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在河口县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下，我被送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在这里，我见到了郑位三同志。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高高的个子，方脸盘，一双有神的大眼睛，由于消瘦，脸上的颧骨很突出，不知是战争环境紧张的影响还是他有意蓄起来的两撇胡子，很黑很长。他说话声音洪亮，待人和气、热情。我们互不认识，他简单听了我的情况后，很干脆地决定让我到特务四大队去。他认为我干过特务队，到四大队去很合适。这次简短的会面，竟成了以后我们长期共事的开始。

　　特务四大队是由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郑位三同志经常听取大队的情况汇报，布置检查工作，有时还同战士们谈心，这使我慢慢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1933年10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县紫云寨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省委会议后，各成员按照省委的统一安排，开始了新的斗争。其中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深入到罗山的卡房一带去组织发展群众性的便衣队，开展群众性的斗争运动。

　　一天，我们大队回到卡房，向鄂东北道委送交筹来的款子，正碰上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与郑位三在商量送成仿吾的事，他们决定，由特务四大队担任护送任务，尽快把成仿吾送上去武汉的火车。根据吴焕先和郑位三的指示，我们四大队安全地将成仿吾送上了火车。由于我们任务完成得好，受到了吴焕先和郑位三的表扬。

　　1934年，由中央苏区派到红二十五军的程子华来时没有带文字性的材料，只是周恩来同志的口头指示。周恩来的指示是由郑位三转达的，程子华来的情况是由郑位三介绍的，这个情况，郑位三生前曾几次与我谈过。

　　程子华当军长是在省委会上决定的。程子华没到会，并不知道。当郑位三告诉他后，他提出周恩来是让他来当参谋长的，他不同意当军长，让郑位三报告省委。郑位三说这是省委会议决定的，不能再改了，不是你个人的事。省委这样决定，主要是考虑中央派来的人，过去曾几次向中央要军事干部，郑位三介绍说程子华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领导过大冶兵暴，又是黄埔分校的学生，因此，省委才作出这一决定。这反映了省委对军事干部的渴求，也反映了省委对中央的相信。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河南泌阳东北，地势平坦。地主们都筑有坚固的寨围子，而且拥有武装。我们一进入平原地带，就遭到围寨地主武装的骚扰阻拦。我们按照军里要求，宣传我军北上抗日主张，主要是借路通过。军政治部的小宣传队员们，每路过一座围寨，都扯着嗓门子大喊一阵：

　　老乡老乡，不要惊慌，

　　红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

　　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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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省委秘书长郑位三专门给沿途寨主头目写了信。军宣传队喊的顺口溜，也是郑位三编的。据说，他把当时所决定的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实行公买公卖等政策纪律，都编成四字一句的顺口溜，一路上广为宣传。可惜后面的几段内容我回忆不起来了，难以完整地在这里记载下来。

　　1935年，为统一领导鄂陕地区的工作和指挥各路游击师的斗争，省委决定建立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特委书记开始为郭述申，一个月后，郭述申调为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由军参谋长戴季英接任，以后又由郑位三接替戴季英。我为游击总司令。

　　5月初，省委为巩固和发展豫陕边根据地，决定建立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特委书记郑位三，师长方升普，政委曾昆，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工作。一个月后，郑位三到我们鄂陕特委任书记，由李隆贵任豫陕特委书记。

　　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急，我和郑位三、李隆贵都没有参加。省委也没来得及向我们进行传达，就率领红二十五军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鄂豫陕省委在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途中，于7月30日分别给鄂陕、豫陕两特委发出内容基本相同的指示信，说明当时形势和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任务，指出继续坚持鄂豫陕边斗争的重要意义，指示“马上把鄂陕、豫陕两个边区特委合并为一个鄂豫陕特委。”

