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革命老前辈离我们而去已有近十年了。现在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纪念他老人家诞辰一百周年。

　　我认识郭老是在1983年7月，由夫人许云同志引见。那时我在恩施日报社专职做新闻志工作，受中共恩施州委党史办和恩施日报社的指派，随湖北日报新闻志办公室主任曲一凡和成员黎树德同志出访北京。许云同志是被访问中的对象之一，1938年至1939年她曾任中共湖北建始县女师党支部书记、县委委员，是中共鄂西地下党特委书记何功伟和妇女部长刘惠馨烈士的亲密战友。我们想从她那里得到当时的有关情况或者是文字方面的新闻史料。哪知事不凑巧，许云同志刚做完胃淋巴肿瘤切除手术，加之两个胸腰椎骨折，平卧床上，不能坐立，身体十分虚弱，做长时间的谈话根本不可能。故她推荐老伴郭述申同志接待了我们。

　　郭老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同何功伟、刘惠馨烈士熟悉，而且曾经是他们的直接领导，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对湖北和恩施州的革命斗争史比较了解。有这样的难得机缘，我们兴奋不已。

　　郭老在简洁明亮的客厅中接见了我们。当时的郭老满头银丝，神采奕奕，穿着朴实，平易近人，对我们的拜访抱以热烈的欢迎。郭老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建国前后，我们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解放战争和祖国建设上，顾不上史志方面的工作。现在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形势的好转，史志工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从上到下成立了修史撰志专门班子，为人民修史，为进步事业撰志，意义重大。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说，把建国前后断了档的近、现代历史挖掘整理出来，填补这段历史空白，把我国人民革命的辉煌历史真实的展现给人民，不仅是对子孙后代有个交代，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郭老谆谆告诫我们，史志工作者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既要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写历史，又不能用现在人们的眼光来审视前人的历史。书写历史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比如拿宣传和新闻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物质条件极差，宣传手段极为简陋，只能靠手写传单、张贴墙报、油印小报、木刻画报等向革命队伍和广大群众做宣传，可这在当时都发挥了很大作用。郭老举了一例子：现在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原是黄安(现为红安)县农村中一位做木工活的小青年，他领导农民加入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组建武装，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当上了根据地的县长。为了扩大红军，他带头参军。这消息在油印的《红旗》小报上一发表，起了很大的轰动作用，农民纷纷参军，都要随李县长千革命。他又例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事实，贺龙元帅曾在那里印发过油印的传单，张贴过标语口号，流传许多革命歌谣，当时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成了珍贵的史料。抗战时期，何功伟、刘惠馨烈士领导恩施州的地下党，做了不少革命宣传工作。如建始县三里坝中学的墙报、秘密传播《手心报》等，鼓励进步人士和热血青年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宣传抗日、追求民主进步的文章。郭老说到这里我们向他汇报了何功伟、刘惠馨壮烈牺牲后，共产党员杨培新、韩劲风、刘乐扬等踏着烈士的血迹，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包括华侨马锐蔡老大哥在内，以国民党办的《湖北日报》和《武汉日报》副刊为阵地，撰写了数以千计的文章、散文、诗歌、木刻画等，宣传团结抗日，礼赞光明进步，对日寇汉奸投降派以痛击。郭老熟悉这几位老同志，对他们在险境中的机智勇敢抗争，给予很高评价。

　　第二次拜访郭老，是在1984年5月。我携带了抗战时期在恩施州做新闻工作的同志们的回忆录，和他们的部分作品汇集成了《奋笔战山城》一书的底稿。为验证这本书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领导又派我赴北京、上海、长沙等地，请老同志们审改。来到郭老家中，再次受到热情接待。这时许云同志身体已经康复。他们看了《奋笔战山城》底稿后说，这段新闻史不曾被人们知道，你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搜集整理出二十万字，准备汇集成书，是对恩施州新闻史的一大贡献，我们感到高兴。这些具体史料我们提不出意见，只是希望力求准确，没有把握的还要核实。总之，要有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这天许云同志亲自下厨为我们做合口的饭菜，郭老还送我一张戏票，用他的小车送我到政协礼堂看演出。由此看出他们对史志工作者是何等的关心和爱护。我返回恩施后，许云同志寄来题字：

