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同志领导我们闹革命

　　我的家乡是河南新县卡房乡，翻过一道山梁就是湖北省的黄安(今红安)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麻起义惊天动地。革命的洪流很快就对我的家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党的活动迅速地发展到我的家乡——胡家河。我的父亲胡廷善人了党，我的家也成了党的联络站。1929年以后，我大哥胡明山，二哥胡绍山也都相继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我也参加了童子团。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二哥胡绍山随主力部队走了，我父亲胡廷善和大哥胡明山留在地方部队坚持斗争。

　　当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片白色恐怖。反动派磨刀霍霍地向我们杀来，扬言要我父亲和我大哥的人头。反动派黄枪会还纵火烧了我家的房子。1933年10月份，父亲便把我接到了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红军。那时，我刚满12岁，和父亲、大哥在天台山、老君山一带打游击。后来，父亲在一次突围中被敌人抓住，敌人强迫他带路追击我们的部队，父亲断然拒绝，便被反动派当场枪杀了。

　　我在红军队伍里，听了同志们讲述的经历和故事，才逐渐了解到：郑位三同志是黄麻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他又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当时是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大家都非常尊敬他，说到他时都尊称他“位老”。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也就是在这时，我才知道，我父亲、大哥、二哥和我都是在位老的领导下工作和战斗的。因此，我对位老非常崇拜，听到说是位老在领导我们坚持敌后斗争，就觉得踏实，从心里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安全感。

　　1933年到1934年，鄂豫皖苏区进入到斗争非常残酷的时期，我们在以郑位三同志为首的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领导下，在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东西大山地区的深山老林中，不怕破烂单衣过冬夏，树皮草根做我粮，树林山洞做我房的艰难困苦，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顽强地与敌人周旋斗争。

　　那时，我大哥胡明山任便衣队队长，在何耀榜同志领导下，带领便衣队在宣化店以西的姚家畈一带活动，他们昼伏夜出，袭击敌人，铲除恶霸、叛徒，侦察敌情，为部队筹粮、筹款，筹武器弹药，使敌人心惊肉跳，使人民群众坚定了红军必胜的信心。在宣化店，我大哥胡明山带领便衣队和地下党员刘达诚控制的民团里应外合，一举摧毁了敌人在沙铺的所有碉堡，使周围群众的革命信心大增。

　　后来，我才知道，建立便衣队打击敌人，扩大红军影响的办法就是位老积极主张和倡导的。在郑位三同志为首的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领导下，鄂豫皖边区有上百个这样的便衣队。便衣队神出鬼没打击敌人的故事层出不穷，搅扰得敌人日夜不宁，人民群众却扬眉吐气。听说位老指挥便衣队也在这一带和我们一样坚持斗争时，就特别想见一见这位让敌人闻风丧胆，让人民群众敬仰的传奇式的人物。

　　终于见到了位老

　　1934年4月，我随独立团编入了红二十五军，进入红军被服厂工作。11月，红二十五军按中央要求北上抗日，撤离大别山根据地，往西走上了长征之路。我们被服厂被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

　　记得那是在11月中旬的一天，红二十五军长征前，在灵隐寺旁的一条冲里开大会，会上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同志都讲了话。就是在这一次，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位老。

　　位老身材消瘦，满脸的络腮胡子，穿一身破旧的军服，腰里扎着一条布袋，像个农民，又像个伙夫头，但两眼却炯炯有神，讲话的声音铿锵有力。他讲话有条有理，声音有高有低，又像个教书的先生。

　　他讲了鄂豫皖边区的形势，讲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任务和北上抗日的意义，同时也讲了留守部队的任务和困难。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红四方面军走后，苏区没有垮，我们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走了以后，苏区也不会垮掉，还有红二十五军留守处和地方武装，还会重建新的部队，大别山的红旗不会倒，我们也还会再回来的。

　　红二十五军长征走后，鄂豫皖根据地很快重建了红二十八军，接着便进入了最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除了敌人更加残酷地清剿和镇压外，党内肃反扩大化的阴云也遮天蔽日。我亲眼看到许多被诬为“改组派”的好同志被拷打致死，有的甚至被用大石块活活砸死，甚至连医院里的伤病员，护士也被当作“改组派”杀掉了。肃反人员利用酷刑进行刑讯逼供，被毒打的同志的惨叫声使人不寒而栗，有的人被酷刑折磨得受不了，就乱供乱咬，以致造成革命队伍内部人人猜疑，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这时，我们大家就特别怀念位老在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领导我们时的那种同志间亲密团结的战斗岁月。大家在心里默念；红二十五军快点打回来吧，位老，你也快回来吧。

