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4月，我的老伴赵太乙同志从大连机车车辆厂党委调到中共旅大市委，在郭老身边担任秘书工作。我们的家很快从大连沙河口区搬到了中山区桂林街高山巷，距离郭老家仅有50米左右。我当时正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作为一名调干大学生在东北师大学习。8月份学校放暑假，我回家的第二天，郭老主动要见见我，这使我有幸认识了郭老。

　　1964年底，郭老因被撤职，离开大连迁居北京，老赵则到大连农村参加“社教”。“文化大革命”初，又被下放劳动。1972年夏天，老赵回城，先后在大连农业局、农科院等单位工作。1978年12月，郭老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后，即打电话来征询老赵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到北京继续做秘书工作。1979年2月老赵调来北京，我也于7月调至北方交通大学(现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工作。就这样，我们又与郭老及他全家相聚。回想起来，与郭老相识36年多，他的音容笑貌和一言一行，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在纪念郭老百年华诞的日子里，如果老赵还在世，由他来撰文纪念这位从事革命工作70多年的老前辈，会更全面，更深刻，更感人。但是，今天只能由我用点点滴滴的回忆来表达对郭老的衷心敬意和怀念。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郭老经历了不少磨难，但他都能够做到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坚持原则，无所畏惧。二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党内有人叛变，有人退党，有人逃跑，而郭老在那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鄂豫皖苏区，郭老对张国焘的错误肃反作了坚决的斗争，抵制了上级的错误指示，使一批好同志幸免于难，而他自己却遭诬陷而被撤职。郭老曾经被指控为“反革命”，由于徐海东同志据理力争，性命才得以保全。在大连工作期间，我记得1963年左右上级派人到大连后，郭老就开始写检查。因郭老不同意当时一些极左的做法，坚持讲真话，检查写了无数次也通不过。经过一年多，最后让广大党员批判的材料，是强加在郭老头上的一份“决定”，给他扣上了一堆莫须有的罪名。历史证明，郭老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的。1979年10月，中共辽宁省委发出了“关于郭述申、傅忠海同志平反问题的通知”，撤销了当年的错误决定。

　　郭老长期担任党内的重要工作，一贯对工作认真负责，注意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郭老经常委托老赵和其他同志针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收集资料，了解情况。郭老在大连工作期间，颇有建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那时，郭老经常工作到深夜，作为领导的秘书，老赵也常常半夜才回家。有时候，老赵刚到家，郭老又想起了工作上的重要事情，就打电话或在窗外喊老赵，告诉他不要忘记某某事情、不要忘记带哪些材料等等，嘱咐了又嘱咐。至今，郭老的声音好像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1991年夏天，郭老受大连市委的邀请，征询对《中共大连党史大事记》初稿的意见，老赵也随同前往。我因担心老赵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后来也去了大连。郭老眼睛不好，文件只能由秘书等同志读。有时秘书忙，我也代读了几段“大连党史大事记”的草稿。在读文稿的过程中，郭老听得特别认真，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让用笔划上或另外用纸记下来，仔细推敲措辞，斟酌如何修改才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他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鉴。

　　在中纪委工作期间，郭老不顾年事已高，满怀信心、认真负责地投入到纪检工作中去。他多次到外地指导工作，还到湖北等地亲自作调查研究，回来写出工作报告。为了党的事业他确实作到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退休后，他仍关心党的事业，不忘记对青年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郭老学识渊博，勤学好问，早年学过英语，对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等诸多方面都有相当的研究，对占今中外的历史和现代科技也颇有兴趣。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关心他人的作风，有口皆碑。每当到外地出差，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瞻仰革命烈士墓，看望烈士亲属。在大连和北京期间，对待一起工作的秘书和普通干部，对司机、家庭服务员等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给予极大的关怀，从不摆首长的架子。在大连工作期间的司机老郑同志，爱人没有工作，孩子又多，经常得到郭老和许云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保姆王阿姨早年丈夫去世，只有一个儿子，在郭老的关心下，她儿子从安徽来大连后也一直吃住在郭老家。郭老离开大连后为王阿姨安排到大连纸盒厂当了工人。郭老和许云同志对我们家更是关怀备至。在老赵成长的道路上，郭老是付出了心血的，由于郭老的谆谆教诲和言传身教，使他在政治思想上、工作作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至今令人难忘的是1971年，正值“文革”时期，我们全家还在农村锻炼，供应十分匮乏。儿子赵星到北京看望郭老，郭老得知我们的处境，想方设法给找了肉票、油票让赵星去买，临走的时候又坐着三轮车到火车站，一直把孩子送上火车。这件事情虽说不大，但是表达出来的情谊却令我们难以忘记。1979年，老赵刚来北京时，家还没有搬来，当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由于工作忙，经常赶不上晚饭，郭老就留他在家里吃饭。我们搬到北京后，逢年过节郭老一定要请我们全家去做客，还把他最爱吃的鱼头分给我们吃。老赵与郭老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相知互信上。他们既是上下级领导关系，也是忘年之交。郭老知道老赵爱喝酒，有了好酒，他总惦着给老赵留着。当我们听到郭老与世长辞的噩耗时，老赵声泪俱下，在遗体告别时，更是悲痛欲绝。不久他也追随着他敬爱的老首长去了。

　　在大连工作期间，郭老很关心、重视教育工作，有时还去学校参加活动。我记得1962年春天，郭老曾去大连24中学，到课堂听课，视察食堂的卫生情况，并与师生举行座谈会，听取意见。对教他子女的班主任老师也心存感激，每当学校有事情他都是积极支持。有一年过春节，风雪交加，他还特地去学校向未回家的老师拜年，进行慰问。有时老师生病了，他又让孩子到老师家中去问候。好多年过后他去大连时，还让许云同志拜访他孩子的老师们。郭老去世前，特别嘱咐从他多年的积蓄中拿出一部分捐赠给“大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郭老一贯严以律己，严禁秘书以他的名义给他的亲友办私事，就是自己的亲侄子也不例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不讲排场，反对浪费，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衣服破了补了又补，当要出国时竞没有合适的衣服。在居住方面，家中十几口人一度都挤在一起，有的孩子住在阳台里，客厅拉上一个帘子也住人，当有的同志提出建议组织上给换条件好一些、更宽敞的四合院时，他谢绝了。郭老和许云同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严格，耐心教育，经常用开家庭会议和联欢会的方式，讲革命故事，讲科学知识，讲做人的原则，讲优良传统，严格要求他们不搞特殊化。由于家长以身作则和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子女以及再下一代，无论在学校、在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不骄不躁，生活简朴，有修养、有本领，有的还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就连我们的孩子赵星也经常受到熏陶，受益匪浅。

　　郭老为党和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不愧是一位受人们尊敬的、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郭老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永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