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21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郑位三的百岁诞辰。郑位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新四军二师、五师及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和党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进行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

　　郑位三1902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檀树乡马鞍山村，1918年考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专科学校。在武汉读书的四年期间，他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经常到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阅读《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革命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夏，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湖北省立甲种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参加由董必武创建的党的黄安工作组，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胜利攻占了武汉，革命风暴席卷湖北各地。为了适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黄安县的党组织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郑位三被推选为中共黄安特别支部委员。翌年2月，中共黄安县委成立，他又当选为县委委员，并先后兼任工人部部长、农协会委员等职，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和反土豪劣绅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斗争，重新组建黄安县委，担任代理书记。后来，他到武汉听取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指示，于1927年9月下旬，在黄安率先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组织和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作为党的一名知识分子干部，郑位三从来没有放松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努力做到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在黄安县领导农民暴动和惩办土豪劣绅的斗争实践中，他始终强调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指出“党必须掌握一支强有力的武装，特别是以工农为骨干的钢枪队。”1928年7月，由黄麻起义转战到黄陂木兰山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和黄麻地方党的领导人在柴山堡召开会议，决定将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坚持在鄂豫皖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这期间，郑位三任红十一军三十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后来又兼任中共鄂东特委宣传委员，负责党的政治宣传工作。郑位三当时在部队中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干部，又是早期的中共党员，他充分利用中共鄂东特委《英特纳雄耐尔》这个刊物，刊登一些诸如《被压迫民众的出路》、《土地革命》、《怎样才能统一中国》等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以唤起工农群众的觉醒。他在三十一师政治部主办了一个《红旗》刊物，经常配合黄麻县委的《群众》杂志发表文章，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鼓励人民团结起来参加斗争。

　　1929年5月，中共鄂东北特委和红三十一师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讨论鄂东北土地革命问题。郑位三为大会起草了《鄂东北特委苏维埃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后来简称为《临时土地政纲》，是鄂豫皖边区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性文件，对推动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和指导土地革命的进行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年9月，党中央为了统一鄂东北和豫东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鄂豫边特委。12月27日，中共鄂豫边特委在河南光山召开鄂豫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郑位三再次为大会起草了《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对党在土地革命中的各项具体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与说明。当年曾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的成仿吾1982年在《中共党史资料》撰文，对郑位三起草的这两个历史性文件给予了十分中肯的评价，指出：1929年6月的鄂东北《临时土地政纲》和1929年12月的《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这两个早期的土地革命文件，是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结合当地的土地革命经验制定的，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红军的发展和壮大以及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探索“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问题，郑位三坚持把马列主义理论与鄂豫皖的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总结，在斗争中发展。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离开鄂豫皖向西转移后，郑位三服从党的安排，临危受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留在根据地，担任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领导和指挥苏区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尤其是在反“清剿”斗争和组建红二十五军方面，积累了经验，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曾在《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的两年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在这个阶段的斗争中，郑位三同志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他多次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主张以游击战为主，时而在苏区、时而在白区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坚决反对在我军内部和群众中搞‘肃反’，使我军减少了损失。他把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对敌伪工作结合在一起，还总结出了一套便衣队的斗争经验。斗争实践证明，郑位三同志在鄂东北地区坚持斗争时所提出的政策、办法，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作为依据的，对现实斗争中的许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胜利地坚持了两年的斗争，也为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创造了条件。这是他对党、对鄂豫皖苏区革命人民和革命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在中共鄂豫皖省委和军首长的率领下，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当时，郑位三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和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在长征途中，郑位三主要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在干部和战士中有很高的威信。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刚进入陕南，郑位三就起草并油印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用500余字分4个部分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和政策，向人民群众广作宣传。这种油印传单仅存的一张已被作为党的宝贵历史文献资料珍藏在鄂豫陕革命纪念馆中。

