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郭述申纪念文集》(文选部分)，那林林总总的136个著述目录，有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徐向前等人的缅怀与纪念，也有对革命战友、军旅战将徐海东、王树声、王新亭、吴信泉、欧阳钦、朱理治、郑位三、胡锡奎、张琴秋、钱瑛等人的回忆与思念，还有对建国前英勇就义、壮烈牺牲和以身殉职的革命英烈邓雅声、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张星江、何功伟、张浩、陈潭秋、彭雪枫、罗炳辉等同志的追思与怀念。关于革命英烈这一部分，其中有为烈士生平写的回忆录，有为烈士遗著写的序言，有为烈士传记写的题词，有为烈士碑亭写的碑文，以及他多次参加纪念烈士活动的讲话，约有数十篇(首)之多。笔者在跟郭老相识和交往的十多年间，对他与吴焕先非同一般的历史情缘深有所感，故以此文表达对郭老的思念与敬仰之情!

　　一

　　吴焕先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闻所未闻。而又是这个名字，恰好使我结识了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余生晚也，但能与郭老述申相识相知，的确也是今生难以忘怀的一段美好机缘。

　　1980年3月，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领导上派我赴京“出差”，参加由军委韩先楚牵头的写作班子，撰写一篇纪念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的回忆录。为了便于采访和了解情况，当时在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与会者约二三十人，都是原红二十五军的老领导、老同志，阵容可谓壮观。而这两次座谈会，均由郭述申同志出面主持，向大家讲明意图并提出具体要求。这样，我才有缘认识了郭老，并与他有过两次访谈。是他简明扼要提示出吴焕先生平的三个特点：一是破家革命，揭竿而起，为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二是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在革命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为英勇善战的红军将领；三是在长征中纵观全局，正确决策，身先士卒，壮烈牺牲，使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

　　初稿写成后，我们分别送给有关领导审阅修改。所想不到的是，5月14日上午，鬓发斑白、面若童颜、气色很好、神采焕发、年已76岁的郭老，拄着一根手杖，徒步找到总参二所，登门商谈稿件来了。他对初稿讲了一些看法和意见，同时在内容上又作了一些补充和说明，并一再鼓励我们认真修改一遍。临别时，年事已高的中纪委副书记，当着邢世操、王德英和我深情地说：“你们三个同志费了很大心血，付出了辛勤劳动，辛苦了!我代表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特意向你们表示感谢，谢谢!”说着，他老人家居然拱起双手，挨个表示谢意。这感人至深而又令人受之有愧的瞬间，始终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久久难以忘怀。

　　这篇以郭述申与程子华、韩先楚、陈先瑞、刘震联名的《回忆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1981年1月16日第五版。这是郭老第一次参与对吴焕先烈士的回忆与怀念。此后，他那思想感情的波涛，更是“不尽长江滚滚流”……

　　1985年8月，在纪念吴焕先牺牲50周年时，他又撰写了《从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的年轻将领》，以寄托他对烈士的深切悼念。是年10月，他还参加了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新县举行的“纪念吴焕先同志牺牲50周年”活动，并受国家主席李先念、老帅徐向前的委托，对吴焕先烈士表示深切怀念之情，对其家属也表示亲切慰问。在参观“吴焕先烈士故居”时，他又跟烈士的侄女吴淑荣、侄子吴世友(解放军某部战士)进行过亲切交谈，鼓励他们学习和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198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前夕，郭老忽然间又来了“灵感”，想写一篇吴焕先在陕南的回忆录。他对我说：“去年5月，我第二次去商洛，在参加过徐宝珊同志纪念碑落成典礼后，就很想再写一篇回忆吴焕先的文章。他在商洛山中有几件事十分感人，请你帮助我整理一下，好吗?”我欣然应承下来。于是，《寄语商山忆英烈-缅怀吴焕先同志》一文，很快就写成了。此文先载于《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一书，后被收入《革命回忆录》第21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郭老在文章中回忆说：“在迎接红军长征50周年的时候，回顾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尤其是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的壮烈牺牲，更使人思绪联翩，感慨万千!……西征北上途中，我们曾在甘肃两当县城拍过一张合影照片，我将它一直带到陕北。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时，中央向各部队征集红军照片，我将这张照片交由杨尚昆同志转到斯诺手里，现仍见之于《斯诺眼中的中国》画册。看着焕先同志那雄姿英挺的神态，一身灰布军装，一顶深灰色的八角帽，挎着一只手枪，胸前的第三个纽扣上，挽着一条怀表链……多么熟悉而又难忘的形象啊!”

