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至1994年10月间，因征集党史资料我经常出入郭述申同志家，有机会聆听老人家的教诲。这位老共产党人身上的许多高贵品质使我由衷地崇敬。郭老虽然已经离开我们近十年了，然而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和蔼可亲的音容，令我永远怀念。

　　郭老具有“和以处众，宽以接下，恕以待人”的传统美德。1984年中秋节过后，我作为胡锡奎传记组的成员进京采访。因为为胡老立传是由郭老提议，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批准的，所以传记组的工作自始至终是在郭老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我们每一次进京都得到了郭老及其家人的热情关照。虽然每次进京火车往往是凌晨到达北京火车站，但每次郭老都要派车来迎接，径直把我们接到王府井红霞公寓他的家中，还设家宴为我们洗尘，然后才送我们到总政治部或中组部、中纪委招待所下榻。我们住下后，郭老还派秘书到我们的住处关心我们的生活，了解有什么困难等等。采访工作开始后，郭老还主动安排秘书或家人为我们联系采访对象，解决采访中遇到的困难。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担心我们生活枯燥，派人为传记组购买参观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门票和戏票，记得有几次还是到怀仁堂和中直礼堂观看的演出。1986年，《胡锡奎纪念文集》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我为运书进京，郭老专设家宴慰劳我，老人家拿出珍藏的法国威士忌酒，还决意亲自为我斟第一杯酒，郭老待人真挚的感情令我终生难忘。

　　郭老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感人至深。孝感家乡人千里迢迢到北京，顺便看望年事已高的老领导，捎点家乡土特产表示心意，这是人之常情，但每次他收下后都要按质按量付钱。记得有一次他回孝感，市委书记曾世民同志送了几十斤太子米，回京后郭老吩咐夫人许云同志按质量和价格计算清楚，将钱和粮票寄到孝感市委。这件事在孝感报上做了报道，在当地产生过较大的影响。1986年，原孝感市政法委书记钟植云同志和我一起进京办事，顺便看望郭老，我们随身带着十几斤孝感的鳝鱼。我们告辞时，郭老吩咐夫人一五一十给了钱，我们怎样说也没有说服他老人家。

　　郭老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建设，心系大别山老区人民。他离休后，先后约三次回到孝感。每次回家他首先是倾听当地领导同志介绍孝感改革开放的情况，详细询问中央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他特别关心烈士遗孤的生活。离休后他第一次回孝感时，曾要求党史办的同志陪同，看望了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王平章同志的家属子女，大革命时牺牲的孝感县委书记汤经畲的妹妹，以及红四方面军被张国焘错杀的军参谋主任范沱的遗孀等等。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实施的全国百县市调查，由孝感地委党校和原孝感市委联合主持编写的《孝感卷》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前夕，要求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为该书作序。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孝感卷》唯有郭老作序当之无愧，而且非他莫属。于是，他们找我去，要我事先将序言起草好，然后送郭老审查认可。我起草的序言草稿经党校校长张新润和孝感市委书记邓昌德二同志审阅同意后，我即刻起程进京。当我将来意向郭老说明后，他二话没说欣然同意。当时郭老因患白内障视力极差，几乎不能看东西，于是我就一句一句读给老人听，郭老句斟字酌地思考着，直到他完全满意再往下读。序言写到三中全会后，工业方面牢牢抓住三线企业军转民的机遇，引进了066和4404等几个大型军工企业在孝感落户时，他高兴得站了起来，称赞孝感市委工作有成绩。最后在序言稿上签了他的名字。还要我转告邓昌德同志，希望孝感的干部要从这本调查资料中吸收营养，把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更好。

　　1992年10月，郭老回孝感参加第二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开幕式，在东湖南山宾馆顺便叫我去汇报编写《郭述申著述选》的情况。10月8日下午，当时的省委副书记钟书樵和省委秘书长张洪祥到宾馆看望郭老，我向郭老介绍钟书记是孝感陡岗镇人，郭老紧紧握住钟书记的手说：?好啊，好啊，家乡又出了一个省委书记，我是1938年的湖北省委书记啊!”由此可见，郭老是多么关心家乡啊，哪怕一个人的进步也会使他兴奋不已。

　　郭老一身正气，从不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只要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找他办事，他都尽心尽力地办。1993年，孝感中心医院建设住院大楼，由于资金短缺建了一半就停工了。医院多次通过省卫生厅找卫生部，都没有得到解决。医院领导为了急于见到卫生部陈敏章部长，想请郭老向陈部长引荐一下。当时我认为这事找郭老的麻烦不应该。在他们再三要求下，我硬着头皮向郭老的秘书孙法玉同志通了电话。出于意外，郭老听了汇报后立即同意医院的同志随我进京。原来陈部长也住红霞公寓，我们到京的当天晚上，陈部长应郭老邀请主动到郭老家，接见了孝感中心医院的同志。这次虽然卫生部没有实质性的拨款，但陈部长的谈话和指示给医院的领导极大的鼓舞和启示。