　　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问题，郑位三运用马列主义原理之“矢”，射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实际状况之“的”，也颇有建树。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进军甘肃后，留下部分红军干部和伤病员组成第七十四师，时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再次临危受命，任鄂豫陕特委书记。他和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率领着这支队伍，在陕南坚持进行游击战争，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歼敌2000余人，使组建时不足700人的红七十四师发展到2100多人。当年与郑位三一起战斗过的程子华、郭述申等六位老同志1984年在《湖北日报》撰文说：“位三同志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聪明智慧和才干，是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分不开的。从鄂东北到陕南，他随身总是携带着马列著作，一有功夫就抓紧时间学习。他给部队作报告时，经常运用马列著作中的一些原理，解释当时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使大家受到最实际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因此，当年一些红军干部、战士们称郑位三“是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里的马克思”，刘少奇也称赞郑位三“是鄂豫皖地区干部中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一个”。

　　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郑位三和萧望东等受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派，从延安重返鄂豫皖，向在大别山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领导人高敬亭传达中央的指示，将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皖中抗日。郑位三成功地帮助高敬亭完成了红二十八军的改编任务，随后他又根据中共长江局和湖北临时省委的指示，在七里坪举办“青年训练班”，大量培训抗日干部。1937年12月，中共鄂豫皖特委在七里坪成立，郑位三任书记。1938年3月，中共鄂豫皖特委改称鄂东特委，郑位三任书记。1939年元月，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成立。2月7日，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在立煌（今金寨）召开代表大会，研究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选举产生了新的区党委委员，郑位三任书记。1939年11月，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北部队五人指挥小组，郑位三是小组成员之一，并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政委。1941年“皖南事变”后，郑位三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与二师师长张云逸率部在皖东、淮南浴血奋战，使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政权、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2年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对郑位三及二师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赞二师在皖东、特别是淮南路东根据地的工作，是当时华中所有抗日根据地中做得最好、最正规的典范，要求新四军其他各师都要向二师学习。

　　1943年11月，党中央派郑位三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来加强对五师和鄂豫边区的领导。五师及鄂豫边区的领导人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热烈欢迎郑位三的到来。11月24日，五师部队及鄂豫边区党、政、军、民代表在五师驻地举行盛大欢迎会迎接党代表。郑位三在欢迎大会上致词，代表军部首长盛赞五师和鄂豫边区整个新四军、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展工作占第一位，独立工作的精神是顶好的。他说，军首长奖励五师“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五师是受之无愧的。五师和边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绩，这是边区党委和五师司令部李师长、任副政委、陈大姐三位同志领导的正确。并且建议在杂志上、报纸上大书特书这两个“第一”。

　　的确，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在武汉外围，敌人的近后方，在没有连以上建制的部队作基础的情况下，经过艰难困苦的敌后游击战，到1943年11月，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开创的这个抗日根据地范围达到50多个县，新四军第五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近4万人，民兵20余万人。对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而言，这当然是可喜可贺的大好事。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孤悬敌后的五师及鄂豫边区的大发展，却引起上级的误解。在1943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致陈毅、饶漱石并告郑位三的电报中，就明显反映出了这种误解的严重程度，电报中明确指示要郑位三到鄂豫边区任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为此，军部和华中局不仅为他抽调配备了司、政、后领导骨干，而且配备了可靠的机要人员，因为中央的电报中说，五师的机要人员也不可靠。显然，郑位三是带着整肃与改造的使命到五师和鄂豫边区来的。

　　然而，具有马列主义素养，一贯作风正派，不唯上、只唯实，不计个人名誉和地位的郑位三到达五师后，却没有以“钦差大臣”自居，他始终没有公布过中央对自己任边区党委书记和五师政委的任命（这件事，他对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高层领导干部都密而未宣。直至几十年后他去世，李先念为他准备悼词，从中组部提供的档案中才知道他是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任质斌也是直到90年代，看了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文献》中的这份电报后才知道这件事），只是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出面工作。不仅如此，他对五师司、政、后的领导干部，也一个没动，而将他带来的一批的干部，安排当了副职。这不仅充分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高尚品质和勇气，而且反映了他的高超智慧和领导艺术。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严格审查，他认为五师的工作确实做得不错，是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办事的，五师和鄂豫边区的领导层和广大干部，是忠于党中央、毛主席的。他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澄清事实，尽量消除中央和华中局对五师及鄂豫边区的某些误解。在五师工作的几年中，他特别注意领导班子的团结，充分发挥班子每个成员的能力，尤其关心和支持李先念的工作。不管是抓五师部队的整顿提高，还是加强边区根据地的群众工作，他总是主动找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人商量，从不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