　　9月9日，两特委在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昆等。会议讨论了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为鄂豫特委。会议在讨论谁当特委书记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自告奋勇要当鄂豫陕特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我有些沉不住气了，我就抢着发了言。我说：“主力红军走了，我们成为独立一方的部队，能不能坚持斗争，决定于是否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有个好的书记领导我们。而郑位三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组织能力，他遇事沉着冷静，深思熟虑，密切联系群众，善于从实际出发，把党的方针政策具体化。他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期间，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到鄂豫陕边区开辟新根据地以来，一直担负地方党政建设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要独立坚持斗争，只有他才能担负起特委书记这副重担。”我这么一说，多数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一致选郑位三为鄂豫陕特委书记。今天看，选郑位三当书记是选对了的。郑位三在红二十五军中有很高的威望，当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位老”，其实他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也不过30岁出头。但他的政策、理论水平是比我们高得多。这被以后的游击战争实践证明了。

　　两特委梁家坟会议，是在与省委联系中断、留下的红军和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召开的。会议统一了根据地党和武装的组织，团结了原来分属于两个特委领导的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形成了以郑位三为主的新的领导核心，确定了独立坚持鄂豫陕边区斗争的方针。

　　经过充分的准备后，10月6日，红七十四师正式成立大会在商南县碾子坪中坪召开。由特委书记郑位三宣布特委决定：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政治部主任曾昆。郑位三给全师讲了话，号召全体同志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坚持贯彻特委会议精神，坚持斗争，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一支新成立的部队，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都比较差，能否在强敌面前经得起考验，能否长期坚持下去，在部分同志中产生疑团，我也有些考虑。特委书记郑位三积极找同志们谈话，做思想工作，并经常和我一起研究、分析部队的思想状况和斗争形势。

　　青铜关战斗中全体指战员奋勇当先，一举将敌打垮，毙伤敌营以下100余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轻机枪5挺。青铜关战斗，是红七十四师给敌正规部队的首次打击，检验了我军的战斗力。战斗获胜，军心大振。

　　战后，我军转而北上，摆脱追敌，在菩萨店汇合了第三路游击师。第三路游击师损失比较大，由于赵久海的叛变，师政委的牺牲，战士的情绪比较低落。在师长汪世才的带领下，终于找到我们。当时，汪世才拉着郑位三和我的手，流下了热泪。

　　12月中旬，特委在宁陕县四亩地召开会议，讨论了郑位三提出的关于开辟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打下宁陕县城后，同志们都问我驻扎不驻扎。我说驻扎，什么时候敌军大队人马来了再走。郑位三说，驻上10天，最少8天。按郑位三的意见，部队驻在县城、关口镇(今宁陕县城)、贾家营、梁家庄等地，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

　　8天以后，我们才离开宁陕县城。果然不出郑位三所料，第二天，敌人的新县长就带着军队到任了。同志们都说郑位三是红七十四师的“诸葛亮”，能“料敌如神”。其实他并不会“神机妙算”，这是和他分析判断情况，注重调查研究分不开的。郑位三平时每到一地，总是各处奔走，收集敌人的报纸、刊物，找当地老百姓，包括地方乡绅、教书先生、小商贩等，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情况。他不仅对陕南的地名、山名、风土人情比较了解，而且对敌人的动向、反动地方武装的情况也都掌握。因此，他分析问题透彻，判断情况准确。他身体不好，有一次敌人追得紧，他又咳得吐血，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跑。他硬让战士放下担架，看了看周围的山川，指挥部队巧妙地摆脱了敌人，干部战士都十分信赖他。

　　1936年2月，敌得悉我们的行踪后，随以第四十军、警二旅等部5个团的兵力，封锁了宁陕、佛坪一线及其以西地区；另调1个团扼守南嘴头镇以东和北通山外的要道；以第四十九师两个团专事追击，由南向北直扑而来。

　　这时，我们东归道路被切断，处境十分不利。我和郑位三冷静地分析了敌情，当即决定采取“盘旋式打圈子”战术，绕过敌人封锁，出其不意地攀越秦岭东去。

　　3月的秦岭顶峰，积雪覆盖，严寒逼人。我们上秦岭后，敌人便沿山“围剿”，由日追夜宿改为日夜追击，企图把我军围困消灭在秦岭之巅。我军攀陡壁，坐“雪滑梯”，忍饥挨饿，昼夜行进，刚甩开追敌，又遇上堵击，连续4天4夜在秦岭上下翻越几次，在敌人的追逼下，被迫爬上了太白山。

