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瑞原在红二十五军的一个团任政治处主任，红二十五军长征走后，他奉命带了一个连大约一百多人留在陕南打游击，任游击总司令。位老是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鄂陕特委书记，后来改任鄂豫陕特委书记，并兼任游击队政委，与陈先瑞的总司令部一起行动。游击队分为1路游击队，2路游击队等好几路游击队。我当时在6路游击队司令部工作，我们那个游击队开始只有22人，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为了开辟根据地，大部队采取大循环行动，主要是把县城里的国民党武装和国民党地方武装搞掉，占领了镇安、柞水等好几个县城；另外，在每个地方固定放一些小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后来在河南、湖北、陕西相连的地区组成特委，并把分散的游击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七十四师。这一时期，位老任特委书记兼红七十四师政委。

　　位老对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别熟悉，真是专家。位老个子高、胡子多，老百姓说他是俄国来的顾问，说红军这么厉害是因为有外国顾问帮助。陕南游击队开始时只有一百多人，后来发展到近两千人。我们的部队发展壮大快，全靠位老和陈先瑞领导得好，他们建立便衣队侦察情况，敌情摸得透；每一仗都做充分的准备，不打没把握的仗。一般情况下，仗打不打?怎样打?由位老决策，具体打仗由陈先瑞指挥，他们两人配合得很好。一次，敌人集中了20多个团的兵力，进行围剿，我们声东击西，打破了敌人的围攻。部队老打胜仗，弄得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位老的威信很高，打起游击战很自如，办法很多，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险情，有他在就什么都不怕了。那几年在山里打游击，条件非常艰苦，敌情也很严重，但我们的部队尽打胜仗，损失小，装备越来越好，战士不仅有粮吃，有时还能吃上肉。红二十五军的吴焕先、徐海东对位老都很尊重，我也从位老那里学到了很多。

　　那时在山里打游击消息很闭塞，位老特别关心国家和国际大事，经常派便衣到县城、镇上邮电局去搞报纸。报纸上消息很多，有国民党的动态，红军的行动情况，国际上以及苏联发生了什么情况等等。位老非常注意分析研究这些报纸，用来判断敌情，作出决策，还经常给我们作时事报告。

　　陕南有很多大山，没有地图不好打仗，他们就带着部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展开大循环的游击战。这样做就是为了摸清当地的地形，搞清城镇的位置，很快便摸清了哪里有山，哪里有路，县城和村庄在哪里，敌人分布在哪些地方。情况清楚后就好安排兵力，该派排的地方就派个排，该派连的地方就派个连。他和陈先瑞带着部队，在群众的支援下一次就可以把国民党百十来人的地方武装打掉。在他们领导下，我们部队没有吃一次亏。由于熟悉地形，敌人包围上来了就可以采取急行军的办法把敌人甩掉。我们还曾采取奔袭的办法，长途急行军一百多里，带梯子登上宁陕县县城的城墙，消灭了敌人的卫兵，打下了宁陕县，活捉了敌县长，俘虏了国民党保安队一百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布匹和粮食。当时布匹很重要，可以解决过冬的问题。

　　位老很善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决策，非常注意保护部队的战斗力。一次，我们打下了宁陕县的三江口镇，位老说：敌人从西安派兵来，最快要三天，从别的地方派兵，把队伍组织起来也要好几天，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放心休整三天。于是，部队在当地安心休整了三天，很快恢复了战斗力。有一次，敌人进行大围剿，我们各个部队分散隐蔽。陈先瑞带领大部队把敌人引走了；位老由我们连保护着一起行动，我当时在连里任指导员，与位老一起隐蔽在深山里。那里只有一两户依靠打猎、种木耳、种参为生的人家，他们只有一小块种粮食的地。我们隐藏在那里没有被敌人发现，但是找不到什么吃的，位老平时很关心战士生活，他怕我们饿坏了，叫副连长带一个排天黑时下山，到地主家搞些粮食、肉、菜回来给大家改善生活。我说师长交待任务让我们保护你，下山去不是暴露了吗?他说没关系，山下没有敌人的正规部队，一些地主武装不敢上山来；他们即使向西安报告情况，从西安派兵来要走好几天，等他们来了，我们也该走了。我们根据位老的意见办，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又改善了伙食。

　　有一次，我们集中兵力和国民党的正规军唐炳勋的部队打了一仗，我们连担任突击队还立了功。位老和陈先瑞就是在我们连指挥作战的，那时我们在山上，下面是一条大河，河对岸是个镇子，唐炳勋的大部队没有进山，只进来两个营住在镇子里。我们用小部队在镇子对面打枪，引诱敌人出来；敌人出来后，这支部队边打边撤往山上跑；敌人过河追到山里时，我们的另一支部队封锁河道，截住他们的退路；我们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他们一个营，缴获了不少自动步枪、机关枪，大大改善了部队的装备。

　　位老爱看报纸，离不开报纸。开始我们不懂位老为什么那么重视报纸，时间长了，我们也体会到了报纸的重要性。西安事变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想到潼关附近搞报纸，在潼关至洛阳的公路上看到有很多人往南跑，就去打听，他们说西安出事了，发生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们在渭南附近打听消息，了解到中共代表团住在西安。当时我们没有电台，无法和中央联系，位老就写信给周恩来同志，与中央取得了联系，后来中央给我们派了报务员、机要员，配了电台。

　　位老平时的生活非常简朴，吃的、穿的都和大家一样。他的身体不好，部队给他配了一副担架，但他常常坚持自己走，遇到山路不好走时，他也是宁肯拄着拐杖往前挪，也不肯让别人抬。有时，陈先瑞让人买只鸡炖好了给位老补补身体，他总是不肯独自吃，而是坚持与大家一起吃。

　　位老很重视统战工作，政治水平很高。西安事变后，我调到政治部工作，任宣传科长。位老组织我们学习中央统战文件，还亲自给我们讲课作报告，我们统战工作搞得比较好，还受到上级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