　　郑位三在五师不仅注意加强师司令部和边区党委领导班子的团结，对各旅团与区党委部门的领导干部也倍加爱护和关心。他到五师和鄂豫边区不久，便按照党中央和华中局的部署，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为了使整风运动能顺利、健康地开展，他介绍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肃反”扩大化和抗战初期党内斗争的情况，使长期孤悬敌后的边区党政干部充分了解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倾路线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斗争的实质及其重大历史意义。他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要进行思想改造和整风提高。他说：“本来就没有天生的布尔什维克，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认真改造思想，无论是理论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干部或者是工农出身的党员于部，都毫无例外。”他还说：“共产党员思想改造的方针和途径，必须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自我修养和党内教育与批评这三种方式来进行，三者缺一不可。”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他还号召大家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章。他多次对大家讲，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在政治上的创造莫过于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莫过于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求每个党员认真学习，对照检查，加强党性，提高修养。

　　整风运动进入到审干阶段时，郑位三严格执行中央1943年8月15日作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没有搞“抢救运动”。他态度鲜明地严禁搞“逼、供、信”，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当康生从延安给鄂豫边区党委来电介绍一些地方搞出多少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所谓“经验”时，郑位三就给负责整风工作的任质斌说：“共产党员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干部中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特务、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当特务、反革命抓。”当康生给边区党委转来说某人是“叛徒”、某人是“特务”的材料时，郑位三及边区党委更没有简单从事，而是本着实事求是和对党员干部负责的态度，认真细致地进行调查，澄清事实，妥善处理，保护了一大批党的干部，没有出现冤假错案。1980年，任质斌在《新四军第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一文中说：“在1943年底开始的整风审干中，虽然康生转发很多所谓‘抢救运动’的经验，但当时华中局派来边区领导工作的郑位三同志和边区党委没有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没有搞肃反扩大化，没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五师对所有有历史问题的老同志作出的审查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伤害干部，始终保持了干部队伍的团结。”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郑位三在五师的最大功绩，就是保护了干部，加强了团结，巩固和发展了五师。不是吗?不妨逆向思维一下：假如郑位三一到边区和五师便宣布中央的“5·17”指示，而且“坚决执行不走样”；假如他在整风运动中也搞了康生在延安的那种“逼、供、信”，对边区和五师来说，那将是何种后果?!郑位三在特殊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保护了李先念，保护了五师的干部，这是勿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将永载史册。

　　三

　　郑位三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在新四军二师、五师、中原军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他资格老、功劳大，但从不居功自傲，摆官架子。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打成一片，深得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的这种优良作风和高尚风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继续发扬。

　　1946年中原突围前夕，为了战胜蒋介石30万大军对中原军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担任中原军区政委的郑位三和其他领导一起，进一步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全军指战员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他还特别重视教育驻地部队要与群众紧密联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争取反内战、求和平的胜利。在礼山（今大悟）县宣化店的一次人民群众大会上，郑位三亲自把一块由他题写的“民为邦本”四个大字的大匾赠送给人民代表的手中，以此表达中原军区的人民解放军对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同时，他在会上对“民为邦本”的含义作了透彻的解释。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人民就有了一切，离开人民就失去一切。人民是立邦之本，是力量的源泉，是胜利的保证。郑位三一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多次向干部、战士作《关于增强群众观点问题》的报告，反复强调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他曾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用生动贴切的比喻说：“群众好比母亲，小孩没有母亲就没有奶吃。我们的党和军队没有群众，就不能生存。”

