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郑位三同志1902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二十）出生于黄安县紫云区马鞍山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早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在武昌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就积极投人武汉各界群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斗争，并在恽代英等创办的“利群书社”里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进步书刊。1922年毕业回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在县北七里、紫云一带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年底，由先期入党的同乡好友——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戴克敏、戴季伦介绍，在紫云区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入党后，郑位三同志以满腔的革命热情，与董必武同志从武汉中学派回黄安活动的党的工作组成员以及后来陆续回乡的进步青年学生一道，为迎接大革命风暴的到来，促进黄安革命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全县工农群众公认的革命先驱和旗手。

　　一是创办农民夜校，宣传发动群众。1926年初，郑位三同志与共产党员曹学楷商定，利用当时农闲时节，在七里、紫云两区创办10来所农民夜校，组织千余中青年农民入夜校学习，先启发这些农民的阶级觉悟，然后让他们回到家人和亲友中间，进行宣传鼓动，扩大革命影响。夜校开办之初，没有现存的教材，他就把自己从武汉带回的一些革命书刊、杂志上的文章摘录下来，结合农民群众深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封建思想束缚的实际，编成通俗易懂的“三字经”、“歌谣”、“鼓词”和“顺口溜”，教给农民传唱。农民在夜校既可学到文化知识，认识一些字，又能懂得不革命就没有出路的道理。由于这种方式很受农民群众的欢迎，郑位三同志冒着被土豪暗杀的危险，果断决定再增加几所夜校，以适应宣传发动群众的需要。师资力量不足，他和曹学楷等人每晚要兼二三所夜校的课，忙得不可开交。后来，他从先人夜校学习的青年农民中，选派一些优秀者到新办的夜校教课，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农民夜校的创办，为黄安农民运动的崛起准备了革命骨干，奠定了群众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县委党史办为编写《红安县革命史》，在县内外开展党史调查时，包括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吴先恩等高级将领在内的许多老红军、老干部，对郑位三同志当年创办农民夜校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位老是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恩师。

　　二是组织农民协会，惩办土豪劣绅。1926年七八月间，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之际，郑位三同志预计到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经中共黄安县党团特别支部同意，与曹学楷、陈定侯、吴焕先等同志一道，加紧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不到一个月，他们在紫云区刘家园、陈家洼、方家湾、陶家边、四角曹门、马鞍山等地，组成了10多个村的秘密农民协会，人会农民达700余人。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在黄安形成，农民协会由秘密转为公开。从这时起，郑位三同志先后担任黄安县党团特别支部委员，国民党黄安县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国民党黄安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中共黄安地委委员、黄安县委委员，参与领导全县革命运动。为筹建县农民协会，他不辞辛苦，日以继夜，到各区考察指导区农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与国民党区分部负责人和农协干部座谈，协商推选出席县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征求区、乡中共党员的意见，物色即将派驻各区的农运特派员人选。经过他和徐希烈以及筹委会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黄安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于1927年2月在县城如期召开，选举产生了县农民协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批准了郑位三同志提出的派往各区的农运特派员名单。在这次会议上，郑位三同志当选为县农协常务委员。至同年5月，全县各区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五六万人。

　　农民运动兴起后，按照县委的分工，郑位三同志负责领导惩办土豪劣绅。他根据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训令和董必武主持制定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精神，结合黄安农运实际，与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县总工会、县妇女协会负责人和省里来的农运特派员（均为中共党员）一道，认真筹划，力排干扰，率先在县北七里坪南庙建立了专门用来审判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革命法庭，并推举一名中共党员担任法庭主席（即庭长）。郑位三同志以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身份，坐镇七里坪，督导法庭依法审判。这个法庭和随后在县城孑L庙设立的革命法庭，仅1927年四五月间，即开庭审判了40多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极大地鼓舞了全县广大群众的斗志，有力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经出席2002年5月13日至16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首届年会的专家学者确认，七里坪革命法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基层革命法庭。

　　三是建立农民革命武装，积蓄农村革命力量。早在1926年冬，郑位三同志在参与领导发动农民运动中，逐渐认识到：党必须掌握一支强有力的武装，这是支撑农民运动的长久之计。他和吴焕先、曹学楷、程翰香等同志反复研究，提出以两种方式，组建公开和隐蔽的农民革命武装，积蓄农村革命力量。他们的建议，很快得到县党团特别支部的批准。公开武装是以防务委员会的名义，在七里、紫云等区成立区、乡农民自卫队，由郑位三、曹学楷同志主持组建，有队员上万人；隐蔽武装是以红枪会的旧有形式，在黄（安）光（山）边界地区创办革命红学，由吴焕先执掌，学生近千人，对外严格保密，就连出资办学的地主也被蒙在鼓里，只有党、团特支和后来的县委少数领导人心中有数。

