠的是什么，靠共产党，靠党的正确路线，靠着我们党的组织，靠着我们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牺牲精神。”

　　在谈到“事业需要献身精神”时，他很动情，说不发扬献身精神建设强大祖国，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凌。1986年10月，他在《事业需要献身精神》中，沉重地回忆起一段往事：“我生长湖北，青年时期在武汉上学。当时我们的国家处在一个灾难深重的黑暗时期。那时，武汉已经是中国的一个大城市。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强加给我们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霸占了我们中国大片土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干涉中国的内政，控制中国的海关、邮政。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蹂躏欺压中国人民。还看到帝国主义的兵舰，停靠汉口的码头上，自由航行在中国的长江内河。武汉那时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实际上这些租界就是在我们中国境内的国家，国中有国嘛!外国人犯了法，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中国人犯了法，跑到租界里，中国政府就没有办法去逮捕他。最使人气愤的是，在汉口租界的一个沿江公园入口的地方，还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铜牌，简直把中国人与狗一样看待。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污辱，都非常气愤。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我愤怒极了，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

　　如今这个愿望早就实现了，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他说：“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解放，需要有献身的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需要有献身的精神。今天，我们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今后的建设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的经济还不发达，科学技术方面还比较落后，做到经济和科学技术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也需要我们青年同志们具有献身的精神，发奋图强，刻苦学习，不怕困难，英勇拼搏。”

　　这些话讲的多好啊，语重心长，读后亲切感人。要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时时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自觉地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何愁小康社会不实现。

　　艰苦奋斗作风始终保持

　　我学习的第四大收获，就是郭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我与他近20年的接触中，以及研读《郭述申文选》他所经历的70年的历程，不论是在风雨如磐的烽烟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还是在暮年的休闲岁月，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可以这样说，郭老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一有机会，他就宣传艰苦奋斗精神，并以身作则，讲艰苦奋斗作风。

　　1962年9月22日，《在旅大市委干部培训班第五期毕业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这次学习的目的，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探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端正作风，提高觉悟，加强团结，做好工作。”1979年12月25日，《在纪念商城起义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说：“发扬革命优良传统，严格遵守纪律，百折不回，艰苦奋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领千百万群众，在新的长征中夺取胜利。”1980年2月29日，《在中共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进一步强调：“要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要保持和发扬我们党一贯的艰苦创业的精神，这个传家宝，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丢。要进行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教育。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这是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我们每一个党员一定要同群众打成一片，通过自己的模范作用，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党内要形成这么一种风气，那就是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献身于四化建设为荣。要鄙视那种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鄙视那种追求个人名利，伸手向党要官、要权和那种不想党、不想人民、不想国家、不想革命，一味追求个人私利的那种庸俗的思想作风。”他还特别强调：“一个党要形成一种良好的党风，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情，是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形成的。这个问题，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是关系到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本色，继续领导全党和人民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大问题。”

　　正因为是大问题，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也丝毫不改。特别是读到《我的遗嘱》，使我感动的心情久久难平。关于办后事，他是这样写的：“我去世后：1、不举行任何仪式；2、遗体献医学院；3、骨灰分撒四处：家乡孝感、湖北长江、大别山和黄海之滨。此举由子女执行，不得惊动别人。”简短的三条，一个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大形象巍然屹立在人们的面前。

　　关于家训，他是这样要求的：“我要求你们：①不损人利己；②不贪污枉法；③不以权谋私，不以势压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以平等友好的精神和积极帮助别人的态度(包括批评)对待周围的人们。”读着郭老的这则家训，使我想起到合肥拜谒包拯墓读过的包拯家训碑。包拯的这则家训，也不是临终遗嘱，是他生前就刻石告诫：“后世子孙仕宦有犯滥者，生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堂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读着包拯和郭老的这两则家训，心灵为之震颤，灵魂得以净化。这两则家训岂止教诲子孙，而不惠及世人呢?

　　从郭老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使我得到深刻的启示存亡兴衰之道，关键之一，就看能否始终如一地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上王朝的更迭，社会的变迁，无不验证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名言。唐代诗人罗隐，就有“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的名句，以启示后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质。如果放弃艰苦奋斗的作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就会改变，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宗旨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郭老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保持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它揭示了一条真理党以艰苦奋斗而兴，国以艰苦奋斗而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抗日战争时期，美国记者斯诺正是从毛泽东居住简陋窑洞，周恩来睡土炕，彭德怀穿缴获的降落伞缝制的背心等平凡小事上，洞察出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伟大力量，并感慨地称之为“东方魔力”、是将来“兴国之光”。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打败国民党800万军队，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新中国初创时期，国家一穷二白，百业待兴。面对内有困难、外有压力的严峻挑战，军内外科技工作者白手起家，在科研试验和物质生活条件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两弹一星”的人间奇迹，靠的也是扎根戈壁、埋头苦干，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艰苦奋斗精神。郭老始终保持的艰苦奋斗精神和作风，将永远激励人们前进。