　　在1946年6月的中原突围战役中，郑位三以身作则，联系群众，紧随部队，带病突围，为广大指战员作出了表率。在突围前夕，中央考虑他的身体有病，不便随军突围，发电报要他先去延安。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回电谢绝，坚持随部队一起行动。他还说：“中央要我离开部队回延安，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但我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若在此时离开部队，会影响干部和战士的情绪。”在突围过程中，无论环境怎么困难，郑位三总是坚持同大家在一起战斗。他与李先念、王震、任质斌、陈少敏等领导人日夜操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认真分析和研究敌情，沉着指挥战斗。当部队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进入陕南后，由于秦岭山高坡陡，连马都不能骑，郑位三和陈少敏因身患疾病随军行动实在艰难，李先念便安排顾大椿等人负责照顾两位首长，并指令陕南游击队直接护送他们到陕北去。虽然是这样安排，但郑位三毕竟是四十多岁的人，而且正在病中。他在崇山峻岭之中跋涉，实在是举步维艰。然而，为了不加重同志们的负担，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用绳子绑着鞋子，拄根棍子，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有时，他还强打精神，说几句笑话让同志们乐一乐，使大家精神饱满地赶路。为了大家的安全，他担心小孩哭声惊动敌人，硬是横下心让妻子蒲云将两岁多的儿子郑非迟留在老百姓家里，使随行的干部、战士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郑位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心中装着群众，时刻想着群众，是一贯的。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建国以后仍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他因体弱多病，党中央同意他不担任具体工作职务，留在湖北休养治病。虽说是在休养，但他也闲不住，经常到武汉市的民众中去了解民情。他曾用诗句写道：“闲休非学隐，民情我不忘”，时刻告诫自己不能脱离群众，要与人民群众在一起。1949年冬，鉴于湖北省各级组织都感到干部缺乏，他向时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提出了在群众中选拔优秀分子担任干部的三条标准，即“革命性强、联系群众、服从党的领导。”他还强调，这三条都很重要，缺一不可。革命性不强，就不会有革命热情；不联系群众，就不能带领群众投入革命斗争；不服从党的领导，革命斗争就没有方向。为了抓好各类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工作，他还多次接受李先念的邀请，到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向学员们作政治报告，宣讲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帮助学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学会联系人民群众的方法。湖北人民革命大学从1949年6月至1953年5月，先后招收4期学员共1．5万余人，毕业后分配到全省各地，充实了各条战线的基层干部队伍。这其中也有郑位三的一份功劳。

　　解放初期，湖北曾出现过有4000多名旧职员和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要工作、等分配的事件。为帮助省委处理好这个问题，郑位三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此事解决得好与坏直接体现党与群众的关系。他将那些旧职员分成三类，建议省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恰当安排。省委书记李先念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除少数政治历史未搞清楚的人员等待分配外，将绝大多数人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对一些思想进步、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旧职员和党外民主人士，省委还安排他们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一些健在的当时得到妥善安置的人士每当谈起解放初期的这件事，无不称赞郑位三在湖北留下的这份功绩。

　　郑位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总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957年5月29日，为正确解决一大批在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掉队人员的党籍问题，他与陈少敏联名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恳请中央考虑当时中原局的实际情况和组织决定，承认和解决好这批革命同志的党籍问题。虽然后来根据中组部转发那封信的精神，妥善地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党籍问题，但那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批斗，而且大多数人又被戴上“叛徒”、“反革命”的帽子。郑位三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因为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这封信，遭到批斗和迫害。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刚直不阿，宁愿自己经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也不推诿责任，牵连别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推倒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结论，为一大批在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掉队人员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人重新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让其子女们卸掉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如今，湖北省以及省外还有数以万计的新四军、中原军区老战士健在，每当他们回忆中原突围的血火征程时，总忘不了郑位三1957年5月29日向中央组织部写的那封信，从心里感激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好首长，好“位老”。

　　郑位三同志是1975年逝世的，人虽故去，但风范长存。今天我们纪念他，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精神，高举邓小平伟大理论旗帜，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执笔人：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