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郭述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回忆1984年郭老使我卸掉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勉励有加，促我前进，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打倒“四人帮”后，我从农村调回城市。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时，我向单位提出了重新审理1958年审干中对我的不公正的历史结论和要求恢复党籍。我焦急地等待着落实政策，但等了六年，到1984年还没有结果。这一年老领导许云同志来大连，得知我的情况后很是关心。

　　我同许云同志相识较早。1949年秋天，郭老调到旅大区党委工作时，许云同志担任大连市委秘书科科长，我已在大连实验小学工作了。后来党公开时，得知设在实验小学的小学党支部书记就是由许云同志兼任，因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受党组织的教育。许云同志很重视教师的思想进步和政治学习。记得有一次她问我读过一些什么书，要我谈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解，并给予指点。她态度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是同志们尊敬的良师益友。

　　我在1945年旅大光复当时，因受盲目正统观念的毒害，政治上走了一段弯路。经过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得以转变，向组织上交代了自己误入歧途的错误，诚心悔过。1947年春，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同年4、5月间，教育局地下党组织召集7、8位同志开会，酝酿成立读书会，推荐我为干事会(成员有3人，后来7人)主任干事，我积极开始筹建工作。7月正式成立，初名为“社会科学学习会”，后改称“八一读书会”，《简章》规定：读书会以“团结教育界同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水平为目的”。读书会在近两年间，在党的具体领导下，在各校发展会员，成立学习小组，组织系统学习了《辨证唯物论》(毛泽东抗大哲学讲义)、《共产党宣言》、党的基础知识和时事政策。读书会扩大了学校的进步力量，培养了一批领导干部。1949年春，经组织批准，26名读书会员南下支援新解放地区的工作。党公开前，会员发展到一百余人，约三分之二在这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活跃在各条战线上。其中如干事刘迟后为驻日本国大使馆参赞，林继周后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党公开后，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随即以读书会为基础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我被指定为建团筹备委员之一，但我考虑到自己因历史问题尚未入党，主动请求另行指定更合适的人选而退出筹委工作，并保证一如既往，努力工作，接受党的考验。

　　五十年代初，我听过几次郭老的报告。记得一次是在工农速成中学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给我的印象是语言朴实无华，但很有说服力。又听说他是长征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四军有名的郭政委、郭司令，而自然心存敬意。

　　解放后，旅大市向苏联学习教育经验全面铺开。我曾经工作过的教育工作者文化馆、教师进修学校、函授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院等，都是借鉴苏联经验建立起来的。1954年苏军撤退前夕，时任市委书记的郭老亲自指示、部署市教育局组成“中小学幼儿教育工作者向苏学习小组”。小组组织教师、干部70余人分两批到苏联学校、幼儿园系统学习行政管理、班主任、思想政治教育、体育卫生、团队工作、各科教学等方面的工作。嗣后编成《向苏学习汇报材料》三大册，发至各校作为向苏学习的基本材料，影响很大，对大面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郭老重视教育工作，当时在教育界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我在中山区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曾参加过区委组织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因而得以向区委书记的许云同志汇报思想和工作，并得到了她的帮助。

　　1958年教育部门审干，我的一般政治历史结论被“升格”，同时撤消了我的领导职务，终止党的组织活动。此后调作教研员、中学教员。“四清”时连作教员的资格也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时蹲了近两年的牛棚，全家下放农村走“五七道路”八年。

　　1984年，许云同志来到大连，不仅记得近三十年前的一个普通党员，而且关心我的政治生命，使我十分感动。随后在林培申、刘功庆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我越级将申诉材料经许云同志转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郭述申同志。

　　我没有想到问题会处理得这样快。当年夏，郭老即过问此事。10月，我的1958年“升格”的历史结论被撤消，12月，教育学院党委经过审查恢复了我的党籍、党龄。1985年春，组织上又任命我为第十二中学督导员，退居二线，是年我58岁。在这同时，经教育局党委决定，借调我到大连市教育志编委会任副主编兼办公室副主任。1987年离休后又返聘我一直工作到2000年底。

　　我由衷感谢党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英明决策，非常感激郭老关心群众疾苦、实事求是、出以公心的博大胸怀，卸掉了我沉重的包袱。我无以为报，只有决心在有生之年不辜负党的信任，为党的事业竭尽心力。在这以后的十年里，年年我都写信向许云同志汇报工作和思想，并通过许云同志向郭老致敬意。每当知道两位老人来大连时，我都争取和同志们去问候。每次我都亲见八十多岁的郭老还在调查研究，认真倾听和询问同志们关于大连的建设情况，关心下一代的教育问题。郭老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使人感动，催人奋进。

　　1986年12月，许云同志又书赠“英雄不尽疆场出，闪光尽在细微中”的题词，对我予以勉励。1990年1月，许云同志转达郭老对我的鼓励，他说，“很赞成你写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教育实质的侵略罪行。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文化侵略方面的文章很少，揭露和肃清这方面的流毒值得我们研究”。郭老和许云同志的勉励给了我很大鼓舞，在其后的几年里，我完成了四十万字的关于“关东洲”和“满铁附属地”的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研究，并纳入我作为副主编之一的《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国家教育科学“八五”重点课题，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还参加撰写了《东北地方教育史》(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大连近百年史》(帝国主义侵略大连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本侵华教育史》(国家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等书的有关篇章，发表了多篇论文。遗憾的是郭老已逝世，再也不能聆听他的教诲了。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四次中日间的关于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的国际研讨会，两次被日本教育学术团体邀请与会(一次因签证迟到未能成行)，宣读(一次代为宣读)揭露日本殖民教育罪行的论文。1992年后，还先后被评为“辽宁省教育史志先进工作者”、“西岗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大连年鉴》编纂工作荣誉通讯员”、“大连市地方志工作先进个人”等。写出这些本不值得提及的个人情况，主要是想说明：是郭老使我有了可能追回失掉的岁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得以去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否则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哲人远去，留给后人的是高尚的精神。

　　学习和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高风亮节，应是最好的纪念，永远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