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北地区，是指黄安（今红安）、麻城、黄冈、黄陂、孝感等县，有时也包括河南省的罗山、光山县的南部，因而又称鄂豫边区。这些县都位于大别山西端南麓，地形复杂。北面是大山，森林茂密，四季常青；中间是丘陵；南面是水网地带。这个地区交通很不发达，只有一条由汉口通往黄安县城的公路，且早已破坏，不能通行，其余的尽是羊肠小道。但是，这个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革命基础较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就在这个地区广泛地开展过农民运动，党组织有了相当的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又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这个地区的工农红军。到了1931年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约有6万多人，赤卫军有20余万人，根据地拥有人口350余万，建立了26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使鄂豫皖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

　　1932年6月，蒋介石指挥30万国民党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在根据地大搞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好同志，削弱了革命力量。加之张国焘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开始麻痹轻敌，没有动员苏区党政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粉碎敌人反革命“围剿”的准备；后来在敌人疯狂进攻面前，又惊慌失措，完全丧失了战胜敌人、粉碎“围剿”的信心，采取右倾逃跑主义，将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北转移，使鄂豫皖苏区更加困难。敌人在苏区中心各地农村烧杀抢掠，根据地很快缩小到只有70万人口的地区，红军主力只留下1/5，地方武装也所剩甚少，革命遭受到巨大损失。这时，广大群众思想混乱，各地党、政、军组织因得不到上级指示，也一时找不出对付敌人的好办法。

　　黄安县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所属单位，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32年农历8月12日早晨仓促撤离县城，转移到黄安县紫云区潭涣河一带。13日黄昏，县城被敌人占领，党、政机关，红军的后勤单位和县城的群众一起跑反，一路上人喊马叫，乱糟糟的。红四方面军在冯寿二、七里坪两次大战中未能歼灭敌人主力，部队向北转移，留下大量的伤病员，使黄（安）麻（城）光（山）边界地区到处是伤病员、医院及后方机关，人们思想更加混乱，大家都希望县委和鄂豫皖省委很快拿出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农历9月初，鄂豫皖省委给鄂豫边党政军机关下达了反“围剿”斗争的指示，并决定以黄安县部分机关和人员组成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徐宝珊同志任道委书记，吴焕先同志任游击总司令。不过月余，宝珊同志调省委主持工作，焕先同志负责重建红二十五军。所以，改由郑位三同志任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

　　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名义上是两个单位，实际上只有一套工作机构，党、政、军都在一起办公。编制也很简单，司令部只有一个参谋主任（先后由朱赫、石健民同志担任）、一个参谋处长、几个秘书兼参谋，我是秘书科长。政治部和道委机关在一起，只有十多名工作人员，在胡明正同志具体领导下搞些组织、宣传工作，如起草文件、写宣传品、编小报等。后勤处负责后勤工作，如吃饭穿衣、武器军械、救护伤病员等，因任务较重，工作人员也稍多些。直属单位有一个特务营、一个特务大队、一个交通队，总共五六百人。特务大队都是装备的手枪、短枪，主要负责筹集钱粮、药品、布匹等，他们远离总司令部，在苏区外沿平汉路和武汉附近地区活动。

　　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成立后，军队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都感到有了新的希望，因而增强了同志们坚持斗争的信心。尤其是郑位三同志接任领导后，对大家鼓舞较大。因为他是黄安的一位老党员、老干部。他从1925年入党后，就积极地从事黄、麻农民运动。大革命时期，他曾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代理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工农红军的领导工作，任过黄安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他接任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的工作后，仍是鄂豫皖省委委员。他非常熟悉鄂豫皖边区的地理、民情，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那时，他才年近30岁，因为他是一位老党员，做事稳重老练，所以，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位老”。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虽然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又是知识分子，但生活艰苦朴素，长期在农村工作，住在农民群众家里，农民吃什么他吃什么，穿的也是土布农裳和草鞋。他善于用当地群众的语言，将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通俗透彻地讲给农民、战士们听，大家都很愿意听他作报告。由这样一位有经验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老同志来领导鄂豫边区人民反对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干部、战士和群众便感到信心百倍，都表示要在道委的领导下同敌人斗争到底。

