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孤儿，从十五岁起就在郭老身边工作，是郭老和许云同志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年培养成一名共产党员，并且使我能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迷失方向。两位老人对我的培养我永远不能忘，他们对我的严格要求，一直是我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准则。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由太行军区47团调到北上干部大队当通讯员。1945年9月由太行出发，10月到达沈阳。休整三天后，到四平辽北军区司令部二科侦察队工作。11月末，我军撤出四平到梨树县，组织上要我给郭老当警卫员，随着军区和省委继续北撤到昌图八面城，司令部就驻在烧锅大院。那里产酒，年轻人好奇就买酒喝，我也跟着喝起来。由于不胜酒力，再加上皮肤过敏，我满脸通红就像关公，从中午到次日早上都不敢出来见人。郭老知道后，对这伙年轻人喝酒一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知道自己有错不敢见首长。第二天早上见到郭老那严肃的表情时，心里更加忐忑不安，许云同志见状，抢先要我去叫其他领导来吃早饭，同时小声叮嘱我说，你还年纪小，日后别喝酒了，喝酒会误事的。

　　军区迁到郑家屯后，司令部的一部分同志住在田家大院。田家兄弟姐妹要求参加民主联军，我向郭老报告了他们的要求。郭老叫他们到参谋处报名，田家兄弟又找来当地的一些青年报名参军。郭老看到当地青年踊跃参军很高兴，还表扬我做得好。他指示参谋处和军务科：咱们很需要青年来参军以壮大咱们的军队。

　　辽北省委和省军区继续向北撤到洮南，改建成吉江省委和军区。这期间，郭老的工作十分繁忙组建地方各级政权，指挥部队清剿地方土匪，还要亲临一线指挥防治鼠疫……由于工作繁忙和紧张操心，郭老十分劳累，特别是疫情严重且传播迅速，这对亲临第一线的郭老直接是严重威胁。每到一处，我们做警卫工作的总是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防意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工作中有时急噪，难免在工作和言语方面有失误的地方，郭老总是代我们先向有关人员道歉，而后再教育我们。

　　我记忆最深的是在齐齐哈尔郭老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组织部长期间，他对我的一次严格批评。当时跟随郭老身边工作的同志中，论年龄我最小，论资历我比他们都长，于是自觉不自觉地滋长了骄傲和满足现状的情绪，而且那时我又顽皮得很，常常惹得同志们不愉快。郭老给我立了五条禁令：“命令你，小三，”(郭老经常不叫我大名，而叫小三)他的表情十分严肃，“1、不准学吸烟，2、不准喝酒，3、不准乱花零钱，4、不准和同志们吵架，5、不准驼背，行走时必须挺起胸走路。”同时郭老用两手亲切地按住我的双肩往后拉动，让我挺起胸来。由于我年少无知，听了五条禁令开始很不舒服，还觉得委屈。后来经过认真思考和一条条对照，开始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在许云同志的长期耐心培养教育下，我对自己的过错有了深刻的认识，由委屈变为心情舒畅，工作、学习和团结同志都有了进步。在空闲时间里，许云同志教我学文化，亲手帮助我学写字，直到我学会为止。我由一个没进过一天学堂、不识一个字的孤儿，到学会顺畅地读报纸、看书、写简单的书信，许云同志就是我的启蒙老师。许云同志教我学文化的一个主要方法是要我定时给郭老念报纸。在读报前，我把每篇文章中不认识的字先学会读，再抄下来反复默写，遇到疑难字句就向许云同志请教。我能有今天的文化水平，全来自许云同志的培养。

　　1947年9月，中共中央西满分局撤消，郭老由齐齐哈尔赴哈尔滨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我看到郭老住房的会客室只有木方凳，就向行政厅申请为郭老会客室配了一套沙发。郭老看到沙发后就问我沙发是从哪搬来的，我如实向郭老汇报了详情。郭老很严肃地说：“不要摆在这里，还回去。”接着我跟他去出席东北局的一个重要会议。临开会时宣传部长凯丰同志还未到，郭老要我去请。我到凯丰同志家里请他出来后，在途中我问凯丰部长行政厅给他送了沙发没有，他说送了，并说“述申同志的那套沙发是我同意配备的”。听到这里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这正是我要解脱的一件大事解决啦。过了三天，一个晚饭后，郭老叫我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坐在会客室里，严肃而又耐心地给我们讲：东北解放战争进入最紧张、最艰苦的阶段，特别是临江和四平之战打得十分艰苦，前方急需弹药和物资，我们要节约一切开支支援前线。东北局机关的经济状况同样也很困难，机关的负责同志如果都要添一套沙发需要很多钱。远的不说，前后楼住的就有宣传部的部分同志如刘芝明、蒋南翔、吕骥等，还有几位国际友人，他们都是我们党和革命的老同志、作家、名人。但他们的住房和办公室都很狭小，连会客室都没有，且住房和办公室是同在一间屋内，这些是你们看得见的。郭老又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们不能和凯丰同志比，凯丰同志是中央委员，是部长，他和夫人身体都有病，工作生活都需要照顾。郭老又耐心地教导我们，没有沙发同样能做好工作，在生活方面不要同别人攀比，要比就比工作好，比团结好，比克服困难好，要以节约一切开支支援前线为重。郭老艰苦朴素、严以律己、平易近人的作风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1947年9月17日我刚满18岁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老为使我尽快成长，在1948年秋天送我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在校学习期间，正是我东北解放战争大反攻之时，我参加了辽西战役，返校后不久，东北全境解放。郭老又叫我回到了他的身边，这时正是东北局号召机关大批干部南下支援江南解放。考虑再三后，郭、许二老把我叫到身边征求我的意见：“连山，目前形势发展很快，长江以南和四野都需要青年干部去支援，这对你将学校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是个机会。你总不能在我们跟前当一辈子警卫员吧。我们是在考虑你个人的发展。”我从心里感激他们对我的爱护和培养。

　　1949年春，我被分配到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该军是由东北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六十军改编的部队，全军上下从连排长到团营长乃至军师长相当一部分都是起义过来的旧军官。我到部队报到，听领导一介绍这些情况，心中不免感到有些紧张。党组织要求我们必须和起义官兵搞好团结，不得歧视他们，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和起义官兵打成一片共建新的人民军队。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我内心起了波澜，甚至还想到要打退堂鼓。可是一想到我来部队之前郭老对我的嘱咐不论到什么地方工作都要不骄不躁，谦虚谨慎，要和同志们搞好团结。我终于打消了这些念头，鼓起了勇气。经过和这些起义官兵团结奋战，经过历次战斗的艰苦考验，我和这支部队一起成长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