　　1927年4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训示各县成立农民自卫军，作为本县常备军事组织。郑位三同志和中共黄安县委的同志又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迅速从农民自卫队和各区农运积极分子中，挑选了100多名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同时，还因势利导，指示各区迅速建立工人纠察队和其他农民革命武装。这些革命武装是农民运动的靠山，后来成为黄麻起义的骨干力量。

　　总之，郑位三同志在黄安革命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红安乡村至今还流传着“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的历史歌谣，人们把他的名字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红安革命的“播火人”董必武同志并列一起，称颂他们是带领广大工农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恩人。而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使郑位三同志积累了经验，丰富了理论，提升了智略，增长了才干，是他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二

　　郑位三同志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义无反顾，鞠躬尽瘁。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政治远见。在参与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艰苦岁月里，他的革命精神和风范得到充分的显示和升华。

　　大革命失败后，郑位三同志处变不惊，勇挑重担，主持县委工作，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的黄安，形势极其险恶。黄安县城和县中南几个集镇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到处张贴着通缉令，悬赏捉拿包括董必武、郑位三在内的黄安92名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慑于农民运动的声威而逃至外地的豪绅地主，这时闻风而动，纷纷还乡，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向革命人民反扑。革命队伍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原来混进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遥身一变，成为可耻的叛徒；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了信心，有的借故外出打听消息而逃之天天，有的以投亲访友为名擅自离开了工作岗位。面对白色恐怖，郑位三同志大义凛然，处变不惊，果断地将县委机关转移到七里坪，并协同潘忠汝大队长，把县农民自卫军完整地带上天台山，还派地下交通员分赴各乡，向当地的共产党员、农运干部和自卫军负责人打招呼，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8月间，郑位三同志鉴于原县委几位主要负责人一去不复返，县委与上级组织又失去了联系，便与戴克敏、曹学楷、吴焕先等同志商议重组中共黄安县委，建立新的领导核心，继续领导广大党员和工农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郑位三同志领头重组县委，是冒着双重风险的。一方面，敌人在七里坪一带安插了许多“坐探”，稍有不慎，则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必死无疑；另一方面，重组县委属于党的组织工作方面的重大事项，按规定应当先请示后办理，否则将要受到上级组织的严厉处分，甚至开除党籍。他“先斩后奏”，主持重组了中共黄安县委，并受党员代表的委托，挑起了代理县委书记的重担。这充分体现出他超人的革命胆略和智慧。

　　新县委在郑位三同志的领导下，从重组的第一天起，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紧紧依靠群众，牢牢掌握县农民自卫军和区、乡农民自卫队以及三堂革命红学，继续组织工农运动，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坚持武装斗争，使黄安的革命形势出现好转。后来，他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主持召开全县各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举行“九月暴动”。会议拟定了两份文件：一是由他亲自起草的中共黄安县委关于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武装暴动的指示的报告；二是由戴克敏起草的黄安县委关于武装暴动的计划。会后，他和县委成员分头深入各区、乡，积极进行组织准备工作。当时他着重抓了三件事：首先，重建防务委员会，以此作为农民起义的领导机关；第二，在大革命时期保存下来的农民自卫队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农民义勇队，作为起义的骨于力量；第三，建立起义指挥机关，分设县北、县南两个暴动指挥部，并调配了指挥人员。“九月暴动”如期举行。农民武装在当地广大群众的支持参与下，不分昼夜地捕杀豪绅地主，打击反动势力，分配土地财产，使一度沉寂的黄安，又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

　　这次暴动，由于缺乏经验，没能把农民运动及时推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而遭受挫折。但这次暴动意义重大。它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大大鼓舞了农民革命的斗志，为即将举行的黄麻起义准备了队伍，揭开了序幕。

　　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初创阶段，郑位三同志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打开边界武装割据的局面，扩大红军队伍，作出了重大贡献。