　　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从成立一直到1934年10月，在鄂东北地区领导人民坚持了两年艰苦的游击战争。这两年游击战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32年10月到1933年4月。这个阶段主要是动员、组织力量，为粉碎敌人“扫荡、清剿”而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根据地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蒋介石除以一部分兵力尾追红四方面军外，还留下了15个师又2个旅约20万人的兵力，伙同数万民团、保安队等反动武装，在鄂豫皖根据地继续“扫荡、清剿”。他们提出“民尽匪尽”的反动口号，对苏区人民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反动政策，并下令限12月15日前“消灭留下的红军”。地主、豪绅、反动派纷纷随敌军还乡，到处反攻倒算，屠杀干部、党员、群众，并逼迫群众插自旗“反水”、当顺民、反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党政组织、游击队和赤卫军都遭到了破坏。因为事先没有准备，留下的红军又没有集中起来，各级党组织也没有接到上级党的任何指示，干部和党、团员只好等待，不少人只顾跑反，带着家属老小钻人深山老林，搭起棚子，躲避敌人的镇压。大多数同志都寄希望于红四方面军，盼望红军主力打回来挽救危局。

　　这时，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在郑位三同志的领导下，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稳定群众情绪，动员组织力量，粉碎敌人的“扫荡”，抓了以下几件重要工作：

　　首先，深入群众开展工作，稳定群众的思想情绪，领导群众进行斗争。道委一方面向各县、区发出指示信，同时又派出干部去动员、教育各级党政组织率领群众开展对敌斗争。要求全党动员起来，团结群众，发扬过去各个时期反“围剿”斗争的传统，在敌人进攻时坚壁清野，给敌人造成困难。同时，组织武装群众上山入林，与敌人周旋。敌人四处搜山、烧山，叫喊要“砍尽大别山的树，挖尽共产党的根”。我们针锋相对地组织游击队袭扰敌人，打击“还乡”的地主豪绅、民团武装，争取打些小胜仗，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另外，还组织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如侦察敌情、带路送信、运送粮食、收养掩护伤员等。这些工作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安定了群众的情绪，扭转了混乱的局面。

　　第二，抓紧建立地方武装。在第四次反“围剿”前，中心区各县、区的游击队都编入独立师（团）了，而独立师又大部分补充了主力红军，当时几乎没有地方武装了。所以，抓紧建立地方武装是当务之急。道委除在各区乡建立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外，还以黄安独立团为基础扩编组建独立第七师，辖十九、二十两个团，共约1500人。以麻城独立团为基础扩建为第一路游击师，下属三个大队，共约千余人。原定以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地区的游击部队组成第二路游击师，因形势紧迫未组建成，只是加强了英山独立团，恢复了其他各县战斗营。以（黄）陂（黄）安南（包括黄冈）组建第四路游击师，共七八百人。以河口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第八路游击师。以（黄）陂孝（感）北独立团、红二十五军的二一九团组成陂孝北游击师。以罗山独立团及光山西部地区的游击队组成独立第六师，下辖十六、十七团，约1200余人。所有这些部队是以各县独立团、战斗营、各级党政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并吸收四方面军留下的伤病员组成的。除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外，在鄂豫边区共扩编组建了六个游击师（有的称独立师）。各路游击师的兵力不等，总共约5000余人，形成各县武装斗争的主要骨干力量。这些部队以后多次分批升级补充到红二十五军。在各路游击师和群众的配合下，红军主力部队在陂安南、河口、黄安西南等地区，歼灭成连成营的敌军和大量的地方民团，迫使敌人不敢分散用小股兵力（连、营）进行“清乡”、“扫荡”，只能集中兵力驻在较大的据点或城镇里，使我们有了较大的回旋地区，部分地区的群众已可以下山回家搞生产了。

　　第三，积极协助重建红二十五军。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但根据地形势仍然很严重。敌人以十五个师零一个旅的兵力和数万民团武装，沿光山以南至麻城为一线，将鄂豫皖苏区分为东西两个“清剿区”，西为“经（扶）、黄（安）清剿区”，东为“商（城）、光（山）清剿区”，并将兵力分为“驻剿”部队和“进剿”部队，对全区反复进行围攻、“清剿”。1932年12月12日，蒋介石限令在1933年1月底以前，将鄂豫皖苏区的红军肃清。我们为了与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鄂豫皖省委决定将分散在苏区各地的红军及一部分地方武装集中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以便相对集中兵力，采取游击运动战的形式，为各县、区坚持斗争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在有利的时机，打几个歼灭战，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粉碎敌人的“清剿”。