　　实事求是精神百折不挠

　　我学习的第五大收获，就是郭老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实事求是。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彻底的无产阶级党性，没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郭老在这方面给我的教育太深刻了。

　　读《郭述申文选》，记载了两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郭老都能坚持实事求是!真是让人景仰。

　　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就是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决定下达，鄂豫皖省委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肃反扩大化，无根据地捕人、杀人，使一些优秀将领、忠诚战士惨遭杀害。这时郭老在皖西北道委工作，在肃反问题上，没有执行省委的错误指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肃反扩大化，反对肃反中“逼、供、信”的做法，反对没有根据乱捕、乱杀人。省委要逮捕皖西北道区指挥部指挥吴保才和八十二师师长江求顺等同志，他坚决反对。为这事，他还和当时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的一位省委委员争吵过。那位委员仅仅根据对一个副营长逼供出来的口供，认定吴保才、江求顺是“反革命”，要求他逮捕这两个同志。他坚决反对，说：“一个人的口供不足为凭，怎么能设想为革命出生入死经过严峻考验的党的领导干部是反革命呢?”那位委员就说他“不执行省委指示，肃反右倾。”他也反对以“取消派”、“反革命”罪名杀害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省委还让他回皖西北逮捕夏云华，说她丈夫胡明正是反革命，已在鄂东北被处决，夏云华也是反革命。他回皖西北后一了解，夏云华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胡、夏都是留苏学生)。他从实际出发没有逮捕夏云华。这本来都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在鄂豫皖省委执行“左”倾路线的情况下，却批判他“完全投降在反革命刘士奇意志之下”，在夏云华问题上是“极恶劣的自由主义”和“不容许的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错误”，是一贯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是“这些机会主义的最主要、最明确的代表”，撤销他担任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可见坚持实事求是是何等的难啊。

　　另一个不寻常的历史时期，就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放卫星的头脑发热时期。那个年代，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把人们搞得昏昏然。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保持清醒的头脑，借1959年7月1日建党38周年，为《大连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8周年》。他在社论中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学会运用正确的工作方法。”“什么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能够正确的认识客观实际，并能正确地改造客观实际。也就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实事求是’四个字。”

　　接着，他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破除‘条件论’，并不是说可以不讲条件，不分析条件，把主观能动性夸张到不适当的程度。主观能动性必须同客观的可能性结合起来，离开了客观的可能性，是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我们提倡敢想敢说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破除人们思想中的不科学的东西，解除人们的思想束缚，使人们敢于思考，勇于实践，探求真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违反客观规律去盲目蛮干，都不可以把科学和真理也当迷信去破除。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能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他还针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尖锐指出：“我们有的同志想在一个早晨就把社会主义建成，这只是一个天真的愿望，但是这个愿望却缺乏客观的可能性，因此就成了不能实现的主观空想。路要一步一步的走，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们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理想是很远大的，我们的事业发展前途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应当脚踏实地，深入细致，实事求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共产党人在革命工作中，必须把主观能动作用同客观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必须善于把远大的理想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敢想敢说敢千的共产主义风格必须同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唯物主义就是一门老老实实的科学。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作风。”

　　对当时那些“跟风跑”的人!他也进行忠告：“老实人永远不会吃亏。不老实的人终究要碰钉子。诚诚恳恳实实在在，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一点虚假，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性表现。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看风’说话，事实怎样就怎样说，有几分就说几分。在工作中应力求踏实，谦虚谨慎，不务虚名。”“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要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革命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认识和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因而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把社会经济建设理论学透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更大胜利。”

　　当时全国正面临着反“右倾机会主义”，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无私无畏，大胆直言，说了许多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今天读起来，怎不让人肃然起敬!

　　总之，《郭述申文选》是郭老70年革命经历的真实记录，它所记述的一切，经过70年历史的检验，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我读完《郭述申文选》，“一个高尚的人”、“一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站在我的面前，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激励我们前进!

　　有人说：“经历是最好的老师，是一笔财富，它让你开阔视野，明白事理，懂得生活，升华人生。”我读完《郭述申文选》才真正有了这种体会。希望有条件的都来读读(《郭述申文选》，它会让你开阔视野，明白事理，懂得生活，升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