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2004年，是郭述申同志的一百周年诞辰。1994年7月14日，郭老从容而安详地仙逝于自己的家中，享年90岁。他在革命征程中度过了七十多个春秋，为党为人民立下丰功伟绩，其革命精神将永垂不朽。

　　郭老是我最钦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我第一次见到郭老是1977年年底，我向他汇报为钱瑛大姐平反冤案的问题。他听完汇报后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我非常支持你们的工作。他在同我接触中极其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目光亲切而慈祥，言语真诚而朴实。他对我说话，既像是同朋友谈心，又像是对自家子女的谆谆教诲，使我立刻摆脱了拘束。其后，我曾多次向他汇报，请教，每次我都想在他跟前多耽搁一会儿，聆听他更多的教导。如今回忆起来，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永远令人怀念。

　　钱瑛同志是郭老的老战友，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含冤去世。1977年11月30日，我为钱瑛大姐写了申诉信呈送党中央，承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为钱瑛同志平反昭雪。那时是粉碎“四人帮”不久，极“左”的余毒还在深深地左右人们的头脑，为钱大姐平反的工作遇到了重重障碍。在这个过程中，郭老为积极推动钱大姐的平反工作付出了心血。几经努力，到1978年3月23日，党组织为钱瑛同志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为她平反昭雪。当时本应在党报上刊登消息，但那时的负责人不让登报，说是在报上登多了这类事，对党的影响不好，因此只登在了《内部参考》上。广大群众是看不到《内部参考》的，也就不知道钱瑛同志得到了昭雪的事。1978年7月29日，郭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首诗悼念钱瑛同志，开了打破禁令的先河，起到了扩大影响的作用。又于1979年元月9日，由郭老牵头，同帅孟奇、李人林、曾志、郑绍文、李之琏、夏之栩、潘琪、苏韦、李冰、熊天荆、张越霞、何莲芝、张执一、王曦及张元等十六位老同志联名写信给胡耀邦同志，建议安排为钱瑛同志写纪念文章。1980年12月16日，郭老和王从吾、袁任远及帅孟奇联合署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刚正无私的共产党员钱瑛同志》的纪念文章。这不仅是对钱瑛同志的纪念和尊敬，也是为许多含冤受难的同志的平反提供了重要条件。因为钱瑛曾经长期担负着党在白区的组织领导工作，许多当年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是单线联系，在“文革”中钱瑛遭受迫害，她是地下党工作时期的上级领导人，其他的地下工作者也必然受到牵连。所以，对钱瑛同志的平反昭雪，也势必会推动对这些同志的平反进程。我叙述这些事情的经过，只是想说明郭老的作用，是他勇敢地向“极左”势力进行斗争，是他满怀着对战友钱瑛同志的真挚怀念，是他对众多需要平反的受难同志的热切关怀。

　　我非常感谢许云大姐赠我《郭述申纪念文集》(两卷)。我反复拜读，深受教益。郭老在遗嘱里说：“我希望我的后代用我的经历(正反两方面的经历)以及我存留的言论，作为我贡献给你们的精神遗产。”我是受郭老教诲的晚辈，有幸分享这份遗产。郭老对我的亲切教诲，他的伟大风范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激励我前进。郭老在“写在前面的话”中说：“我写过一些文章和回忆材料，就是我革命生涯中的部分的、客观的、历史的反映。回顾七十年来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我很自豪。尽管这条路是曲折的，但我一直是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正确道路前进的。”真是文如其人，这简洁的一段文字展现了这位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

　　郭老写于五、六十年前的文章，甚至于是写于近八十年前的文章，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其思路和主张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想这同郭老的学识渊博，思路开阔，视野宽广有关。他学的是生物科学，对其他领域的科学和知识他也有广泛的涉猎，所以写出的文章充满激情而又富有远见。纵观郭老的诗、文，其特点是朴实无华、贴切实际、真挚感人，都源于有科学论证，才有说服力。如他于1924年3月29日发表的《植树与人生》一文，提出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就像是针对今天的现实情况写的。我想如果他的这些主张在八十年前就得以实施的话，我们的国家、人民早就受益，也就避免了许多水旱大灾。他在该文中论述了植树与多方面的关系，他写到：“新中国之建设，乡村与农业问题，为将来不可忽视．而极端注意之问题。吾人有志于新中国之建设，应放开眼光，不为此刻情况所蒙蔽，而观察十数年后中国之情况，当能明了今后努力之方向及所负之使命，而决心从事中国之根本与改造。”他在植树与生物界之均衡的问题中写到：“因践踏破坏，靡或忌顾，生物界之均衡，致被破坏。于是益鸟绝迹，害虫蔓延，森林乱伐，作物损亏，……而引起不安状态，前之学者，已例举斑斑事实而提示吾人矣。时至今日，人之增殖异常发达，多量食物之要求，遂成急迫之现象。”又说，“此氧气之供给，正为植物体中所起光合作用之排泄物也。故植物与动物，动物与植物，实质上实营一种共栖生活，此共栖生活，即为相互之均衡，是谓之自然法则。”为防水旱之灾，他写到：“设吾人于荒山空地，极力造林，则地面之水量，得利用植物生理机能之装置，为适当之调节，水量丰时则多排之，竭时则少排或停止蒸发。盖植物此种调节之状态，视植物之土中所吸收之水与周围空气之情况，而异其倾向。如是空气变化，决无急剧之现象，土壤之湿度，亦决无完全干燥之理。作物之生长，遂因此而得一安全之保障……再于江河沿岸，遍植树木，更希望河海工程师与森林家为协同努力。恶主佳仆之水，当不再为吾人之患。因水患避免，致收获增加，农村因之安定。”郭老的这些主张用于今天，仍然是治国安民的良策，边读边在我的心底发出赞叹，伟哉郭老!诚哉斯言!在我们祖国的灾难年代，内忧外患、物欲横流的当时，郭老仅是一个二十岁正在读书的青年，能够有如此深沉的爱国情怀，如此犀利的目光，如此深透的理论，论证植树的重要，并为他当时所向往的新中国的建设而筹谋、思虑，是多么难能可贵啊!郭老在该文中还论及植树与工商业、与农业、与艺术等等的关系，都有精辟的见解。为不多占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郭老的诗、文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他生前的模范行动更是名垂青史，风范昭人。

　　郭老，请您放心，咱们的国家正在大步前进，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您的伟大而深远的理想，将逐渐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