　　在重建红二十五军的过程中，道委和郑位三同志要求各县要积极支持红军，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调哪个部队就给哪个部队，一定要服从大局。本地区有天大的困难，也要自己承担，想尽办法减少主力红军的困难，主动支援红军作战。这以后又多次抽调地方部队补充红二十五军，郑位三同志也都是积极支持的。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连续在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取得了3次大的胜利。这就证明，集中红军主力，按照实际情况，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打击孤立薄弱之敌，直到全歼敌人，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认真做好边沿地区和白区的群众工作。由于敌人疯狂“围剿”，我们根据地大大缩小了，鄂东北只有桃花、七里、紫云等区在我们控制之下，其余都被敌人侵占，成了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和白区。因此，如何正确对待敌占区的群众，消除赤、白区群众的对立，就成了当时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个问题是苏区边沿区的一个老问题，历来就没有很好解决。过去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有些同志认为，一切敌人都是死心塌地、不能分化瓦解的。因此，只讲斗争，要“打倒一切”，不讲任何斗争策略。对白区的群众，也不注意争取。现在，又出现了不能正确对待白区群众的问题。敌人占领了我们的根据地后，群众就只好跟着红军跑反，到深山老林中躲藏起来。但跑反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长期留在外地或山上，因为不搞生产就没有饭吃。在我们不能很快地把敌人赶走的情况下，时间长了，群众只好下山回家。一回家，敌人就逼他们扯白旗（叫“反水”）“反共”，并对不愿当“顺民”的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我们各地党组织、游击队的一些同志，见到这种情况就产生了急躁情绪，对那些被迫“反水”的群众便不讲政策了，打击、镇压、错杀了一些人。敌人趁机进行反动宣传，组织保甲联防来对付游击队和红军。敌占区的群众见到红军、游击队的人就围打，赤、自对立更加严重。根据地更缩小了，部队和地方干部、党委几乎搞得无处停留。形势日趋恶化，一些游击队、地方干部溃散逃跑，脱离了革命，少数人还投了敌。

　　为了消除赤、白区群众的对立，克服一些干部中的左倾思想，郑位三同志提出了3个具体办法，一是要看到现在的白区都是过去的苏区，群众大部分过去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反对我们是被迫的，是敌人高压政策造成的。那里还有许多党、团员和干部。干坏事的只是个别人，多数群众是好的，绝对不能把他们当敌人看待。二是对“反水”插了白旗的村庄，要做争取群众的工作。只能打击、镇压坏人，特别是那些还乡恶霸、民团头子；对保甲兵也要争取。各地党组织要编写一些传单、布告，宣传对被迫扯白旗、“反水”的群众不咎既往，体谅他们的困难，号召他们暗地里给红军送情报，送物品，掩护伤员，为革命做好事，做了错事的可以将功赎罪。三是不许毁坏群众的房屋和打骂群众，严禁杀害群众。各级党政组织，根据这些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赤、白区群众对立的情况缓和了。在敌人疯狂“扫荡、清剿”中，有些人员分散到边沿敌占区去隐蔽时，得到了群众的保护。大家体会到，采取位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政策是非常正确的。这个阶段各县、区的游击战争，形势发展得也很好，各路游击师、游击队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深入到敌占区内进行活动，既扩大了部队，解决了部队吃穿问题，并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又恢复了一些地区的工作，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扩大了对敌斗争的区域。

　　由于道委和郑位三同志领导抓了这些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苏区的混乱局面有了很大的好转，群众的革命热情又重新高涨起来，使敌人的“清剿”计划完全破产了。