　　郭老一生中，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在是非斗争中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从不顾及个人得失，竟然达到不怕杀头、准备献身的境界。1992年至1993年，我和涂栖梧同志在选编《郭述申著述选》时，认真研究了郭老一生的资料，特别是他在红军时期为了保护党的干部，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几次险些被杀害。1934年9月，因为反对肃反扩大化，他受到鄂豫皖省委的错误批判，被撤销了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职务，还被责令“向全党申述错误”。建国后，郭老又有几次为坚持实事求是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全国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郭老为“左”倾错误遭受的压力和损失痛心疾首。这时中央在《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仍然未摆脱高估产的错误，继续提出高指标，要求在1959年实现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郭老为了党和国家的至高利益竞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于1959年7月1日为《大连人民日报》撰写了题为《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社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该要何等的胆识和气魄啊!社论发表第二天，著名的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等同志遭到批判时，郭老又一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1979年才被彻底平反。当我向郭老汇报准备将这篇社论选入他的著述选时，他十分激动，深情地对我说：“你对我的资料研究得很深啊。”

　　记得1984年，我们在郭老指导下征集胡锡奎同志资料时，郭老那一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些年轻人。是年6月，胡锡奎传记组第一次进京采访时，同志们发现1980年4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薄一波、刘谰涛、程子华、聂真的纪念文章《深切怀念党的忠诚战士胡锡奎同志》，文中提到1944年胡锡奎同志在晋察冀边区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的重大贡献。然而党史界一些资料上宣传首部毛选是1945年由邓拓同志编辑出版的，显然两种说法出入很大。传记组将这一情况向郭老作了汇报，引起老人的高度重视。他反复叮嘱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定要将这一史实调查清楚。当我们提到有些知情人难以联系时，郭老当场吩咐秘书和胡锡奎同志的儿子胡东明千方百计帮助联系。接着，我们拜会了原晋察冀边区党委书记刘澜涛同志，刘老为此事进一步做了证实。令人感动的是九十岁的老人竟然亲自提笔，写了《四十年前的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回忆文章，当月就发表在《了望》杂志1984年第七期上，以求纠正党史界对这个史实不够全面的宣传。1984年10月，传记组第二次进京后，在郭老的关怀下先后采访了原晋察冀边区秘书长姚依林、党委宣传部干事郑天翔和曹裕民、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张致祥以及副社长邓拓同志的夫人丁一岚，他们对胡锡奎同志主持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情况分别做了详细的回忆。我们根据全部采访资料核实：1944年1月，晋察冀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胡锡奎主持制定的《1944年宣传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最早提出编写毛选晋察冀版的计划，得到边区党委的首肯。于是，胡锡奎同志着手主持这一工作。他除了安排当时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邓拓同志负责收集和编辑工作外，自己还亲自为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进行注释。这年4月邓拓同志到党校学习，由宣传部干事曹裕民接替邓拓收集文章和编辑的具体工作。当毛选目录报请延安党中央批准后，于这年5月正式出版，其消息在7月1日晋察冀日报进行了详细的报导。这时胡锡奎兼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鉴于第一部毛选受到边区各级干部的欢迎，经区党委同意又着手筹划毛选的再版工作。胡锡奎同志亲自将毛选晋察冀版的五卷扩充到六卷，内容较初版丰富得多。据当时同志的回忆，胡锡奎同志在万忙中亲自收集文章、编定目录、核对文字。1945年9月，胡锡奎同志调任热河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时，已完成了毛选的发稿、制版的程序，仅将毛选最后的印刷、装帧工作转交给当时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同志。再版毛选出版后，全国许多解放区翻印了，并由李立三同志译成了俄文。传记组向郭老汇报了调查情况后，老人对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最后还叮嘱我们再次拜会邓拓同志夫人，交换意见，取得共识。在郭老提醒下，我和贺么松同志再次见到了丁一岚同志，她当时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工作很忙，但还是抽时间接见了我们。我们将采访的有关证明材料交给她，请求她审阅，她愉快地接受了。当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和她儿子邓壮热情地接待我们，坦诚地与我们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共识，并与我们合影留念。  汉水澴川起浪涛，  郭公正气贯云霄。  缅怀先哲心潮涌，  无限情思奋笔毫。  郭老的精神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世世代代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