　　郑位三同志是1928年7月从外地养病回到黄安的，开始担任黄安县委委员兼县委秘书长，后任县委书记。回县之初，县委和工农革命军已开进柴山堡地区，但局面尚未打开，脚跟更未立稳，工作千头万绪。柴山堡地处鄂豫两省的黄（安）麻（城）光（山）三县边界，县委和工农革命军选定这里作为立足点，虽然有利条件很多，但不利因素也很突出。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争取当地颇具影响力的上层分子和人数众多的红枪会武装。郑位三和曹学楷、戴克敏、徐朋人同志经过调查了解，根据当地的特点，在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对上层分子和红枪会武装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即对上层分子“不能胡须眉毛一把抓”，要区别对待，争取其中较开明的分子不与革命为敌，至少是保持中立；利用大地主与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争取中小地主，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减少革命的阻力。在具体政策上，暂缓没收和分配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并明确规定“为绅不劣者不打，有土不豪者不杀”。对豪绅地主武装红枪会，采取六条方略：1．派遣当地的可靠同志打入红枪会内部，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其会众；2．利用红枪会与红枪会、学东与学东之间的矛盾，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最顽固的会首，瓦解其组织；3．打开红枪会所在的乡村时，由工农革命军和当地党组织共同组织抚慰队，抚慰红枪会的家属，绝对禁止烧杀行为；4．对红枪会的宣传，只反对其与革命为敌的首领，不反对其组织；5．对普通会众不可杀戮，对反动首领，杀戮前或杀戮后必须向群众宣布其罪状，以争取会众觉悟；6．对一般红枪会，保留其组织，尽量改造成为革命红枪会。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这些政策和策略取得了显著效果。农民群众开始组织起来，加入革命斗争的行列；上层分子被分化，极端反动者被革除，大部分转向中立，有的中小地主还为我所用；红枪会大都改造成为革命的群众武装组织，中共光（山）南区委及时设立了红枪会指挥部，统领柴山堡地区的红枪会武装，由中共党员担任总指挥。黄安县委和工农革命军逐渐在柴山堡地区站稳了脚跟，走上了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

　　尔后，随着工农红军的成立和边界武装割据形势的发展，郑位三等同志把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具体化，创造性地落实到实际工作之中，使边界武装割据的路子愈走愈宽，割据范围也愈来愈大。到1929年春，以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业已形成。接着，他和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等人又提出创造大别山脉之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不料，这个构想受到中央巡视员的指责和批评，被说成是“农民意识”。郑位三等同志顶住压力，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创造大别山脉武装割据的工作。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30年春使这个构想变成现实，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参与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郑位三同志十分注重扩大红军的工作。他先后在檀树岗、七里坪、河口等地设立了红军招募处，亲自深入乡村苏维埃政府，组织青年农民参加红军。其中，仅檀树岗招募处，有一天即招收了8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在郑位三同志主持红军招募工作期间，仅黄安一县即有2500余人报名参加红军，还有近4万人参加地方革命武装和做党政群团工作。黄安成为鄂豫皖工农红军兵源的主要输出地。

　　从1930年4月起，郑位三同志先后担任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会长，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务委员等重要职务。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结合鄂豫皖地区实际，主持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为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提出了创建性的政策和实施细则，有力推动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后，郑位三同志在危难之中，担当领导鄂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重任，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为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存大别山革命基地，作出了特殊贡献。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由于未能粉碎国民党30万大军发起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主力被迫西行转战，进入川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尤其是鄂东北地区遭到巨大破坏和损失，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危险之中，鄂豫皖省委常委郑位三同志挺身而出，兼任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和游击总司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重担。他面对混乱局面，首先抓了稳定群众情绪的工作，以道委名义，向所属各县发出通知，要求各县以最大的努力，巩固基层党政组织，动员区、乡干部深入群众，组织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握锄头，坚决同敌人斗争。他发现一些区、乡不能正确对待“反水”农民和“插白旗”的群众，及时予以纠正。他反复向各级领导讲明道理，提出要做好“反水”和“插白旗”地方的群众工作，不能把他们推向对立面。要求各级领导严格执行政策，坚决反对打骂白区的群众，严禁烧杀，侵犯白区群众的利益。由于纠正及时，道委、县委分散到边沿敌占区隐蔽的干部和开展工作的同志，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掩护和支援。白区的群众说：“别看我们插过白旗，但我们的心是红的，是向着共产党的。”

　　与此同时，郑位三同志抓紧恢复和建立地方武装，全力支援红军部队作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鄂东北地区很快组建了6个游击师，各县还重建了独立团、战斗营，区、乡普遍建立了游击队、袭击队，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000余人。为重建红二十五军，他向省委书记沈泽民表示，只要是红军需要，鄂东北老区可以倾其所有，要人给人，要枪给枪。红二十五军重建之时及以后，鄂东北游击武装多次补充到红军部队，并带去了大批枪支弹药。

　　1933年下半年是大别山斗争最残酷的阶段。郑位三同志领导鄂东北道委和游击司令部在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卡房的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他和游击队员一样，日当衫，夜作被，野菜、树叶为粮，赤脚单衣，穿林跨沟，没有任何特殊。他经常给大家讲大革命和根据地初创时期的革命故事，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激励大家，即使剩下几个人也要战斗下去。在他的影响下，部队和根据地群众的斗争情绪始终是高昂的。