　　第二个阶段，从1933年4月到1933年11月。这个阶段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导下，围攻七里坪失利，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鄂东北地区军民经过8个多月的斗争，红二十五军、各县独立（游击）师、团和游击队，在地方党组织、广大群众的协同配合下，英勇积极作战，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创造了继续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鄂东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包括黄安县的七里坪、紫云、桃花、仙居、二程等区的大部，麻城县的乘马、顺河，光山县东、南、西三区以及罗山县的宣化区。还逐步恢复了陂安南、河口、陂孝北等根据地。各县都有一定数量的地方武装。红二十五军主力已发展到1．3万余人，编成3个大师。红军在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役的大胜利后，士气高昂，掌握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此外，鄂皖边还有一块苏区，并有主力部队红二十八军（约一个师的兵力）和3个游击师，以及区、乡游击队，可策应鄂东北地区的斗争。对这种有利形势，如能因势利导，掌握它并发挥其优势，主观上不再犯错误，按照过去8个月所取得成功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具体办法坚持斗争，就可以使局面发展得更为有利，并夺取新的胜利。但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的中央，于1933年3月初指令鄂豫皖省委和红军“要集中力量肃清敌人一切地方的和常备的军队”，“夺取七里坪、河口、黄安”等中心城镇。鄂豫皖省委根据当时中央的指令，于5月初作出了夺回七里坪的决定。

　　当时党中央和鄂豫皖省委的这些决定，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弱小的红军要夺取被强敌占领的中心城镇，是根本不可能的。鄂豫皖苏区当时共有敌军14个师又4个旅，兵力超过我军10倍以上。敌人占领着我根据地的全部集镇和大部分农村，控制着所有的主要交通线，而且敌人还在酝酿着对我实行第五次“围剿”。当时，驻在七里坪的敌军，有3个团6000多人。敌人在七里坪遍筑围墙、壕沟、碉堡，设置铁丝网等，工事相当坚固，易守难攻。另外，七里坪西南面的黄安、河口、华家河3个城镇分别驻着敌十三师的其他3个团和敌八十九师的4个团，以及驻在麻城、宋埠地区的两个师10几个团，随时可增援七里坪之敌，而当时我红二十五军全部主力加上直属分队，只有1万多人。我军并无攻克坚固设防据点的武器装备和物质条件，兵力也不足以围攻敌人和阻击援兵。同时，由于根据地屡遭敌人洗劫，又值青黄不接之时，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我军给养也无保障。在敌我力量这样悬殊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夺取七里坪呢?对省委不顾这一客观条件，贸然作出夺回七里坪的决定，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吴焕先、徐海东等同志是反对的，郑位三同志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正确的意见省委负责人不但听不进，还提出，谁怀疑能拿下七里坪和各中心城镇，就是思想右倾。

　　在当时的中央和省委错误决定的指导下，七里坪战役从1933年5月2日开始打响。我军只从三面包围了七里坪，而敌人仍可从西南面来去自由地调动部队，补给军需。战役的第一周，我军两个师连续三次强攻，除夺得了个别山头阵地而又失掉外，没有取得大的进展。以后又进行多次强攻，均未奏效，战局打成胶着状态。如若这时见机撤兵，还可争取主动另行寻机歼敌。可是，省委还是命令红军继续围攻，结果陷入被动。在战役进行过程中，鄂东北地区党、政组织和游击总司令部，在郑位三同志领导下，顾全大局，以高度的党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动员全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地支援主力红军，积极调动各县独立师（团）、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说服广大农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粮，一碗、一升、半斗地支援红军，而农民群众自己却以野菜充饥；还动员妇女为红军做衣、做鞋，动员儿童救护伤员，动员群众给红军送柴草。有的人把自家的门板、铺板、桌椅都拿出来供红军烧火做饭，也在所不惜。后来，苏区实在弄不到粮食了，总司令部就发动群众组织打粮队，在地方部队掩护下远到一二百里外的宋埠、黄冈、陂安南等地打粮，但运回来的不多，地方部队和群众却牺牲了很多同志。以后又抽调红军主力部队去打粮，收获也甚少。就在这么困苦危险的情况下，省委领导仍然坚持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还要继续围攻七里坪。经过我指战员和苏区广大群众英勇艰苦的作战，虽然给了敌人一些打击，但是终因敌强我弱，在攻打了43天之后，我军已疲惫不堪，不得不于6月13日撤出战斗。