　　位老回到大别山

　　1937年9月，郑位三同志受中央委派，回到了大别山区。很快，肃反扩大化停止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得到了纠正。

　　1937年底，鄂豫皖地区的国共合作谈判开始了，我们被服厂也随部队出山，到了七里坪。1938年3月，红二十八军经过整训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也东进抗日去了。我们留在七里坪四支队留守处的同志们在位老的领导下，开始了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抗日武装的斗争。

　　那时，我被调到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做妇女工作，大家都明显地感觉到，自从位老回到鄂豫皖边区后，同志们之间的危机感没有了，相互猜疑也没有了，互相之间的感情又密切了，干群关系也融洽了，我们和人民群众之问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了，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对国民党坚壁清野的工作也好做多了。由于当时还是敌强我弱，成拉锯状态，我们全靠夜晚出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主张，动员参军参战；但我们的武装力量和党的组织却发展得很快，五大队，六大队就是那时发展起来的，大家的工作热情和工作干劲也比过去大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位老除了对部队进行整训、教育、扩大，向高、中级干部宣传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主张外，更主要的是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党员训练班”和“青年训练班”，他既是训练班的具体领导者，又是训练班的主要教员，他多次向学员讲课和作形势报告，讲解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意义，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帮助大家提高发动群众参与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

　　在位老的领导下，很快地使鄂豫皖地区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和民主抗日的高潮，当时的人民群众都把七里坪看作是湖北的“小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纷纷投奔七里坪，走上抗日的道路。

　　由于位老重视党员、干部和青年的培养教育，所以七里坪和竹沟、汤池一样，成为鄂豫皖地区培训干部和骨干的基地，为后来的新四军五师和二师培养了大批干部和骨干。

　　位老来到新四军五师

　　1943年11月，郑位三同志受中央和华中局派遣作为华中局的代表，回到了离别近四年之久的鄂豫边区，参加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新四军五师的领导工作。

　　虽然位老到新四军五师来是带着整肃、改造五师的“尚方宝剑”的，但是位老来后首先对鄂豫边区和五师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说鄂豫边区和五师有很大成绩，很多经验。

　　任质斌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指出：“郑位三同志在鄂豫边区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向边区党委负责同志传达和介绍了延安和华中地区整风运动的经验，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思想路线，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长期孤悬敌后的边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倾路线斗争的实质及其重大意义，从而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有力地推动了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在整风进入审查干部阶段后，鄂豫边区党委在郑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一没有受康生等人搞的“抢救运动”的干扰；二没有受上面对鄂豫边区和五师领导层的某些误解的影响。实事求是地、严格地执行了中共中央1943年8月15日做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不搞“抢救运动”，对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不搞“逼、供、信”那套唯心的做法，而是启发干部“深刻地反省自己，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大胆说出自己的问题”。在那个年代里，敢于顶住上面的压力，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勇气和魄力的，但位老就是这样做的。

　　在位老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党委在整风运动中没有犯扩大化的错误。虽然康生在延安转发了很多所谓“抢救运动”成果、经验的材料，但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既没有像延安“抢救运动”那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也没有像1930年鄂豫皖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那样搞“逼、供、信”、滥杀无辜，而使边区整风审干运动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任质斌同志说：“五师对所有有历史问题的老同志作出的审查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伤害干部，始终保持了干部队伍的团结。”

　　那个年代，我们亲眼目睹，位老不是深入走访调查和干部群众促膝长谈，便是挑灯研读，秉笔直书；不是召集人开小会运筹帷幄，便是开大会演讲，宣传、教育民众；他经常带病坚持工作，躺在担架上还在布置任务，指挥战斗，为鄂豫边区的建设发展，为新四军五师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回顾几十年来，我所听，所见，所接触到的位老，始终都感到他是老师、是兄长，是亲人，他始终把同志和战友都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决不会像对待敌人一样去对待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所以他能得到五师广大指战员们的尊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