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是在革命队伍里奋斗了70年的老共产党员，翻阅他的文集，他在历史关头，在重要问题上，都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尽管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遭受打击、撤职、降级，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但是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下来。历史证明他是那种无私无畏，坚持真理，明辨是非的人，他的高大形象应该传承后世。

　　在“左倾”的肃反政策下敢于实事求是地保护干部

　　1932年1月，郭述申在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皖西北道区委员会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地委书记)，正值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之际。在郭老还没有到达皖西北之前，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在根据地进行肃反扩大化，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仅1931年9月至11月，就肃掉了2500名红军指战员，接着在地方上也展开了肃反，错杀了大批革命干部。皖西北地区在10月份就已逮捕100余人，可是张国焘等人还认为“肃反不力”，派陈昌浩到皖西北督导，将特委书记方英的职务撤掉，把特委改为道委，任命王平章为书记，又调七十三师来协助肃反，先后错杀了干部战士达千余人。郭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皖西北任道委书记的。他接手工作后，感到问题严重，并说这简直是乱来，因此在肃反问题上没有执行省委的错误指示，并想方设法减少过去所造成的损失。1933年2月，皖西北道委接到鄂豫皖省委的指示，要把在皖西北工作的干部夏玉华予以处决，指责她为反革命，她的丈夫胡明正在鄂东北已经被处死。郭述申接到指示后，立即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夏在皖西北的红二十七军曾任政治部副主任，现任第j三路游击师政治部主任，工作积极，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郭老一面如实反映情况；一面抵制错误决定，使夏幸免于难。为此他遭到省委有“放松肃反工作的危险”的指责。

　　1934年8月，鄂豫皖省委认为皖西北肃反不力，派常委高敬亭到皖西北督导肃反工作。高来到皖西北以后，从主观上认为肃反工作开展不起来是由于领导上右倾，为了很快出成绩，就搞“逼供信”，使一名副营长胡说乱咬，把道区指挥部指挥吴保才、红八十二师师长江求顺、赤城县委书记高开文、赤南县保卫局长曾照瑞等党政和红军的一些负责人都指控为反革命，高既不分析，更不调查，就责令道委立即逮捕他们。郭老对这种轻率做法极为反感，同高争辩说，他们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反革命，你也没有他们是反革命的任何证据，不能根据一个人的口供就逮捕他们。高虽然被说的哑口无言，仍强词夺理，反而污蔑郭右倾，对肃反不积极。郭老不顾压力，抵制了错误决定，保护了这些干部，使他们暂时免受杀身之祸。不久，由于省委书记的偏听偏信，只听信高敬亭的片面汇报，也一味指贵皖西北工作有问题，不执行肃反政策，郭述申是“机会主义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于是在1934年9月，被撤销了省委常委和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降级使用，到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当科长。郭个人虽然受到了委屈，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正确，最终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得到了发扬。

　　在“大跃进”时期一再公开倡导实事求是

　　1958年，全国实行“大跃进“，为了体现“跃进”的大好形势，有些地区弄虚作假，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当时报纸经常刊载一些夸大的不切合实际的数字，什么一亩地产出七、八千斤小麦，什么一亩水田收获万斤以上的稻谷等。这种虚假宣传造成恶性循环，你今天放了一颗5千斤的卫星；明天我就放一颗万斤卫星。全国一时兴起不顾客观的可能性、一味的盲目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宣传。对这些脱离实际的宣传，使老共产党员郭述申心急如焚，凭他在党内三十余年的领导经验，看出这些宣传水份太大。作为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当他看到在大连的报纸上也不断的宣传一些不切实际的报道，他决定采取措施制止和减弱这种宣传势头。先是一再提醒《大连人民日报》的主要负责人，要注意不切实际的报道，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查实后再作报道。又说，作宣传工作的人，要对人民负责，头脑务必冷静，不能跟风行事。1959年初，他委托市委候补书记徐树贵到报社召开编委会，总结这一时期报纸在宣传中出现的问题。报社编委会根据市委的要求写了一份总结材料，上报市委。但是全国都在“跃进”之中，不可能完全扭转旅大地区的不切实际的宣传倾向。于是在旅大召开的第二届党代会上，郭以第一书记的身份，作了题为《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影响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于是在7月1日，纪念党的38周年诞辰之际，将报告的精华浓缩成文章，仍以((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题，以《大连人民日报》的社论形式刊出，在一片弄虚作假声中，如同惊雷乍起，对旅大人民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这篇社论中，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从理论上正面地阐明了一些基本思想：首先讲到正确的工作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正确的认识客观实际，并能正确地改造客观实际的方法。也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实事求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这本来是党内都知道的基础知识，可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偏偏就忽略了这些重要思想。主要是头脑发热，忽视了中国的国情，过高地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不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就不可能制定正确地决策，自然也就在全国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大力宣传从实际出发、讲求实事求是，是当时唯一清醒头脑的有效措施。社论强调，实事求是是做好每一件工作的先决条件，离开了实事求是，是绝对达不到预想的目的，我们这几年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结果”，我们出现的任何错误正是远离实事求是所造成的。因此，我们“要学习辨证唯物主义，要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其次，社论指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是能够发挥出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但是“主观能动性必须同客观的可能性结合起来”，才不会变成不顾客观实际的蛮干。社论针对1958年“大跃进”中的一些说法：“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明确指出，这是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错误论调，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郭在社论中说到，尽管这些话“对于解放思想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话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不可能想到的事情都能做到。不存在客观可能性的事情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又说，这些说法实质是宣扬“可以不讲条件，不分析条件，把主观能动性夸张到不适当的程度。”离开了客观的可能性，引导人们的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要明白，“我们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破除人们思想中的不科学的东西，解除人们的思想束缚，使人们敢于思考，勇于实践，探求真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违反客观规律去盲目蛮干，都不可以把科学和真理也当作迷信去破除。”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敢于说出这样犀利而明确的观点，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第三，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早上就能建设起来的，“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要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郭在社论中说道，“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理想是很远大的，我们的事业发展前途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应当是脚踏实地，深入细致，实事求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要一步一步的走，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一个早晨就把社会主义建成，这只是一个天真的愿望，但是这个愿望却缺乏客观的可能性，因此就成了不能实现的主观空想。”告诫共产党员，党性就表现在“诚诚恳恳实实在在，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一点虚假”，“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看风’说话，事实怎样就怎样说，有几分就说几分”。这些鲜明的观点对头脑发热的人来说，无疑是个清醒剂。在当时敢于公开说出这么透彻的语言，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第四，社论指出，今后我们要遵循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毛主席倡导的“一条叫做‘多谋善断’；一条叫做‘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多谋就是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不仅要注意听多数人的赞成意见，也要注意听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只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在去年大跃进中也出现了忽略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方面的情况”，“结果把某些合理的规章也破坏了”，影响了生产和工作的正常秩序。