　　七里坪战役的失败，使苏区和红军面临的困难更大。红军主力转移到光（山）、麻（城）、商（城）边界地区，一面筹粮，一面休整。但是，敌人不让我军得到休息的机会，紧接着进行尾追堵截。红二十五军接连打了几个消耗仗，部队受到很大损失，全军减员过半，只剩下5000余人，只好缩编。此时，省委又继续搞肃反扩大化，把当时红军干部中一些对围攻七里坪表示过不满的同志大批大批地撤职（包括中、高级干部），有些甚至当作反革命被处决，并解散了几个师的党、团组织。红军没有被敌人消灭，却遭到自己领导人的摧残破坏。当时，郑位三和其他许多同志，对红军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了不同意见，由于郑位三同志反对肃反扩大化，反对围攻七里坪，有些领导人便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事实证明，郑位三同志是正确的，他代表了多数党员、干部的意见。然而他的正确意见，却在一个时期里被省委否定了。

　　1933年7月初，敌人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调集了14个师另4个独立旅的兵力共10万人，并以鄂东北为重点，在那里部署了8个师另4个旅。可是，从7月到9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省委一直认为敌人只是破坏苏区秋收，仍然命令红二十五军继续在内线采用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要打“正规战”；“集中武装力量来保卫苏区作猛烈的斗争”，要求红军“大举向敌人反攻”。这些决定，不仅缺乏政治军事常识，而且闭眼不看客观现实情况。当敌人集中兵力进攻中心苏区，根据地大部丢失，只剩下几个大山头时，还命令红军及鄂东北地方武装要“保卫中心区”、“与土地共存亡”。从7月11日起到8月下旬，连续10几次与敌人拼死作战，虽然重创了敌人，但是仍不能打退敌人的进攻，仅红二十五军就伤亡1500余人，被迫向皖西苏区转移，同红二十八军会合。在皖西也依旧采取内线单纯防御战，连续数战也没能粉碎敌人的进攻。又决定回鄂东北，并将皖西部队的一部分编进红二十五军，全军约3000人。在过潢（川）麻（城）公路时，部队又遭到敌人截击。省委和军长吴焕先同志只率两个师的各一部2000人进入黄安紫云寨地区（另一部由副军长徐海东同志率领折回皖西），并将鄂东北独立第七师一个团同红二十五军所剩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在紫云寨为中心的小块地区坚持斗争。敌人见红二十五军主力被分割两部，便进一步集中更大的兵力向这一地区的我军猛烈进攻。10月14、19日，我二二四团和地方武装一部，在紫云寨、高山岗一带与敌恶战一整天，掩护党政机关、群众乘夜突围，转向天台山、老君山。与此同时，二一七团（由黄安独立七师新编成的）在姚家寨及以北高地与敌4个团苦战一昼夜，大部壮烈牺牲，只剩几十人突围。二二五团在紫云寨以北经过连续恶战，减员过半，冲出重围，转至龙王山、天台山与二二四团汇合。此时，红二十五军只剩下8000余人，游击总司令部的直属队及所属黄安独立师一部分在连日的战斗中伤亡损失也很大，所剩人员随同红二十五军军部一起突围到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地区。鄂东北根据地各县党政组织全被摧垮，县委、区委干部只剩10余人，各地党员只有200余人。大批群众遭到屠杀，紫云区原有万余人的三个乡，只剩下老少百余人。群众无衣、无食、无房，财力、物力消耗殆尽，形势万分危急。

　　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要领导上提早3个月下决心将剩下的红军主力转到外线去作战。就既可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又可牵制敌人，配合内线地方武装和党、政、群众组织的对敌斗争，保住部分地区。其实，八九月间，红军转到皖西后，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领导各县地方武装（包括独立第六、第七师、二十五军两个营）在黄（安）、麻（城）、光（山）边区，在河口、陂孝北、罗山地区与敌人周旋，由东山（黄麻边）到西山（黄光罗边）、由南山（桃花区）到北山（紫云区、光山南区），跳来跳去，白天隐蔽，夜间行动，避免与敌人主力作战。敌人对我们无可奈何，无法消灭我们，我们大部分力量都保存下来了。那时，虽然每天都在山沟里或高山上，常常是一天吃一餐野菜加点米的稀饭，甚至两天吃一餐。但是，大家斗志坚强，英勇战斗，不怕苦、不怕死。人们常说：怕死不革命，革命就不怕死。有时有的部队一天连打几仗，白天被冲散了，晚上又集合在一起，第二天再接再厉继续战斗。郑位三同志一直和我们战斗、生活在一起。他常向大家讲：只要我们小心谨慎，用当前的办法对付敌人的“清剿”，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他除作思想教育工作外，有时还给大家讲大革命时期黄麻农民暴动以及创立鄂豫皖苏区初期的斗争故事。他讲，多年斗争的事实证明：敌人是不可能消灭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即使剩下几个人，我们还组织群众起来再干。同志们听后信心百倍，斗争情绪始终是高昂的。大家还编出顺口溜鼓舞斗志：“山林岩洞是我房，青枝绿叶是我床，野菜葛根是我粮，党是我的爹和娘，任凭白匪再‘围剿’，红军越打越坚强，一颗红心夺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

