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宗旨。为了体现这种精神并运用到工作中去，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这是共产党人制胜的法宝。从《郭述申文选》中，看到一个党的领导干部是怎样自觉地养成了这种优良作风的。为了向群众学习，便于了解情况，为开展调查研究打下可靠的基础，他每到一地，则深入工农和各界人士之中广交朋友。为了给群众谋利益，他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发现群众的困难，及时地想方设法地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难题。身为领导干部，他把群众看作是自己智慧的源泉，他认为领导干部要形成正确的决策，只有建立在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此外，是没有其他的捷径可走。所以每当他遇到困难或者是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时，就深入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有条理的经验，上升为理论指导全局，最终总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他的这些作风是值得我们后人很好学习和效仿的。

　　广交朋友是联系群众的一种有效方式

　　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体，作为领导干部要想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好，什么时候也不能脱离群众。为了和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郭老在长期工作中形成了同群众广交朋友的做法，因此他生前有很多各界人士的朋友。这些朋友分布在各种部门和岗位，有各种年龄段，有不同的知识层面。总之，遍布各界，除了老同学、老战友、老部下以外；有很多的工人、农民、士兵朋友；还有知识分子及其他各界的朋友。这一点从《文集》里的纪念文章中可以得到证实。郭老同各个层面的群众交朋友，目的性十分明确，他认为这是联系群众的有效方式，也是向群众学习的有利渠道，更是了解情况的畅通途径。所以他每到一地或者每到一个新的单位工作，总要走访基层群众，结交一些新朋友，他在大连工作时期，开始分工搞工业，利用工作之便，结交了很多工人朋友，这些人同郭老无话不谈，有很多好的建议都被郭老采纳到工作中去。而且一直保持联系，他们每到北京一定要去看望郭老，郭老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他们，大连造船厂工人安子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都是旅大市的“八大”代表，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是工人，经过会议的链接，他们相识、相交了。安子玉终身不能忘记的是在关键问题上郭老对他的帮助和教导，尤其是不断的教导他要提高文化、要努力学习。他从一个小学文化的工人逐渐成长为一名大学生，也逐渐担负起领导重任。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又是郭老帮助了他。安子玉任机械厂厂长时，开除了一名不守纪律的工人，这个工人到处告状，弄得沸沸扬扬，被郭老知道了，亲自找到安了解情况，启发他如何妥善处理这类问题。在安子玉生活上遇到困难时，也是郭老给他以安慰和鼓励。郭老在87岁高龄时，亲自爬上四层楼去看望这位老朋友，安子玉含着热泪接待了他。在郭老被撤职的日子里，老朋友安子玉也在时刻惦记他，在节假日经常看望这位老首长。这种深厚的友谊，表现出一个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密切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一般的深入群众则带有暂时性，而广交朋友则没有时间的限制，和群众能保持长久的友谊。

　　和群众交朋友，首先是领导干部自己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其次要关心群众疾苦，经常嘘寒问暖，为他们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还要以平等和真诚的态度相交。郭老对他的群众朋友，逢年过节都要拜访他们，有一年的春节，北风凛凛，到山区给老教师拜年，不但使教师们感动的热泪盈眶面对领导敢于从心窝里讲真话。平日里有机会郭老总是和他的群众朋友促膝谈心，保持交往，有弄不清楚的问题向他们讨教，因为群众熟悉市委书记，对他有信任感，有话愿意讲，有意见也愿意提，很少有顾虑。一个解放军战士，只是为郭老的住所站过岗，放过哨，郭老对他也很关心，在工作余暇时，时常同他聊家常，通过这个战士的视角，了解社会的基层生活，了解年轻战士的思想脉络。后来他同郭老一家人都相处的很好，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普通战士的友情就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的基础上。郭老被撤销职务以后，战士本人虽然离开了郭老，但内心一直惦记郭老一家。他每到北京，一定到郭老家拜访。郭老见到这个年轻的朋友总是热情接待，问这问哪，谈起没完。

　　郭老除了工农兵朋友外，还有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无派的朋友。从他和武昌高师的同学陈端本两人的交往就可见一般。1990年郭老在悼念陈端本的诗中写到：“君向东瀛去，我往丛山行。抗战重相见，武汉叙离情。”“欣逢母校庆，学友大联欢；我客东湖畔，君住珞珈山。国是深谈论，鬓发却已斑。”在诗中说道，大学毕业后，两个人虽然走的不是一条路，郭参加了共产党，走的是艰苦的革命道路；陈端本则到日本留学。抗战时郭老是湖北省委书记，曾亲自拜访老同学陈端本，才有“武汉叙离情”之说。解放后，陈参加了民革，他们再次相逢后，郭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陈是民主人士，仍然相交甚笃。这种相交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事业是广大人民事业的认识上。所以年轻时期的同学友谊还是持续下来了。由于郭老能够真诚待人，他们也从不虚与委蛇。1988年5月，他的老同学国民党立法委员胡秋原到大陆探访，郭述申在家里亲自接待他。胡秋原比郭述申小6岁，是1925年进“武高”的。两岸隔绝几十年，都由英姿勃发的青年变成了须发班白的老人，一见面都认出了对方，他们谈往事，谈统一，郭述申的亲切、诚恳使胡很是感动。