　　当时全党都在“大跃进”的鼓噪下，各级干部都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中，恨不得明天共产主义就能实现才好。郭老的这篇社论，正象一声春雷响彻在大连的上空，震撼着干部的心灵。但是在当时大气候的影响下，有些干部还不理解，反以为郭述申过于保守，同当前的政治形势不搭调，对社论的反映不以为然。显而易见，属于全局的倾向，也‘不是少数几个人就能扭转过来的。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证明了郭老的理论修养和洞察力，证明了郭老的勇气和无私的心胸。四十几年后的今天再来阅读这篇社论，仍然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此后郭老并没有停止对于实事求是的宣传，在市委会议上讲，在干部会议上也讲，他一再告诫干部，“近几年来，我们在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一个是脱离群众，一个是脱离实际，这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都是同马列主义思想相违背的，同毛泽东思想相违背的。”(《文集》下卷164页)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高认识，“要学习好，必须学会思考问题，不思考问题或不善于思考问题，都是搞不好工作的。”(同上)后来又一次讲到，主观主义要不得，一定要强调调查研究，“看一个干部的思想方法是不是正确，就要看他是不是有调查研究。主观同客观世界相矛盾时，解决它的最好办法就是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得不仔细，就一定有主观主义。”(《文集》下卷173页)

　　三年困难时期敢于说真话，办实事

　　三年困难时期，旅大地区的重灾区的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吃槐树花、吃代食品，出现了浮肿现象，有些灾民连这个也还吃不上。当郭老知道后，满含热泪地说，老百姓受苦了。他决心要解决灾民的生存问题，深入基层，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有一天到新金县视察工作，发现这里有的地区给重灾户分了一点地，种些白薯以度难关，当地灾民称“救命田”。郭老及时召开灾区领导人会议，请新金县委书记介绍经验，他当即拍板在重灾区进行试验和逐步推广。这个决定现在看来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要冒对抗党的政策的风险，因为正是在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有些干部对当时出现的严重局面都不敢面对，更不要说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郭老敢于从实际出发，支持试验分田到户，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当然这也成为后来他被批判和被撤职的一个原因。

　　这时的运动频繁，经常是一些干部在莫须有的罪名下挨整、受批判和受到不公正的处理。1961年，仅大连的一个长海县就有23个重要干部被逮捕，有县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等。郭老这时虽然名义上还是市委第一书记，但是已经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依然从始至终反对轻率的对待干部的问题，只要有机会，就一再强调要分清两类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要着眼教育，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把问题搞清楚。尤其强调在审查领导干部的问题时，市委主要负责人一定要同他们多接触，定期找他们谈话，这样既能了解情况，又能相互交流沟通，他强调谈一次不行谈二次，二次不行三次，绝不能草率定性，我们要对这些干部负责的。在处理干部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问题调查清楚再定性，根据问题的性质再处理。结果遭到辽宁省委的批评，说旅大市委主要领导人在原则问题上斗争不积极。旅大市委有些领导人，也认为郭老是严重右倾，丧失立场，敌我不分。当时他的处境_十分困难，上有领导的批评，下有同事的反对，势单力孤，但仍一面坚持自己的意见，一面想方设法减少损失。终因跟风是当时的大趋势，而无力扭转局面。到1963年7月，遭到撤销一切领导职务的处分，被指责为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错误”，并向旅大市和东北三省的党组织发出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