　　这一阶段的斗争是很残酷的，困难是相当大的，可是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虽然损失很大，我们游击总司令部及所属部队都没有被敌人消灭掉，而且我们还给了敌人不小的打击。

　　惨重的失败，使鄂豫皖省委开始认识到转变斗争方针的必要。1933年11月10日，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代表省委向党中央写报告，总结了前段斗争的经验教训，承认现在的局面“是过去领导上所犯错误造成的”。提出了以游击战争为主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新的斗争方针。红军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有时到白区，有时到苏区，交替活动，与敌周旋，取得了一些胜利。从此，形势才慢慢有了好转，扭转了以往的被动局面。

　　第三个阶段，从1933年11月到1934年10月。这个阶段主要是坚持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地区的斗争。

　　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是黄安、光山西部和罗山交界处，大别山西端较大的山区，也是最老的中心苏区之一。这里经过敌人多次“清剿”，已是无人区，敌人大部队不好长久驻扎，小部队也不易进去，又没有地主反动武装，所以在他们“清剿、扫荡”后，我们照样能继续控制它。我们所剩部队机关、医院都分散在这个地区。靠近它周围的县、区，还有一些党政组织、游击队，他们在附近敌占区内开展群众工作。郑位三同志率领游击总司令部几百人突围到达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地区，鉴于这里的地形、敌情，部队集中行动十分不便，吃饭问题也难以解决，于是便将总司令部及直属单位的人员分散开来，能到各县、区工作的就到各县、区去，剩下的战斗人员都编入罗山地方武装，改称西路军。随郑位三同志一起行动的干部只有程坦同志和我，还有十来个交通警卫员，最少时不到20个人。警卫员分散在附近外围地区活动，掩护我们。敌人在12月间尾追我们，对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进行了几次大的“清剿”。我们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对付敌人的扫荡。有几次，我们藏在悬崖绝壁上的山洞里，利用森林的遮盖，安全躲过了敌人的“搜剿”。在山洞里，我们能看见远处敌人的行动，听到近处敌人在说话、叫喊，而敌人却看不见我们。我们在山洞口上将所有的枪支对准敌人来的方向，准备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与他们血战到底。可是，每次我们都从敌人鼻子底下躲了过去。因我游击队和后方机关高度分散隐蔽，敌人常常扑空，一无所获，加上敌军缺粮、疲劳、伤亡较大，他们便不得不退走了。

　　这时正值严寒季节，大雪封山，所有人员穿着单衣，缺衣少粮，极端困难。两个多月的严冬甚是难熬J晚上在山洞或山上窝棚里烧起一堆堆的篝火，大家躺在周围睡觉。同志们并不在乎这些困难!敌人的“清剿”都能对付，还不能对付寒冷的严冬?我们盖的、铺的都是稻草，有的同志风趣地说：我们比大地主豪绅还要阔气，盖的是金丝被，睡的是金丝床，胜似活神仙。

　　1934年2月以后，情况逐渐好转，省委随红二十五军军部行动。此时又将原在陂孝北地区活动的二一九团编入红二十五军，全军共千余人，采取内外线机动作战的方针，在山区周围不断打击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破坏了敌人交通线，取得大小10几次胜利，部队的粮食、冬衣和弹药也解决了一部分；牵制了敌人，也保护了山区。

　　当时的斗争环境是极其艰苦的，郑位三同志却临危不惧，不怕困难，和同志们在一起，在深山老林中，过着风餐露宿，“铺地盖天”的生活，领导我们坚持斗争。这时，他领导我们做了几件重要的工作：

　　一是将附近的地方部队进行整顿，整编为3个独立团（含西路军），两个游击大队和若干游击队，以便配合红二十五军作战，坚持这个地区的斗争。

　　二是在总结各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便衣队的主张，并为便衣队规定了“四位一体”的方针。

