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2年12月，贺龙率红三军曾进入安康，途经洵阳、安康(今汉滨区)、平利、镇坪四县，转战11天，行程800余华里。使安康人民初步认识了这支劳苦大众自己的队伍，看到了穷人翻身解放的希望。遗憾的是这支因内部“肃反”扩大化而严重自伤到几乎“没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安康的时间太短活动太少而没有给安康以更大影响。真正使安康人民认识红军、了解红军、懂得较为全面而深刻的革命道理的则是长征转战陕南的红二十五军(其时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在包括安康地区的旬阳、宁陕、石泉、汉阴、安康县(今汉滨区)一带，东征西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安康人民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了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英勇奋战的光辉历程，使安康人民的革命斗争逐步由自发走人自觉，广大农民和革命青年被组织起来，积极投身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苏维埃的革命斗争，主动支援前线，掩护部队，救治伤员，保卫胜利果实，参加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自罗山出发长征时仅2980余人，经过陕南八个多月的战斗和由陕南向北的艰苦征战的严重减员，到1935年9月进入陕北结束长征时，除红七十四师一部近千人仍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外，尚有3400余人的精干队伍。仅此就足以说明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的重大影响和包括安康在内的陕南人民对红军的巨大支持。

　　二

　　在包括安康在内的陕南人民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参加工农红军的同时，红二十五军在这里的斗争，还直接促成了安康贡献于中国革命的唯一一支武装——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诞生。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前身，是由陕警二旅中汉阴籍的何振亚等爱国官兵起义后组成的陕南游击纵队。起义前，何振亚等人虽受“九一八”事变和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一定影响，自发的组织了秘密的“抗日救国赤卫团”，提出了抗日救国、投奔红军等八条宗旨，为武装起义走上革命道路作了一定的准备。但是，最终促成其起义的直接原因，则是在受命围剿红二十五军过程中对红军的接触、了解，以及亲自经历的连连失败。

　　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刚到陕南立足，蒋介石便急调第四十一军一一五旅两个团和第四十四师一三○旅三个团开入陕南，由杨虎城统辖，配合陕军一二六旅、陕警第二旅、警卫团等部，发起了第一次“围剿”。红二十五军依靠刚刚开辟的郧(西)旬(阳)镇(安)山(阳)四县边界根据地，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先经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重创陕军一二六旅，又经石塔寺伏击战，毙、伤旅长张飞生以下200余人，俘400余人。4月9日，再经九间房伏击战，消灭警三旅一团一营，俘旅长以下官兵1000余人。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军还完成了鄂豫陕根据地的开辟，成立了鄂豫陕边区及两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扩大到3700余人，组织地方游击武装2000余人。此后，红二十五军又经奔袭紫荆关、袁家沟伏击、北出终南山等战斗，不仅全歼警一旅，重创敌四十四师，粉碎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而且直逼西安，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西北的老巢。这一个接着一个的重大胜利，极大的震惊了国民党官兵，加之红二十五军在战斗中认真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发布并广泛宣传《告国民党士兵书》，欢迎白军士兵，从而使一部分积极主张抗日救国的爱国青年官兵逐步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号召打倒旧的军队和政府，才能抗日救国”(何振亚《从陕南游击纵队到陕南抗日第一军》)。而“红二十五军把俘虏放回来，这些人就说红军不杀俘虏，不掏俘虏腰包，纪律好。这就增加杨虎城部队对红军的认识”(杜瑜华《回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组建》)，“我们尾追红二十五军，看到他们纪律严明，对我和士兵教育影响很大”，“接二连三遭到红二十五军的沉重打击，官兵士兵低落，普遍厌战”(沈启贤《陕南抗日第一军的回忆》。“我们队伍尾追红军，沿途看到了红军留下的标语、传单，听到了红军如何好，爱穷人，打土豪，除恶霸等传说，使我心中对红军有向往，想投红军”(王展《营盘起义前后》)。上述这些直接参与和领导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起义、组建的将士的回忆，都充分反映了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和宣传，对促成他们起义有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与他们抗日救国的热忱相撞击，终于使张子新、王展等在1935年秋率先举起义旗，带一排人起义。随之，何振亚率一连之众再度起义。几次起义的武装汇合成陕南游击纵队，并学着红军的样子，模仿红军的做法配合坚持战斗的红七十四师，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游击斗争。