　　郑位三同志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指导革命斗争。主力红军走后，黄安二程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和区游击队在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中，创造出便衣队的对敌斗争经验。这就是：将人员化整为零，三五人一伙，穿便衣，身藏短枪、短刀，白天隐蔽，入夜四出活动，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昼夜不安，到处告急。郑位三同志以敏锐的眼光看待它，认为这种游击方式集党政军于一身，轻便、隐蔽、灵活，神不知，鬼不觉，是个好办法。他马上找二程区委书记谈话，充分肯定他们的作法，并对便衣队的经验加以总结、完善，向鄂东北各县推广。他还亲自在卡房举办便衣队训练班，亲自讲课，为鄂东北各地培养和输送了200多名便衣队干部。便衣队的出现和训练班的开办，给正在为扭转根据地局面而痛苦思索的鄂豫皖省委打开了思路。省委书记沈泽民采纳了郑位三同志关于发展便衣队的建议，于1933年11月10日抱病执笔，向党中央报告说：便衣队是“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现在最有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的运动”，省委“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此后，便衣队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发展，遍及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使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形势日益好转，革命基地也得以保存，并在以后的斗争中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1934年11月，郑位三同志离开他生活战斗多年、留下了光辉足迹的大别山，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在后来的战斗岁月里，他领导创建陕南革命根据地；抗战初期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派遣，从延安重返鄂豫皖，主持红二十八军改编，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参与组建新四军第二师；抗战后期与李先念师长共同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参与领导中原突围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成为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由于他功劳高、贡献大，因而在党的“七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从红安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有三位当上中央委员，另两位是董必武、李先念同志。建国后，他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未负责具体工作，但在党的“八大”会上，仍被中央提名并继当选为中央委员。

　　三

　　郑位三同志热爱故乡，关心红安老区群众生活，关心红安的建设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同志虽然由于身体欠佳和其他原因未回过故乡，但他的心却与故乡人民紧紧连在一起。他最关心的是两件事：一是军烈属的生活，一是交通设施和水利建设。他曾动情地对前去看望他的红安县长马友才同志说：“红安为革命牺牲了14万多人，军烈属很多，听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党和政府应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这些幸存者哪有颜面见乡亲!”他叮嘱马友才同志，一方面要积极争取中央和省政府的照顾；一方面要号召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把县城南门河大桥架起来，把公路修到山里去，尽快改变红安交通落后的现状。同时，在农村要多修水库，多建塘堰，发展农业生产。为了解决资金方面的困难，他亲自打电话、写信，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汇报，请求照顾，与并当时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同志磋商，通过多种途径支援红安老区建设。

　　国家实行薪金制之前，组织上为照顾郑位三同志的身体，每月发给他300元零用钱。这些钱他自己舍不得花，全部用来买布、买鞋，送给生活特别困难的军烈属，有时直接将现金寄到红安，请县政府分发给无依无靠的烈士后代。实行薪金制后，他定为行政三级，开始每月工资400元，后来逐渐提高。尽管有了薪水，但他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作风，省吃俭用，近乎苛刻，把工资的绝大部分接济了军烈属。从1950年初至1975年他去世之前，红安受到他接济过的军烈属少说也有几百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郑位三同志在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之时，仍惦念红安的建设和群众生活。他托人捎话给当时还未被“打倒”的老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抓生产!不抓生产，不搞建设，老百姓吃什么、用什么；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没有他们哪有新中国?对烈士的家属和后代，要多加照顾。

　　1994年，郑位三同志逝世19年之后，经中央批准，他的骨灰在夫人蒲云同志及子女和中央组织部老干局负责人的护送下，从北京移回故乡，安放于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亲笔为郑位三同志题写基碑。4月2日，红安县委、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局，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的领导同志和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萧健章等同志，参加了安放仪式。

　　郑位三同志从红安走出，又回到红安，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永远和故乡人民在一起。

　　郑位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对革命老区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在包括郑位三同志在内的几位红安籍老一辈革命家和许多将军、老干部的关心帮助下，红安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奋力拼搏，各项建设事业成就斐然。全县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0年已跨人全省山区十强县市第3位。从1999年开始，综合经济效益考核连续3年被评为全省10佳县（市）。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正在从基本解决温饱向稳定解决温饱方向迈进。所有烈属安居乐业，数千名烈士后代先后进入大学校园和中等专业学校，其中许多早已成为工作和生产建设能手。倒水河上矗立了七、八座桥梁，公路四通八达，连过去人迹罕至的天台山、老君山深处，也可驱车到达。这些喜信，倘若位老在天有知，定会为之含笑。

　　当前，县委、县政府正在省、市委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忠实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带领全县65万干部群众，发扬老区精神，争创全国老区建设第一县，为建设一个繁荣、富裕、文明的新红安而努力奋斗。我们认为，于群一条心，拧成一股绳，脚踏实地，努力做好当前和今后的各项工作，早日实现上述奋斗目标，这既是位老生前的心愿，也是全县人民对他老人家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