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北的战斗岁月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红安县人，生于1902年。1918年他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考试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步行到武汉找到了党组织。他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黄安秋收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战斗序幕。1930年秋，他先后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职。在他负责财政经济工作时，鄂豫皖苏区的农业生产、商品贸易有了很大发展。统一了财政管理，从而度过了饥荒，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使红军物资供应有了保障，人民生活有了改善，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32年6月，蒋介石指挥30万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根据地军民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很混乱，斗争形势极为严重。在危难之时，位三同志接任了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职务，从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

　　为了稳定群众情绪，扭转当时的混乱局面，位三同志首先抓了群众工作。他指示道委向各县、区、乡发出通知，要求以最大的努力，巩固党和政权组织；提出“边战斗、边生产”的口号；组织干部和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坚持与敌人斗争。当时最为迫切的是如何对待和作好边沿地区与敌占区的群众工作。由于敌人“围剿”时间长，躲到深山中的群众要吃、要穿、要回家生产，敌人就乘机强迫他们插上“白旗”，表示“归顺”，对不愿当“顺民”的则实行残酷镇压。这样在一些党员干部和游击队员中，对被迫插“白旗”的群众产生了模糊认识，有的甚至不讲政策，胡乱打击一通，对群众情绪影响很大。针对这种情况，位三阿志当即提出了三条具体办法：一是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认清插“白旗”的群众“是受了反动派的压迫和欺骗”，投敌干坏事的只是个别人，不能把大多数群众当敌人看待。二是广泛进行宣传，对插了“白旗”的群众，积极做好争取工作。道委还编写了一些传单、布告，宣传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当时反“围剿”斗争的形势，使群众了解“只有斗争才是出路”；号召插“白旗”的群众暗地里给红军送情报、送物品，掩护伤员，为革命出力。三是作出不准毁坏群众房屋和打骂群众、严格执行政策等具体规定。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很快就安定了民心。许多群众都说：“别看我们插了白旗，我们的心是红的。”从此，根据地的混乱局面有了很大的好转，群众的革命热情逐步高涨起来。

　　与此同时，位三同志还抓紧建立地方武装和支援主力红军的工作。他说：“我们只要有了群众，有了武装，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在他的领导下，各区、乡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并以各县的独立团、战斗营为主，组建了六个游击师或独立师，总计约五千余人，形成了各县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在重建红二十五军时，位三同志经常奔走于部队和群众之中，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他说，目前我们“第一等最主要的任务是扩大武装，尤其要扩大主力。在苏区，男女老少都要加紧替红军家属代耕，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伤病痊愈的红军战士要很快归队”。他还要求各县积极支援红军，要人给人，要枪给枪，一定保证主力红军的需要。当时，鄂东北就有数以千计的地方武装，成批地补人红二十五军。位三同志这种顾全大局，以党和革命利益为重的共产党人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1933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极为残酷。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下，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人民群众蒙受着巨大灾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位三同志的一家，也遭受到很大不幸。位三的父亲郑维翰，曾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因长期在深山老林中活动，长了一身毒疮，病死在山中。母亲为饥饿所迫，吃野菜中毒而死。他的前妻曹梦云，在“跑反”中冻死在山洞里，撇下七八岁的女儿郑奇英，只得由二弟郑植惠(游击队员)背着打游击。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影响自己的斗争情绪，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悲愤，继续领导人民坚持斗争。在那“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的艰苦日子里，他染了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仍每天和游击队员们一起钻山入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他经常给大家讲黄麻农民暴动以及创建鄂豫皖苏区初期的斗争故事。他说：“大别山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即使剩下几个人，我们还要战斗下去，坚持到最后胜利!”在他的鼓舞下，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始终是高昂的。

　　位三同志领导的游击总司令部及罗山地方武装(也称西路军)，当时主要活动在黄安、光山、罗山交界处的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一带，同时与活动在其他县区的独立团、游击队保持联系，共同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鄂东北特务四大队，人员精干，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人动向、筹备经费物资，并负责接送来往于中央和鄂豫皖苏区之间的领导干部、交通联络人员。他经常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及时给予指导。为了加强对游击武装的领导，位三同志还到各县、区去了解和指导工作。他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联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便及时总结经验，提出了建立便衣队的正确主张。在当时的形势下，便衣队是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的一种最有效的游击武装，他们熟悉本地情况，行动灵活、秘密，敌人很难对付。为了使便衣队更快地在各地发展起来，位三同志在罗山县卡房多次举办训练班，亲自讲课，轮训骨干。他抓了便衣队的组织建设，明确了便衣队的战斗任务，还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活动方针，使便衣队既是一支游击小分队，又是一级“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政府”，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便衣队的活动，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也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中共鄂豫皖省委对这一斗争形式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运动”，并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后来，便衣队在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3年游击战争中，又得到了发展，直到抗日烽火遍及中原时，发展为敌后武工队。发现和推广群众创造的便衣队的斗争形式，是位三同志在领导鄂东北斗争的一个贡献。