　　郭老不仅自己这样作，也教育他的子女要和同学结交朋友。在他的引导下，他的子女一进小学校门，就结交了工农的子女为朋友。好处是既能防止或减少干部子女的优越感，又能使子女了解群众的疾苦，把自己化在群众之中。他的子女一直保留这一优良传统。

　　为群众谋利益是领导干部的头等大事

　　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就是要为人民谋取利益，郭老认为党的干部必须全身心的实现这个任务，这也就是履行党的历史使命，完成党所赋予自己的职责。他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是替人民当长工的，我们就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好事”。(《文集》下卷107页)因此他把为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头等大事。解放前是如此，解放后更是如此。郭老在大连工作时期，把全部热情投放到工作中去，满腔热情的为旅大人民服务，尽管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干扰和阻力，也乐此不疲。大连在刚解放时，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有些工厂虽然开工，但是生产上不去，工人没有积极性。郭老作为区党委副书记，分工管理工业和兼职大连市工会主席。他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找到以典型推动全局的有效方法，就是采取推广先进生产小组经验的做法，把大连市的工业生产搞的有声有色。在此基础上，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的觉悟，增建工人的文化和娱乐设施。在短短两年时间就新建了旅大市工会干部学校，建设了各行业的工人俱乐部和工人文化宫，相继建设了工人疗养院和工人养老院等福利设施。利用工会这块阵地，开展群众性的时事政治学习，技术讲座，还举办文学，戏曲，美术，摄影等活动，丰富了工人的文化生活。总之，工人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政治地位也起了根本变化，积极性普遍高涨。大连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经常说，这是“大连工会工作的黄金时代”。

　　大连是个缺水城市，随着工农业的发展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郭老为了能从根本上解决缺水问题，1960年，亲自奔波调查水源，并多次征求大连工学院的有关教授和水利局的专家的意见，在市委会议上，多次讨论研究，最后提出了在碧流河建设水库，然后引水到大连的设想。这个任务虽然是在郭老被撤职以后才实现的，但是郭老关心群众的疾苦和辛勤奔走的事实大连人民是永记在心的。

　　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吃不饱饭，当郭老听说有些群众吃树皮，吃槐树花时，眼含热泪说，老百姓受苦了。当他得知有些群众吃代食品出现浮肿时，立即赶赴灾区，到灾情最严重的新金县了解情况，寻找解决办法。当他听到有的县把少量的土地分给最困难的灾民，以解燃眉之急。郭老不顾全党的大气候正在开展反右倾之际，抛开个人的安危，当即拍板决定在重灾区进行分田试验。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沿街欢送郭老。这个时期的郭老除了自己和家人节衣缩食外，连到外地开会都谢绝住宾馆，住在老战友家里，他对工作人员说，能节省一点是一点，把省下来的钱用到建设上吧!

　　1958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跃进”，大连市委内部也被波及连遭干扰，对时任市委第一书记的郭述申来说这一年是他一生最为抱愧的一年。郭老生前对1958年没有干成什么有意义的事，有负群众的期望，三十年后谈起来仍对大连人民有一种歉疚感。他说，这一年正是“大跃进”的开始，大部分时间被会议所占据，实际工作做得很少，我作为市委书记应吸取的教训到不少，主要是领导班子对一些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经常是议而不决。而党内生活又极不正常，尤其是领导核心缺乏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有些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留下了后遗症。

　　善于发现和总结群众的智慧

　　支持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也是依靠群众的重要表现。郭老认为领导干部的智慧离不开群众的实践，离不开自身的调查研究。他说，“看一个干部的思想方法是不是正确，就要看他是不是有调查研究。主观同客观世界相矛盾时，解决它的最好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同上173页)作为领导干部的职责就是善于发现和善于总结群众的智慧。在他分工主管工业时，他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深入到大连广和机械厂，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发现王兆达生产小组很有特色，于是帮助工厂党委总结王兆达小组经验，随即又发现和总结了旅顺海军修造厂的刘立富小组的经验。通过对这两个典型的分析，认识到生产小组是企业的细胞，生产小组搞好了，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的组织工作等，都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这是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重要环节。于是决定运用典型推动全市的工业生产。郭老亲自动手撰写两篇社论，连续在《大连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市委的支持下，又连续召开各种会议，亲自作报告加以推广，大连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

　　在他分工主管农业时，正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根据大连市临海的特点，农民同渔民是分不开的，往往是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出海打鱼。当地群众的意见不要建立单一的农业合作社，最好是建立农渔业联合的合作社。在建立什么样合作社，领导干部有不同意见。郭老经过走访群众，实地考察，决定从大连的实际情况出发，有的建立单纯的农业合作社，有的办成农业渔业合作社，这种形式的合作社是大连农、渔民的首创。

　　郭老工作是深入的，经常下到基层，走访农户，出现的任何新鲜事物，都能及时发现。有一个星期天，他到马栏村察看蔬菜生产情况，当他看到农民把水肥融为一体，使施肥，灌溉一次完成，节省了工序，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劳力。在这之前，农民的习惯做法是把灌溉和施肥分开进行。他便向农民讨教，这样作是否影响肥效，是否影响杀虫效果，有无不良的副作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同农民商量，总结为“无害化水肥自流灌溉法”，此后这种方法在大连普遍推广。事情虽小，但是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善于发现问题，帮助群众提高的做法是值得领导干部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