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同志在大革命时期，先后担任过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常务委员、黄安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黄安县总工会委员、中共黄安特支委员和中共黄安县委委员等职，积极领导农民群众，开展惩办豪绅地主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郑位三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改组了中共黄安县委，并代理县委书记，同县委委员吴焕先、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等同志继续领导全县农民，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9月，位三同志根据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同志传达的“八七”会议精神，在黄安七里坪主持召开了黄安县委委员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研究制定了黄麻地区秋收暴动计划，并发动和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沉重地打击了豪绅地主的复辟活动，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意志，揭开了黄麻起义的战斗序幕。

　　黄麻起义遭受挫折后，郑位三同志和吴焕先、汪奠川、戴克敏、吴光浩、王秀松等共产党员，在光山柴山堡地区，为创建工农红军和鄂豫皖苏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先后担任过黄安县委委员兼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等职。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位三同志作为鄂豫皖苏区的代表，被选为第一届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郑位三同志在危难之中担任了鄂东北道委书记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积极地领导鄂东北苏区人民进行了两年多艰苦的游击战争，配合吴焕先、徐海东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军事围剿。

　　1934年8月下旬，党中央派我到鄂豫皖苏区工作。我在河南省罗山县卡房，会见了郑位三同志，向他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位三同志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当即写信给活动在皖西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说明了这一情况。同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今新县)花山寨举行会议，作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整编了部队，位三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

　　在长征路上，位三同志因身体不好，又不会骑马，所以总是拄着一根木棍，跟连队一起行军。部队每到一地，他都跟战士挤在一起，亲亲热热地拉家常。有时还给战士讲几段故事，既风趣，又幽默。所以，基层干部战士都愿意和他接近。他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敬重他。当时他虽然只有33岁，但干部、战士都非常亲切地称他为“位老”。

　　红二十五军转移到陕南以后，位三同志除了管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外，还具体负责打土豪、筹款的工作。他先后兼任了中共豫陕特委书记和鄂陕特委书记，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支援红二十五军开展游击战争。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决定向甘肃进军，破坏敌军阻止中央红军北上的计划，然后北上汇合陕北红军。位三同志被留在陕南地区，担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同陈先瑞等同志一起，把留下的600余名红军游击队，组织起来，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先后粉碎了敌人3次大的军事围攻，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歼灭了敌军2000多人，保卫了根据地。1937年春，郑位三同志奉中央命令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位三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派，又回到了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副书记等职，同肖望东、方毅、程坦等同志一起，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了大别山区的抗战形势。

　　1939年7月，郑位三同志遵照党中央“把工作重点放在敌人后方”的指示，带领鄂豫皖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到皖中庐江县东汤池，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汇合，参与领导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1940年2月，位三同志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和支队长徐海东同志一道，在华中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下，坚决打击向我进犯的敌人。皖南事变后，位三同志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张云逸同志一起，领导二师部队在淮南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43年11月，位三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作为华中局的代表到新四军第五师战斗的鄂豫边区，参加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位三同志到鄂豫边区后，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1942年5月提出的“今后五师与鄂豫边区党委的任务，是整训部队，加强与发展抗日武装，严格建立各种组织与制度，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切实进行群众工作，改造政权机构，及沿长江而下，与七师联系”的指示，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和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刘少卿等同志一起，为建立强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还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领导鄂豫边区开展了整风运动，帮助干部肃清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提高了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位三同志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位三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6月，他同李先念等同志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部队胜利地举行了中原突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对郑位三、李先念同志表示过慰问，祝贺他们在领导中原突围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1949年9月，位三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18个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全国解放后，郑位三同志曾被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他因体弱多病，没有负责具体工作，但他在养病中，仍然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深入调查研究，并就农业问题、经济建设规律问题、发展科学教育事业问题和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写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和文章。他的主张，有些曾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采纳，有些虽被某些人视为右倾，但他依然孜孜以求，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努力。

　　在十年动乱中，位三同志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于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病逝。邓小平同志为他主持了追悼会，李先念同志在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中说：“郑位三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革命老战士。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