　　便衣队是以县、区干部为核心组成的，实际上是党政军综合性的武装工作队。他们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刀矛，捕杀反动分子，袭扰敌人，串连群众。由于他们熟悉本地情况，队伍小，行动灵活、秘密，敌人很难对付。郑位三同志及时地总结推广了这种斗争形式。他认为，便衣队是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的一种最有效的极为适宜的游击武装组织。为了训练骨干，使便衣队更快地在各地发展起来，1933年11月以后，郑位三同志还在罗山卡房多次举办了便衣队训练班，轮流训练各乡的便衣队员。他亲自给队员讲课，强调便衣队首先要做好群众工作。他说：“群众是水，是眼睛，为了坚持下去，必须要有群众”。他在讲到便衣队的组织形式和主要任务时指出：根据各地群众发动的情况，便衣队可以一个区成立一个，也可以一个乡成立一个，区、乡苏维埃主席任队长，书记任指导员。便衣队的任务首先要作好群众工作，向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指明红军一定会回来的胜利前途，秘密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扩大红军和游击队，恢复并发展党和群众的组织。同时，还要做好侦察敌情，递送情报，袭击敌人，消灭小股民团，镇压反动分子，筹集粮食物品，安置伤病员等工作。

　　郑位三同志还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给便衣队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四位一体的方针。也就是说，便衣队要用游击战争的方式，白天埋伏在深山里或可靠群众的家里，晚上到群众中开展活动；要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做好伪保甲长的分化工作，争取他们之中比较倾向进步的，成为两面派，明着为国民党做事，暗地给我们帮忙，如帮我们送情报、筹集粮食和其他物资，掩护部队行动和掩护伤病员等。便衣队根据这“四位一体”的方针，深入开展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由于便衣队的积极斗争，使红军有了可靠的助手，使党的活动和群众工作得以坚持，使群众革命力量得到发展。当时红二十五军（后又编人红二十八军两个团，全军约3000人）在各村游击队、便衣队的配合下，采取游击运动战。在罗山长岭岗全歼东北军一一五师师部及五个营，并取得大小胜利多次。同时，趁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新的“围剿”部署尚未就绪之机，在罗（山）、（黄）陂、孝（感）地区开辟了新苏区（如朱堂店根据地），恢复了老苏区。从4月到10月初，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为中心的根据地又比较稳定了，敌人也很少来进行“扫荡、清剿”。原鄂东北中心区各县、区的组织部分地恢复起来，党员由上年10月失败后的200余人发展到500多人，各地群众组织也有所恢复。

　　1934年9月，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当时部队在皖西，他便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当时在罗山卡房地区）住了一个多月。他同位三同志一起传达了中央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并将红二十五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准备北上抗日，创造新的根据地。子华同志还介绍了中央红军作战训练和部队建设工作的经验，对加强红二十五军的部队建设和保证其胜利长征起了重大作用。

　　总之，在鄂东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两年，斗争是非常复杂的、激烈的、残酷的，经过了多次严重失败。但是，由于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是经过大革命斗争、土地革命斗争的考验的，党员、干部、群众都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他们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即使在党组织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时，也没有丧失信心，发生动摇，脱离革命，而是仍然继续跟着党干革命。鄂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之所以能长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党，坚强的红军；就是因为党组织深深扎根于群众，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也是因为苏区广大工农群众深受反动派的压迫剥削，要革命，要解放，斗争更加坚决，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又是红军家属，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屠杀，认识到只有革命才有出路，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在这个阶段的斗争中，郑位三同志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他多次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主张以游击战为主，时而在苏区、时而在白区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坚决反对在我军内部和群众中再搞“肃反”，使我军减少了损失；他把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对敌工作结合在一起，首先提出不要镇压敌占区被迫“插白旗”的群众，通过广泛的宣传，争取了大批的群众；他在斗争中，还总结出了便衣队的斗争形式。便衣队的艰苦斗争，培养了一批熟悉游击战争本领的干部，锻炼了大批与红军有血肉联系的群众，供给了红军和游击队足够的武器弹药，打开了白区工作的门路，创造了便衣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这些都为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后，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和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保卫苏区的斗争，开展便衣队的游击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