　　祝《奋笔战山城》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

　　一颗闪光的星

　　曾出现在鄂西白色恐怖的山城上空

　　第三次到郭老家是在1987年春。我带着要补全《恩施日报》的任务，去北京图书馆查找所缺部分。这次我老伴蔚盛烈自费随我同行。到了北京，我们不知不觉走进郭老夫妇家，同样受到热情接待，彼此交谈，无拘无束，就同老朋友相聚一样看不出高干和普通干部之间有什么差别。事后我老伴颇有感慨地说，从郭老和许云同志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1992年12月，我自费去北京，本意是看望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文有仁所长。他是我小学同班同学，阔别半个多世纪才知下落，想见一面。同时看望在中央党校任教的张海燕和在中央铁路党校任教的张华林，她们两姐妹的父亲张祭星是我的同族长辈，也是我小学的校长，帮助我走出了闰门。阔别半个多世纪，张祭星已故，我多么想和他的两个女儿见上一面。出于这种心情，我去了北京。那知出了北京站，又不知不觉走进红霞公寓。这时的郭老身体已大不如以前，双脚发肿，还有溃烂情况，双目基本失明，不能长时间交谈。尽管如此，他还是由侄儿扶着上桌，陪我用餐。由此可以看出郭老对一个并不十分熟悉的干部，付出这等的诚心和爱心。他的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令人由衷的敬佩!许云同志这时精力充沛，每日为郭老制作酸奶，还能下厨做饭，上街买菜，做必要的保健锻炼。午饭后，她走到钢琴边，为我弹唱了几首抗战歌曲，又要小女儿为我弹了一首日本名曲，我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感到无比温馨和快乐。傍晚时分，我依依不舍地要告别，许云留我不住，只好披着头巾，穿上大衣，冒着小雪，踏着冰路，送我到团结报社看望老红军韩劲风女儿韩宗燕。一路上令我感动不已，一位年过古稀，做过大手术的老人，又是全国妇联国内部副部长的许云，如此对待一个普通干部，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谁能料到1994年7月，郭老以九十岁高龄离我们而去，给我和家人带来无比悲痛。1997年春，许云同志给我寄来《郭述申纪念文集》上下两册和《郭述申1904——1994画册》一本。我和老伴拜读后，才知道郭老的革命历史。郭老七十二年的革命经历是一副波澜壮阔的画卷，在《文集》中都有翔实记载，从中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极不寻常而又曲折的道路。

　　郭老是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才。他是武高师(武大前身)的高才生。1924年被选为学生会负责人，又是校内反帝大同盟成员，经常在《江声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结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难中国的实际，从各方面阐明自己的观点，希望唤起民众，拯救祖国。他在1925年前后发表的《对于庚款用途的意见》、《植树与人生》、《本刊的任务》、《细菌谈》、《赫胥黎HUXLEY之百年纪念》、《孝感教育的根本运动》等文章，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又结合中国国情，深入浅出地谈论了救国救民的道理。时隔七十年，现在读起来还是那样新鲜动人。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郭老均有精辟论述。

　　郭老不仅有丰富的学识水平，而且是我党具有深谋远见的政治领导干部和我军的优秀政治工作领导人。土地革命时期，他参与和领导过鄂豫皖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党中央任命的第一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创建和参与领导过红二十七、红二十八、红二十五军的工作，经历过无数次大小战斗，参加了红军的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和新四军第五支队的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立下不朽的功绩，担任过中共辽北、吉江等省的工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中共西满分局常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后他在大连工作了十四年，任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兼旅大警备区第一政委，直到1964年离去。像郭老这样久经考验、功勋卓著的干部，由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我党历次发生的极“左”路线中均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张国焘搞极“左”路线时，郭老抵制乱捕乱杀，保了一批干部，自己险遭杀头，是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站出来坚决反对才免于一死，但是受到降职处分。在大连工作期间，高岗搞独立王国，派工作组提出“旅大山高，林密，虎多而肥”，并估计有四千只“老虎”，对干部搞逼供信，郭老坚决抵制。大跃进时期，他抵制假、大、空作风，1963年为反对主观认定市委候补书记陈少景是“特嫌”、“叛徒”等，被指责犯有“严重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错误”，被免去大连市委第一书记和省委委员职务，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得到平反。

　　郭老的一生是曲折而不寻常的一生，是奋进而光辉灿烂的一生，他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他是忠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强战士，是令人崇敬的优秀共产党员，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安息吧，郭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