　　在与郭老的交往过程中，他不只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感受到他是一位十分恋故旧重感情的老人。垂暮之年，总是念念不忘为革命浴血战死的战友，也总是想着多写点什么，为党史军史留下一些珍贵的文字资料。对于吴焕先，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又贵在持之以恒。

　　1986年10月中旬，他在南阳参加了张星江烈士牺牲50周年纪念大会后，便应上海有声读物公司之邀，在《革命前辈的心声》系列有声读物之一《致青年朋友》，做了题为《事业需要献身精神》的录音谈话。返回北京时，已是初冬时节，他的糖尿病犯了，血糖很高，医生建议他在家好好休息，不能再外出劳累了。可就在这时，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邀请他去兰州参加“吴焕先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他在跟程子华等同志联系后，当即吩咐家里人收拾起程。老伴许云和子女们见他身体不好，都劝他就别去了，可他却说：“红二十五军健在的领导，就剩下我和程子华了。子华同志工作很忙，抽不出身来，我不去，谁去?我的病再重，也得去告慰英灵!”这样，他又急匆匆奔赴大西北，于11月12日抵达兰州。

　　11月14日，他准时参加了兰州华林山烈士陵园吴焕先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并在会上作了讲话。讲稿约3000字，由他亲自召集与会的原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张池明、李金德、黎光等人，经反复研究修改而成。他当时不无感慨地说：“我已是垂暮之年的人了，作为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长征的过来人、幸存者，这次能来到兰州参加纪念活动，也是在进行毕生的最后一段长征。来日不多了，我的长征之路，远远没有走完哩!”多么朴实无华的心灵写照啊!

　　走不完的长征路，吐不尽的红蚕丝……

　　二

　　与郭老初次相识后，1982年秋，我又一次奉命赴京，参加《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写工作。郭老为战史编审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这样，就跟他接触交往的机会多的多了，十年间，以至结下不解之缘。

　　在从事战史编写工作的最初两年，我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采访过不少的原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即着手准备撰写吴焕先传记。这是因为，吴焕先这个无愧于历史的红军将领——长征路上的一座丰碑，时刻都在牵动着我痴情的心。此一创举，意在从历史的云烟深处，鲜血染过的长征路上，将这个不朽的英灵及时呼唤出来，使这一朵灿烂的无产阶级之花，重新放射出新的光彩。1984年6月，《战史》(第二稿)即将完成时，我将吴传的写作提纲送给郭老，请他抽空进行审阅，并望给予关怀和支持。想不到三天以后，郭老就在信上批示说：“我支持完成吴焕先传的写作任务。提纲内容可以和战史办公室的同志以及陈先瑞、韩先楚、刘震等同志研究一下。在写作过程中，还可以不断听取红二十五军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我祝你早日完成这一写作任务。”事后，他又跟编委其他领导同志通了气，让他们都给以关怀和支持。

　　《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终于在1986年12月完稿，河南人民出版社即决定出版。谁知这部40万字的长篇送工厂发排后，因为征订数字不够，而不能及时开印。无奈之下，我就此写出书面报告，建议《战史》办公室订购一部分，以保证吴传的出版问世。鉴于此，郭老首先在报告上批示“同意”，由《战史》办公室拨款3500元，购买1000册。编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都签字同意。当时每册估价3．50元，后正式定价为4．95元，只购得700又几本，即分发给原红二十五军老同志、有关省地县党史部门，以及吴焕先烈士的故乡。在拟定发放清单时，郭老又一再叮咛：一定要给新县纪念馆、博物馆和焕先小学寄上几十本去。遵照他的授意，我分别给新县两个馆和箭场河乡党委、政府，以烈士名字命名的“焕先小学”，总共寄去60本。焕先小学校长吴世吉还曾来信表示谢意。

　　吴传出版后，自然又面临着如何向社会推荐和评介的事。按照本书责任编辑的意见，当时很想邀请郭述申或刘华清(曾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以其个人名义，写一篇书评文章，以扩大社会影响。我将这个意向反映给郭老，他思之再三后说：“华清同志(时任海军司令员)工作很忙，他顾不上。我的视力不好，无法看完这个大部头，要我写出对这本书的感受和评价，确有不少困难。能不能另想办法弥补一下?”如此而已，实话实说，公事公办。他既不弄虚作假，妄下雌黄，也不一推六二五，应付了事。

　　事后不久，这位有口皆碑的忠厚长者，他忽然想出一个绝妙办法，以“弥补”不能撰写书评的缺憾。经过一番思考，他和秘书刘鹤共同拟定了一篇新闻稿，交由新华社转给《人民日报》发表，而后才让刘秘书写信将这事告诉于我。新闻稿很短，没有署名，有必要抄录如下：

　　本报讯一部反映吴焕先烈士事迹的新书《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即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焕先烈士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历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军政治委员及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等职。他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著名的红军将领，是从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

　　1 95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后，他率部在大别山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于1 934年1 1月率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进入陕南后，胜利地进行了几次重大战斗，开创了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由于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审时度势，正确地作出了红二十五军西征迎接中央红军、北上陕北苏区的战略决策，胜利完成长征。

　　1955年8月21日他于西征北上途中，在陇东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该书以大量史料和饱含感情的笔触，再现了吴焕先烈士短暂而光荣的一生和不朽的革命业绩。

　　《人民日报》刊出后，在郭老的关照下，红二十五军的发祥地——鄂豫皖三省的党报，都先后予以转载，并获得一定的宣传效果。

　　郭老这一默默无闻的“弥补”经过，不只使我深受感动，更使我对他的为人做事景仰之至。对我个人来说，他的确是一位热心肠的乐于助人的长者，竭尽全力以成全吴传出版。可他却把这些事看得平平淡淡，说他作为吴焕先烈士的生前战友，更有责任和义务把一部红军将领传记，推荐给当今的年青一代读者。

