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同志在他的遗嘱中，对他的一生是这样评价的：“在这一漫长的奋斗生涯中，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误的教训，但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也不是完满无缺，没有错误的人，我只是在不断学习的实践中，解剖自己，反思吾身，克服缺点，纠正错误，以期保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政治方向，一直到我生命的终结。”(《文集》下卷589页)郭老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一贯主张：“对缺点错误不要遮遮掩掩，要有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表现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负责态度”。(《文集》下卷308页)他对自己的错误，首要原则是实事求是，自己有什么错误则承认什么错误，一时认识不到的，绝不跟风跑，但是一旦认识了的错误，总是严格剖析自己，把错误当成财富来不断的鞭策自己，警醒自己；其次是坚持原则，是别人的错误敢于批评，是上级的错误敢于据理力争；第三是勇于负责。他认为，做为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更不诿过于人，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我政治生活中的一次倒退”

　　郭老在大学时期曾经先后加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由于社会活动过多，影响学习，面临大学四年级的功课压力和毕业就业等问题，提出申请退出共产党。这件事，在他的很多著作和讲话中，都毫不隐瞒的作了说明。1983年，在《楚江风雨志行舟》一文中说，在大学时期我对共产党的了解不够，虽然也听过马克思主义的讲演，但“不甚理解”，对“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和斗争，是积极拥护和积极参加的。当时我只有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没有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觉悟，政治上只满足于做一个国民党左派。只是在我经过1927年大革命时参加农民运动的实践和进一步认识国共两党的区别，我才自觉地决心要求做一个共产党员。”1984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一文中，又有更为详尽的说明。他说，“由于觉悟不够，尤其是缺乏理论认识，还不能真正辨别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区别，不懂得从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去鉴别，总觉得国共两党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加上我在关键时刻接触的共产党员没有给我以良好印象。因此，在1925年秋，提出退出共产党的要求。”郭老在深刻剖析了主观和客观原因后，又痛切地指出问题的性质，“在当时看，是一个青年的政治选择问题，现在看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次倒退”。这件事对于一个21岁的青年来说，本不应苛求，何况很快又在革命的危急关头重新加入了共产党，事情又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算不了什么事，可是郭老严格要求自己，一辈子都引以为戒，吸取教训，始终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

　　我要承担责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老奉党中央之命，任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改为省委书记)时，在将近一年的工作时间里，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没有洞察抗战初期党内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在工作中不自觉的受到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些影响，而自责不已。尤其是1938年5月，党中央书记处电示长江局的重要指示，关于要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要湖北省委抽出一些负责干部来加强该省委的工作，并动员鄂豫皖省籍的学生，失业工人返回家乡领导游击战争等。这个重要指示，被长江局的书记王明扣压，没有及时向湖北省委传达。很显然责任不在湖北省委，但是郭老身为书记，由于没有完全贯彻中央这一指示而客观上影响了华中地区的大发展，懊恼不已。事后四十多年，1980年，他在《回忆董老》一文中说，“长江局主要领导人王明，不承认统一战线中存在不同的阶级集团，抹杀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错误口号，抛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王明的错误领导，对当时湖北省委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实事求是的指出，湖北省委近一年的工作，“基本上是按照党中央的正确方针进行工作的。但是，由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省委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两种指导方针的斗争情况不完全清楚，王明又拒不传达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因而省委工作中也有一些经验教训。”接着他指出教训就在于，如果省委能“集中研究徐州失守后的形势，而又重视了工人群众要求拿起武器打敌人保家乡的迫切愿望”，那么“武汉失守后，鄂东、鄂中和其他地方发展游击战争的局势就会好得多。”(同上472页)

　　1938年9月，郭老赴延安参加党中央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后奉命到新四军所在地传达全会精神，此后就留在新四军五支队任政治委员。新四军党的主要领导人没有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受王明投降主义的影响，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丧失了向敌后发展的大好时机。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同志来到新四军驻地，很快扭转了这种局面。郭老在1982年写的《深切怀念  教诲铭心》一文中，讲到自己的问题，他说，“我在白水河传达六中全会决议时，对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传达时对独立自主的精神没有强调。”经过少奇同志的批评指点，提高了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郭老以严肃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出现这种情况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遵义会议后，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毛泽东思想尚未为全党普遍接受。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还没有肃清……加之当时的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国统区白色恐怖严重，一些同志对全面情况了解差，对革命胜利心中无底。”

　　郭老从1930年到1939年，基本上在鄂豫皖的大范围内工作，有时在皖西，有时在鄂东，有时又到豫北，有时在武汉，一直处在战斗频繁的环境里，而且远离中央，看文件，聆听指示，都非常困难，有时中央一个指示，要在好几个月后才能听到。加上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一时未能完全领会中央精神，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郭老从不放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整风时期，在他的晚年都不断的总结教训，以示后人。

　　在历史定论问题上的功过是非应当明确责任

　　郭老在大连工作了十四年之久，中后期正是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大起大落的时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在书写地方历史和党史时，郭老主张，重大政治事件要有所反映，还要分清责任。在1991年他写的《读<中共大连党史大事记>后的意见》一文中表达了他的见解：“大事记本身必须把重大的政治史实和基本经验教训反映出来”。(同上474页)又说：“对旅大党内发生的大事，应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才能做到以史为鉴”。为此，郭老对大连工作时期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是自己的责任绝不推却，但是属于上级的领导责任也从不为他们文过饰非。比如，对1952年的“三反”运动的看法，他说，运动的初期在旅大区党委领导下，发展是健康的，到1952年初，东北局派出的工作组把旅大地区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一再强调，“旅大山高，林密，虎多而肥”，必须打出4000只老虎，因此，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区党委领导同工作组有争论，有斗争，但终因上级领导的坚持，使运动发生了偏差，而未能及时纠正，工作组要负主要责任。

　　大连在改造落后农村工作的初期，郭老作为第一书记，他一再检讨自己，尽管有些事他没有完全参加，仍然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对有些地区的落后程度夸大了，由于定性错了，所采用的方法也错了。他在《在旅大市委干部轮训班第五期毕业会上的讲话》中，深刻的分析了错误的产生原因：一是思想方法有问题，有偏听偏信，由于只听汇报，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核对事实，存在着主观主义的定性。二是混淆了两类性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三是民主集中制问题，运动中没有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有些事常委没讨论，几个人就定了；有些事只在书记处讨论，没交常委会讨论。这些问题“我是第一书记，要负主要责任。”(同上173页)

　　在“左倾”思潮严重时期，郭老作为第一书记，在领导“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时，也出现过扩大化和脱离客观实际的错误，为此，他多次的诚恳的指出自己的错误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但是，在书写大连党史时，他主张还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比如，1959年以后，随着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大连市委内部的分歧也逐渐明朗化。郭老当时坚持了很多正确的做法，都被当成是右倾而遭到批判。为了真正接受教训，使后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虽然事隔几十年，一些重大问题也要给后人以明确的交代，不能因为有些领导人还在位，就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比如市委个别领导人竟然支使有关部门，对认为有问题的负责干部，不准他们回家，不准与外人接触，派人监视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办法；特别是指使市公安局，采用安装窃听器等对敌斗争的方法，对待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这是极端错误的，更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允许的。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不揭示出来，就起不了警世的作用。郭老建议市委考虑，在大事记上应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