　　随同红二十五军长征

　　1934年9月，党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子华同志在罗山县卡房向位三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位三同志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当即写信给活动在皖西的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说明了这一情况。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作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整编了部队，由位三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

　　位三同志过去一直做地方工作，对搞农民运动、建立地方政权、坚持游击战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他还是第一次。但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以他那种坚定的信念、认真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去熟悉新的工作。他善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经常把政治部的同志召集起来，共同商量研究，很快就熟悉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长征路上，他很少骑马，经常拄着一根木棍，跟连队一起行军。部队每到一地，他就跟战士挤在一起，亲亲热热地拉家常。有时还给战士讲上几段故事，既风趣，又幽默。所以，基层干部战士都愿意和他接近，部队的思想情绪，他都及时掌握。位三同志在给部队上政治课时，注意联系实际，做到深人浅出。记得在长征出发前，他曾从书上找了一张列宁像，让刘华清同志临摹放大，挂在墙上。他首先从列宁讲起，讲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同志们从十月革命胜利，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位三同志生活俭朴，作风扎实，平易近人。他时常穿着一身破旧衣服，浑身油迹斑斑的，腰里扎着一条布腰带，满脸的络腮胡子，群众都说他像个农民，也有人说他像伙夫头儿。但在红二十五军中，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位老”。其实他那时只有33岁，却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河南沁阳城东北，有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着围寨，而且大都配有武器。我军长征经过这里时，不时遭到骚扰阻拦。当时，前有堵敌，后有追兵，形势相当紧迫。为迅速摆脱险境，争取时间通过围寨地区，位三同志主动向省委领导提出建议，开展政治攻势。长征出发时，省委就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宣言》，指出了民族危机的深重，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位三同志根据《宣言》精神，亲自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沿途勿加阻拦。他还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进行喊唱：“老乡老乡，不要惊慌。大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拦挡。……”并将当时所规定的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实行公买公卖的有关政策纪律，都编成了宣传口号。在我军政策的感召下，许多围寨还在村口摆上茶水、香烟、食品，迎接红军经过，使我军赢得了时间，摆脱了敌军的追堵。

　　位三同志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常与小商小贩等亲切交谈，了解情况。位三同志懂点医道，常以看病为名，接近群众。遇到常见的疾病患者，他能及时予以诊脉，有的还给开出单方。群众都把他称为“先生”。一路上，看到一些老百姓因为受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见了红军大都像“跑反”似地扶老携幼，四处躲藏……凡遇此景，使他忧心如焚。因军情紧急，没有充足时间开展宣传工作，他就在部队到达乡镇之前，亲自拟定几条标语口号，让宣传员们进行刷写、张贴，以稳定民心。1934年12月10日，部队一进入陕南，他就起草了《什么是红军》的张贴传单。仅以四百来字，就把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讲得十分明确。传单最后写到：“中国有红军已经8年了。现在中国的红军总计有好几十万，行动在十几省的地方，大部的红军是在江西和四川。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同志。”这张闪烁着的历史光辉的油印传单，在红二十五军开创鄂豫陕边区革命地的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影响。至今，在湖北郧西县仍保留着《什么是红军》的传单，这是位三同志留在鄂豫陕边区的一份珍贵杰作。

　　位三同志在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期间，很注意发挥政治机关的作用。军政治部当时也就是省委的办事机关，对省委的各项工作决议，他都及时组织机关认真贯彻执行。为了贯彻省委在创建根据地中提出的经济政策，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并以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联合发布。随着战斗的胜利和根据地的扩大，部队的新成分不断增加。为了稳定和巩固部队，政治部在做好新战士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还注意做好他们的家属工作。省委在一次会议决议中，特别强调要“进一步优待红军家属”。为此，位三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红军家属优待证”，规定了优待红军家属的具体条款，并印发给红军战士家属。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他还亲自给部分战士签发，并按规定把3块银元的安家费，派人送到战士家中。至今，在商县还保存着由他亲笔签发过的一份“红军家属优待证”。这个家属还曾给位三同志写过信，询问红军战士的下落，并将优待证一同寄到北京，请他予以鉴定。位三同志带病写了回信，他在信中说：“我年老多病，回信迟了，请你原谅，优待证是我签的字，是真的。我离开红二十五军30多年，部队成员变化很大，……解放20多年了，可能已不在人世……”字里行间，充满着真挚、同情与怀念。这封言简意深的信，也成为他留给红军战士家属的一份遗物。

　　坚持陕南游击战争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决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当时担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被留在陕南地区，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为了统一领导，集中兵力，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各路游击武装合编成红七十四师，由位三同志任特委书记兼红七十四师政治委员，陈先瑞同志任师长。