　　出乎预料的是，《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1987年第一次印了近4000册，1991年第二次又印了3000余册。在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时，有好几部反映红军长征的纪实作品，都将该书当作“参考书目”，有的则将书中有关章节内容作为史料加以引用或改写。也有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安徽某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红杜鹃白杜鹃》一书，居然将吴传整章整节抄袭了十万余字，“填补”了红二十五军坚持大别山武装斗争两年间的历史空缺。这一另当别论的侵权之事，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但却印证了本书内容的史料价值和生动的故事情节。

　　三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老帅叶剑英的诗作《八十书怀》，当可引来作为郭老晚年80到90岁的生活写照。

　　1982年9月，郭述申列席了中共“十二大”，并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不久，便由中纪委副书记岗位退居二线。1985年9月，当他从中顾委委员退下来时，已经是81岁高龄了。“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他仍在继续走他的长征路……他走长征路的思想原动力，仍缘于红二十五军这支英勇善战的铁军，同样与吴焕先有着一条割也割不断的红丝线。

　　关于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毛泽东说：“徐海东部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为中央红军之向导。”周恩来说：“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条件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邓小平说：“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的路线是正确的。”徐向前说：“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李先念说：“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一页。”这些权威的至理名言，都是对红二十五军的最高奖赏，也可以说是对军政委吴焕先在长征转折关头的英明决策及其在危急关头英勇牺牲精神的充分肯定和美好定论。吴焕先是红二十五军公认的领导核心，他对这支部队的战略行动及前途命运，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徐帅曾经说过：“吴焕先功勋卓著，怎么写都不过分。”

　　1988年10月，在《战史》编委会领导集体审稿期间，我曾把一份出自红二十五军的将军名录，拿给郭述申同志进行审阅。名录上计有：徐海东大将，韩先楚、刘震上将，陈先瑞等6名中将，钱信忠等88名少将，共97名将军。而少将名录中的刘华清、王诚汉两人，1988年又被授予上将军衔。谁知，郭老在对这份名录表示惊喜、激动和兴奋之时，却又沉入令人难以琢磨的苦思冥想之中。他沉了许久才说：“红二十五军如果没有长征的胜利、成功，就不会涌现出百名将军。回想起长征，要不是徐海东同志，还有焕先同志，”他稍作停顿，忍不住摸了一下自个的脖子：“我的这个脑袋，早就掉在独树镇了……”这话，指的是独树镇战斗后，他差点被当作“第三党分子”惨遭错杀的事。

　　也许是历史的迂回曲折，是非恩怨，无时不在牵动着老人的心。完全退休之后，郭老仍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对历史的回顾、对现实的关注和对将来的期待之上。就回顾历史而言，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即是“对历史的某些问题应有所交待、尽到责任。”鉴于此，他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事件、部队组建、战役战斗、重要会议和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以及“肃反”中的冤假错案等，都经过认真回忆和思考，写出回忆录或专题报告，为党史军史地方史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为了能把革命领袖、革命先烈和革命战友的丰功伟绩和优秀品德流传于世，他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及所见所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写下数十篇回忆、缅怀和纪念文章同时又跟黄火青、张劲夫、王从吾、程子华、刘华清、王诚汉、陈先瑞、张池明、韩先楚、刘震等同志联名，撰写的人物回忆和纪念文章，也有数十篇之多。他还为红安、新县、商城、罗山、潢川、皖西等地县的《革命史》，及烈士纪念文集、革命回忆录等，写过十多篇序和序言。1986到1992年间，他一次又一次诗兴大发。吟诵出38首诗作，其中大多是思念、怀念和悼念革命同志的诗词，也有为展览室、陈列室和书传的题词，还有为老友的祝寿诗，以及给小女的生日祝词、长孙的临别赠言。由此可见，郭老的晚年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同时也充满着革命的人情味儿。

　　洋洋大观的40万字、136个著述篇目中，只有两篇属于他个人生平的“自传”之作：一篇是写于1984年的《我的青少年时期》，1994年4月又作过较大修改，修改后的稿子也不过5000字，内容只写到他的两次入党经过，即“斗争实践，哺育我成长”。第二篇是《赴延安的惊险旅程》(3500字)，写于他逝世前的一个月即1994年6月，此文还是在他与方晓吾共同回忆的基础上整理而成。除这两篇之外，就是在他83岁诞辰之际，由他亲笔手拟的《我的遗嘱》，不妨摘录一段如下：

　　在我觉悟到要做一个共产党员而要求入党(1927年6月)以来，已经整整六十年了。在这一漫长的奋斗生涯中，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误的教训，但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也不是完满无缺、没有错误的人，我只是在不断学习的实践中，解剖自己，反思吾身，克服缺点，纠正错误，以期保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政治方向，一直到我生命的终结。

　　朴朴实实的语言，不夸功，不诿过，实事求是，光明磊落。郭老的晚年是金红色的，金黄闪亮的赤色之光，又是那么绚烂多彩，满屋生辉。他老人家的长征路，直走到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