　　三

　　何振亚、张子新、王展等受红二十五军的影响而率部起义，其目的是参加红军。但起义后得知红二十五军已北上陕北。何振亚后来在回忆中说：“我们在拉出来之前，没有找上党，认为拉出来之后，党会找我们。但拉出来后，仍然找不到党，党也找不到我们。这时部队的团结、巩固全靠感情来维系。”刚刚脱离旧军队而且面临着随时被剿灭之危险的起义人员犹如没娘的孩子，那种渴望见到党，即刻得到党的领导的心情该是多么急切啊!

　　红二十五军主力北撤后，鄂陕、豫陕两特委于1935年9月9日召开联席会议，将两特委合并成立陕南特委，郑位三为书记，统一领导鄂豫陕边的革命斗争，并组建红七十四师。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成立，组成苏区“最高领导”，为在鄂豫陕地区坚持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可靠的组织保证。对于从陕警二旅起义的何振亚部，陕南特委采取了信任帮助的态度，思想上进行教育引导，物资上给以支援，行动上加以配合，打击共同敌人。

　　起义部队经大峪口进入秦岭山区。何振亚与在鄂豫陕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请求改编和领导。当时红七十四师组建不久，由于干部很少无法派出，建议何部先不宜打红军的旗号，可以“陕南游击队”名义开展活动。按照红七十四师的建议，何振亚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何振亚还带张孝德(起义时班长)，洪九畴(起义时文书)二人到红七十四师参加会议。双方议定纵队在镇安以西活动，红七十四师在镇安以东活动。实行的政策与红七十四师一样，即打土豪杀恶霸，给穷人分衣物、粮食、保护行商等。陕南游击纵队坚持学习红军，打富济贫，顺应了秦岭山区穷苦农民的要求。经过三四个月的活动，部队发展到500多人。1936年5月，中共西北特支派共产党员杨江、杜瑜华和沈敏到何部工作，何振亚表示接受党的领导。后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中共西北特支指示部队组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任命何振亚为军长。8月13日，部队在镇安县紫荆乡刘家大院(今属汉滨区所辖)举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大会。会上散发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宣言书》和《告民众书》。干部战士为部队的新生欢欣鼓舞。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这一策略方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后，挥戈北上，在镇安、宁陕、石泉、汉阴、安康山区与敌周旋。杨江在向中共西北特委汇报工作后，带回了特支给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信。信中说明陕南抗日第一军是党领导的部队，请其给予支持和帮助。郑位三等热情接待了杨江，并把缴获的二万多元邮票交给杨江，支援抗日第一军。9月17日，抗日第一军与红七十四师双方领导人在安康县枧沟口会见，商定划分作战范围，即抗日第一军在镇安以西活动，红七十四师在镇安县以东活动。红七十四师还向抗日第一军赠送了一批枪支弹药，进一步密切了两支军队的关系。此时，经过“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郑位三后来在回忆这段情形时说，“我们分析何振亚有好的政治目标，就主动靠拢，有时相距只有30多里路，一次西安的干部来说是党员，是由西安党派来的，请我和陈先瑞同志到何部去讲话。我留他们住下，并讲了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决议精神。我们还送给他们些枪支、子弹和几万元敌人的邮票等三种礼物。以后我们当他们是友军，有了正式的来往信件。陈先瑞还去给他们作过报告，并告诉他们一些工作方法和打游击的办法。从此以后与何部取得正式联系。”就这样，一支从旧军队起义的部队，由于有了党的领导，有了郑位三等领导人及其领导的红七十四师的教育引导和帮助，很快成长为一支革命武装。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部队得到迅速发展，由500余人又扩大到800人。何振亚回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长经历时感慨地说，“我们在陕南期间，部队能达到钳制敌人一部，取得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基本原因：一是红军主力声势浩大，在群众中有良好的政治影响，给我们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加之反动派的逼迫，使我们自己认清了光明道路，下定了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二是郑位三同志的帮助、领导与内部的团结一致；三是仿效与执行了红军的政策办法。最重要的是有了党的领导，部队有了政治工作和党的政治军事路线。因此，保存与壮大了自己，打击了敌人”。