　　红军主力北上后，敌人仍集中20几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妄图消灭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位三同志冷静地分析形势，准确地判断敌情，决定避敌锋芒，扬我之长，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法，同敌人周旋。根据这一方针，红七十四师从敌人的包围中奔突出来，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大胆而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迷惑调动敌人，并伺机予以打击。在镇安县青铜关，我军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了敌四十军二三○团一个营。接着声东击西，袭占了佛坪县城(袁家庄)。敌人跟踪而至，我军又一举打出秦岭。当西安、宝鸡之敌围来时，又进入山中，第二次占领佛坪县城。1936年秋，敌人又一次调集重兵进行“围剿”。特委根据山区地形条件和我军善于游击的长处，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活动。位三同志当时领导一团，出商洛，奔袭两岔河，回兵大龙庙，横扫反动民团，捕捉了国民党由西安赴商州上任的督察专员汤有光。不久，他又根据敌情变化，提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部队集中后，在商南县富水关痛击了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接着挥师北上，在华山脚下转了3个大圈，继而进入蓝田境内，对西安之敌震动很大。后来，毛泽东同志曾问过红七十四师这段情况，并说：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听到你们的消息的。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好啊!

　　因为没有电台联络，红七十四师完全和上级党失去联系，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很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位三同志想了许多办法。他走一路问一路，及时了解敌情动态，熟悉地形道路。他还从各种报纸和截获的敌伪信件中判断敌情，决定部队行动。红七十四师打下宁陕县城后，他根据周围敌情分布和路程远近，决定部队就地休整8天，开展群众工作。当部队撤离后，敌人果然在第9天进入宁陕县城。像这样使敌人扑空的事例，不知有多少次。所以，战士们都说他“能掐会算”，是红七十四师的“诸葛亮”!

　　位三同志在领导陕南的游击战争中，还依据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制定和实行了一些具体政策。例如，对在宁陕、柞水一带活动的宋登贤“神团”组织，他主动派人去做工作。从武器、经费上给以资助，最后把这支农民武装编为红七十四师补充团。对当时率部起义的何振亚、沈启贤同志，他亲自写信联系，同何部派来的人亲切交谈，使这支部队加入了红军队伍。对商南县大地主石老八，不捕不杀，不没收其财产，利用其为我军采购药品、布匹等物资。柞水县的一名伪区长，经过位三同志几次教育后，明着为敌人办事，暗地给我们送情报、筹粮款、掩护伤员。我军曾多次截获过邮差，位三同志每次都只准扣留有关敌伪方面的信件、报纸，然后给邮差开个“收条”，盖上公章，以宣传我军政策，保护邮递人员。这些具体政策的贯彻执行，有效地分化了敌人，争取和团结了中间势力，使游击战争得以胜利开展。

　　陕南的游击战争是十分艰苦的。部队整天翻山越岭，出没在深山密林之中。位三同志当时就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加之缺医少药，饥一顿饱一顿的，体质十分虚弱。同志们出于对他的关心，有时给他搞点肉吃，他说啥也要和大家一起吃。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位三同志处处以身作则，能够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把广大指战员团结成一个整体。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无论是反对过他的人，还是犯了错误的同志，他都以诚恳的态度去团结教育他们，表现了一个领导者应有的品德和胸怀，深受指战员的敬佩。

　　位三同志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聪明智慧和才干，是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分不开的。他将随身携带的几本马列著作，从鄂东北一直带到陕南。一有功夫，就抓紧时间阅读，还经常坚持写点读书笔记。他在制定方针政策或给部队作报告时，也经常运用马列著作中的一些原理，解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大家受到最实际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郑位三同志是鄂豫皖地区干部中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一个。位三同志领导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使红七十四师由原来的600余人，发展到2100余人。西安事变爆发时，这支活跃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回到党中央的怀抱。后来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卫四团，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贺龙同志曾说：“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位三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派，又回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再次担任鄂东北特委书记和鄂豫皖区党委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等职。他同方毅、张劲夫、肖望东等同志一起，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使大别山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1940年2月，位三同志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和徐海东同志一道，在华中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下，坚决打击了向我进犯的顽军。皖南事变后，位三同志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兼淮南区党委书记，同张云逸同志一起领导淮南等地的抗日斗争。1943年冬，位三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作为华中局的代表到新四军第五师战斗的鄂豫边区，参加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他和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一起，领导边区军民为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斗争。他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郑位三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6月，他同李先念等同志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部队胜利地举行了中原突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对郑位三、李先念表示过慰问，祝贺他们在领导中原突围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全国解放后，位三同志因体弱多病，没有负责具体工作，但他在病中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重调查研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有益的工作。曾被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十年动乱中，郑位三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逝世。邓小平同志为他主持了追悼会，李先念同志致悼词。李先念同志说：“郑位三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革命老战士。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