　　太白山是秦岭山脉的主峰之一，海拔3700多米，山高寒冷，终年积雪，故有“太白积雪六月天”之说。我军连续作战，7天7夜没有休息，疲劳已极，部分同志产生了同敌人硬拼的急躁情绪。特委书记郑位三拄着一根棍子，边走边做动员工作，让大家沉住气，一定要摆脱险境。一次，他不小心滑进1米多深的雪坑，被一个大个子机枪兵救了上来。战士们用担架抬他，他说什么也不肯，硬是拄根棍子和部队一起行进。在他的带动下，战士们渴了吃口雪，饿了啃口干粮，都毫无怨言。我军摸下了山，我们边打边走，夺路而出。我军越出敌人的包围圈后，在东江口安置了伤病员，部队稍作休整。至此，敌人围攻亦被冲破，全师部队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24日，由郑位三以陕南红军志涛(我的化名)、卫劳(他的化名，因同志们喊他位老，他则谦称"22劳”)两个名义，起草了《关于七十四师成立经过的报告》，交程福才带往陕北。

　　4月下旬，我军西进到达漫川关。漫川关战斗后，我军继续西进，行至柞水县曹家坪，遇到了宋登贤率领的“神团”组织200余人。宋登贤“神团”是当地群众组织的抗捐、抗税和反对土匪的白发性农民武装，在长安、柞水、宁陕一带远近闻名。

　　红二十五军在这一带活动时，宋登贤就听说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这次和我们相遇后，郑位三对他积极做宣传工作，讲解我军抗日主张，宣传统一战线政策，提倡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使他进一步了解红军，主动要求编入红军。我们送给他部分武器弹药，派出干部，加强领导，部队改名为“抗日抗捐军”，归红七十四师指挥。

　　1935年9月于长安县起义的陕军警二旅四团九连的领导人是何振亚。为了争取团结这支武装，我们曾于2月中旬给何振亚部写过联系信。这次西进中，在洵阳坝碰到了何部派来联系的人。对此，特委很重视，由郑位三和我一起会见来人，介绍我军情况，宣传党中央关于团结抗日的精神，并送给该部两万元经费和有关抗日救国的宣传品。

　　1936年，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将部队编为第一、第五、第六团。第一团由郑位三率领，活动在镇安、柞水、兰田一带；第五团由李隆贵率领，活动在汉水北岸的洵阳地区；第六团由我率领，先向宝鸡方面引敌西进，尔后东返，活动于山阳、商县、商南、郧西等地。

　　在六七八这3个月期间，3个团分别深入敌后，四处打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打乱了敌人围攻部署。第一团经牧护东去，在张家坪附近的西(安)荆(紫关)公路上，发现了一辆装饰漂亮的马车，当即李书全、张海波带领部队围了上去，车里坐着的是由西安赴商洛上任的行政督察专员汤有光。这个家伙很顽固，当战士们用枪逼他下车时，他还直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根本没有料到红军会出现在他面前，在郑位三的审问下，他不得不低头认罪。

　　10月下旬，我们来到商南县的小栗园附近。手枪团当时抓了个叫万老八的财主。万老八跟我们走了一路，郑位三常给他讲我们对待豪绅、保甲长、团总、侦探、国民党军官等政策，除罪大恶极者外，其余只要与我们合作，我们就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通过教育，以及他一路上看到我军的所作所为，万老八深受感动，主动提出要回去，为我军筹集物资。我们当下就放了他。他不久就派了6个人挑着棉花、布匹、药品等东西，找到我们，同时还带来了一架留声机。我们给每个挑夫发了两块银元，并让他们把留声机带了回去。这件事在当地影响很大。

　　西安事变后，按照中央指示，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了军委会，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红七十四师改编为南路抗日军(对内仍称七十四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